《目击时尚》

遭遇消费时代

作者:刘君梅

戏说流行厨具

微波炉

买这么一件电器不过是一个家庭迈出的一小步;对急着改变厨房“千古旧貌”、急着奔向“小康生活”的国人来说,这可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大步。

它可不仅仅是一个“家电”,它有可能完全改变你的生活——从此,你要看“微波炉食谱”,吃“微波炉食品”,用“微波炉厨具”。对“微波炉生活”,你是否有充分准备?

包饺子模子

这个售价约40元的小用具是日本人的雕虫小技,它使忙碌的现代人“想吃就吃”,它也预示一种前景:一个褶一个褶捏出的手工水饺将越来越稀有。和手擀面一样,它最终将被视为罕见的艺术品。

切蛋器

孔子曾言“割不正不食”,说的是食物要“有型”,这是把饮食上升到了审美层次。我国古代创造了200多种刀工技法,佛手刀、麦穗型刀、蜈蚣刀、棋盘刀……种种花刀技法让现代人目瞪口呆,直叹自己笨。幸好有了切蛋器之类的切割用具,让我们不必真练成一手绝活便可在餐桌上“花样多多”。非专业人士也有了大厨的手艺,你说这样的小厨具卖你几十元贵不贵?

多功能厨剪、捣蒜器、起子

501元一把的日本产“多功能厨剪”能剪带骨头的肉、能起瓶盖,中间的“虎口”还能夹坚果。与售价在百元以上的罐头起子、捣蒜器一样,这个顺手、好用又结实的厨房硬器是对主妇们的“怜香惜玉”,也给喜爱工具的“新好男人”带来乐趣。

调味瓶

目前超市中的调味瓶最时髦的是木制和玻璃制的,前者泰国产,后者法国造,售价几十元至七八百元,它们的另外一种叫法是“调味樽”。“樽”与“尊”同音,似在提醒我们注意这些小玩意儿的地位变化。我们讲究调味品,继而讲究盛放它们的容器,“可口”还要“可目”一这是“精致生活”的原则。

流行音乐·性·性别

如果时下的大众文化是一个大超市,流行音乐就是你必然要经过的一条甬道,无论你需不需要,歌为你而唱,曲曲折折总要传入你的耳朵。可能电台、电视台和商场的播放只给了你一个最初的印象,路人的哼唱使你记住了其中一句曲调,最后有个偶然的机会听到完整的一遍——如果歌手的普通话纯正还能听清楚歌词。但是这2年来不断有人抱怨歌坛沉寂,乏善足陈。这恐怕不仅对歌者、对听众来说也是一件尴尬的事,因为这种音乐与我们所处的日新月异、花样翻新的商品社会如此般配,与我们所有的流行书刊、时装、大片等等快餐文化如此一致,我们怎么会觉得与它如此疏异呢?

流行音乐本身是贫弱的,但其中闪现着生活的景观和你我的影子,人们在听它时可以得到对自己的肯定,并且期待于此。也许只有当它唱出我们感到却没有听到,或者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的东西时,它才能成为我们需要的东西,在那个大超市大大流行起来。

前几天我第一次完整地听到田震的《野花》,使我吃惊的当然不是同名专辑在1997年卖了60万张(不包括盗版),而是歌词的率真与大胆:“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的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如果这慾望它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挥去。”

其实流行歌曲中从来都不缺少性爱,但它往往被掩盖在爱情下面,可谓爱如潮水,性如礁石。性可以是健康的,可以是不健康的,这一点上和爱毫无二致,但公开谈论它却常常不合时宜。这盘专辑的畅销说明它顺应了许多人的心理,但却并不能为自己和性正名。田震在一开始接受采访时说:“这里面没有什么性的问题,我的确非常喜欢山坡上那些不被人注意的野花,它们有一种坚韧的劲儿。至于说这首歌有什么暗示,那是别人的事儿,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好了。”实际上,在融洽地交谈后,田震才说:“即使我现在唱这首歌还是有很多人议论——‘这个田震怎么怎么这样?也有点儿太那个了吧。’要是10多年前唱这首歌,那可就不是招某些人说的事了,肯定得关进去。那时候唱唱黄土高坡、唱唱妈妈的吻还可以,谁要是唱什么爱呀爱呀的,就被人说不正经了,还敢提到性?当然要是再过10年来看,这首歌又算得了什么呢。”

其实,这首歌要放到民歌里又算得了什么呢?多少年来民歌咏唱的大多是一个性字。我听过一首悠扬嘹亮的西北歌儿,歌词是:“阿哥是天上龙儿一条/阿妹是地下花儿一朵/龙不抬头而儿不下啊/雨儿不下花儿不开。”我们可能不喜欢让未成年人听到这样直露的咏唱,但也不会把它归入《十八摸》一类黄色小调儿。

80年代的崔健之于中国有些像beatles之于60年代的西方,他唱出了一代人的愤意和困惑;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收入了《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两首歌词,大概也基于此。《一无所有》首先是一首情歌,其次则通过对性的坦白的描写,抒发了一种倦怠的情绪。同盘专辑中的《一把刀子》更充满了激情:“光溜溜的身子放着光辉/照得你那祖宗三代露出羞愧/你张开了胸怀还伸出了手/你说你要的就是我的尖锐。”大学时代许多人想听清这首没印出歌词的歌,大概只听清了最后一句:“我要穿过你的嘴亲吻你的肺。”

不久以后,黑豹乐队就清清楚楚地为我们高唱:“不必过分多说/你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无地自容》)、“你若需要我就请你找我/我带你回家去充饥解渴”(《眼光里》)。在这里,突现的正是像豹皮一样光滑油亮的性,它在现代年轻人的生活中窜来窜去;但是对性的直接追求几乎同时就披着颓废的外衣,取名《无地自容》大概表示了一种道德评价。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唯其暴烈,困难长久。90年代以来,随着商业文化的普及发展,随着跨国资本对国内文化产业的渗透和影响,本土文化产业的体制日益完善,市场争夺和利益分配以及大众心理的迅速演变,任何一首歌都不再是任惰任性唱出,而且年轻人也不再有底气高唱崔健、黑豹和唐朝,他们更忙于挣钱和消费——我们所面对的不是性的压抑和一个眼罩,而恰恰相反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反叛性不再引起太多人的共鸣,他们对流行歌曲的要求更多的是一种情绪调节和情感刺激,是轻声吟唱而不是引吭高歌。

因此,一方面是在大量港台歌曲和大陆的类港台歌曲中爱河泛滥,充满无关痛痒的爱恨得失,里面间或有着对性爱的星星点点的暗示,却完全出于商业动机。另一方面,大陆音乐人寻找着一个又一个可以使自己或别人感兴趣的说法。校园民谣充满一种健康、温暖却又不甚成熟的情感体验,而《小芳》、《弯弯的月亮》、《涛声依旧》、《孔雀东南飞》营造着怀旧的氛围,后两首歌更直接以古诗起兴。《纤夫的爱》以民歌的形式、传统的男女恩爱的内容唱遍全国,其中既有蛮憨肯干的男人、娇小柔媚的女人,又有着“等到日落西山头让你亲个够”这样的性爱表白,其流行有十足的当代社会心理背景。

大陆如此,台湾又怎样呢?罗大佑的三阙恋曲既是个人对爱情和性的不断追问,又鲜明地映照着时代特色,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心理的沉淀。1982年的《恋曲1980》这样唱道:“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1986年的《恋曲1990》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它复归传统的价值取向,“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到1994年的《恋曲2000》,罗大佑借恋曲形式进行东西文化上的反思。这盘盒带中的《台北红玫瑰》则更像一个传统文人在后现代筵席前的押饮:“今晚的我不早睡/台北红玫瑰/再来一杯/你的酒量也可贵/请饮入你那动人的嘴……到此已经无所谓/今晚我不醉不归/你的怀中/体香随心思浮动/不外是深情比酒浓。”

由《野花》所引发的问题恐怕不只是性,还有一个性别的问题。我曾在一家酒吧听到男歌手演绎这首歌,他改动了两个字:“让我渴望的温柔(加重点号)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挥去。”大概这一下许多人就容易接受了,许多暗自窃笑的人就不觉得有什么好笑了——原词是“坚强”。“男人可以唱,女人就不可以。其实大家不都是人嘛,而且很多歌里女人是什么样子呢,简直就是男人的泄慾工具。”我想田震也是第一次对记者说出这样的话。她说,“我从前最讨厌的歌星是一个女人,我想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能那样——这个女人就是麦当娜。但后来这个印象有了改变,我在欧洲看了一次她的现场演出,我真的感到,噢,女人也可以这样。”

我带着类似的问题采访了正在电影学院进修的李春波。他说:“我没有觉得啊,男女挺平等的,有时候我觉得女人的位置还很优越呢。”但在谈到《小芳》时,他坦言这是知青的故事,小芳是时代的牺牲品。如果诚如李春波所说,“感情是相通的,现在的人喜欢唱写过去的歌,只是因为有相通的感情”,那么现代社会的男人们对心中的小芳唱着“谢谢你对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时,小芳在哪儿呢?她有什么感受呢?

我们或许不相信,女人比男人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在歌曲中女人的定位集中到两点:一种是天真得几近于傻瓜,一种是屡被遗弃的沧桑女性——这都是女歌手自道。而在男人唱的歌里,女人往往或高傲、或放荡、或如水、或如迷。女人真的像迷吗?再举个例子,关于朋友的歌不胜枚举,但几乎从来都由男人来唱,其中充满对艰难生活的感慨和对真心朋友的怀念与祝福,真情流露,颇为感人;而女人似乎就没有朋友,她们更“适合”唱祝福全人类的歌。比如叶倩文的《祝福》、李娜的《好人一生平安》、孙悦的《祝你平安》,这究竟是一种照耀大地的母性光辉,还是一种父权社会的吉祥物,委实不易说清。

反而是陈淑桦唱的那首《梦醒时分》(李宗盛作词)一听就是女人安慰自己的知心朋友的:“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悔恨……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

也许有时候人们会感到奇怪:一首歌怎么就流行起来了呢?他不一定喜欢,但他毕竟在哼唱——这就是流行音乐的魅力,”这就是商业文化的成功。它在我们周围盘旋,从我们身边滑过。

向前看的日本偶像剧

90年代以来,日本正流行着一种连续剧,收视率奇高不说,连录像带、歌曲带和电视小说等相关产品也都随之畅销不已。1994年港台的电视台推出首打剧目《东京爱情故事》、《一○一次求婚》、《难得有情人》等,这股旋风随即刮了起来。

日本偶像剧(trendy drama)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流行不采用。”那里面有最时髦的服装,最新的职业,热门的约会地点,新兴的爱情观,乃至于讲的话都是新鲜的流行语。《跟我说爱我》中男女主人公通过传真机互相“传”情,到《夏日求婚》沟通男女之间的桥梁成了电子邮件。1996年的《长假》打破了日本电视剧的收视率记录,其中一件件的美丽衣裳,一瓶瓶的红酒,一首首的钢琴曲——当然,还有爱情——令无数观众为之陶醉。日本偶像剧的主要演员要么是青春偶像,要么通过它便可能成为青春偶像。像《长假》中的所有配角,自此之后大多片运亨通。喜欢偶像剧的也未必有偶像情结,但多是那些触角敏锐,追求感人剧情、流行资讯,可以瞬间移情,投入最大情感以换取感动的年轻人。

偶像剧是日本继卡通画(片)、流行歌曲后第三项影响深远且超越国度的文化娱乐产品。它们之间颇有共通之处:节奏明快,精致美好,采用类型语言但发挥风格化的魅力。特别是漫画情节充满人际冲突,戏剧张力饱满,经常成为偶像剧取材改编的对象。柴门文笔下眼带桃花、颊有泪痣、睫发反勾、风流妩媚的赤名莉香造型(《东京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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