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交叉桥》

第二章

作者:刘心武

一掀开门帘走进去,侯锐就看见弟弟侯勇坐在迎门的大床上,手里摆弄着什么东西。

侯勇比侯锐要足足小九岁,他是一九六六届的初中毕业生。他那从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的转换期,恰处于混乱而怪诞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在惊心动魄的六六年“红八月”里,他曾跟随着学校里的一批干部子弟横冲直撞地破过“四旧”。到了一九六七年冬天,他又同一批干部子弟到山西省插了队。侯家的门弟,论起来是很成问题的,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他们的父亲侯勤丰是进过“死班”(即不许回家的“学习班”)的,但是在许多干部子弟的周围,你总可以看到一些象侯勇这样的人物,干部子弟可以公开地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是“狗崽子”;他们在内心里也看不起那些往往因为吃激素过多而发胖的“衙内”,但是他们却又可以几乎是整天地粘在一起,构成一种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群体。侯勇亲眼目睹,乃至深入了许多干部子弟那荣辱起落无常的人生经历。他最了解他们,因而最尊重他们,也最轻蔑他们。他能极清醒、极细致地分清哪些是值得尊重的,哪些是必须报之以轻蔑的。

一九六九年“九大”闭幕的那天晚上,侯勇他们正在山西的一个贫瘠的小村子里,高音喇叭里一边播出着“九大”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集体户”里的干部子弟们一边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高兴得大哭,因为他或她的父亲总算名单里还有;有的悲痛得狂笑,因为他或她的父亲果然从名单中消失掉了;有的为自己父亲或母亲的老上级“又出来了”而庆幸,有的为自己父亲或母亲的老上级“下落不明”而惶惶然;哭的、笑的、骂的、嚷的、吵的、痴的……一张张被离奇的政治生活折磨得变了形的、年轻人的脸在侯勇眼前晃动着,他觉得那是一本最有说服力,最好懂的生活教科书。当然,也有冷静得出奇,并未变形的脸,那是某一两个有思想有见解,而又不以“衙内”自居的干部子弟,以及几个同侯勇差不多身份的平民子弟。真可惜,对生活教科书中的这类篇页,侯勇研究得却并不多。

一九七四年的时候,侯勇和一些知识青年被抽调到了当地的一所工厂当工人,不久,他就同一个军队干部的女儿结了婚。当然,结婚的时候,那个军队干部仍处于塌台的境地,在湖北的一处于校中每日里“围湖造田”;但是侯勇的宝是押得既准确又耐心的,一九七七年,那个军队干部果然官复原职,举家迁回了北京,在复兴门外的某军队大院中恢复了四室一厅的住房待遇。从此,同爱人一起调回北京,便成了侯勇最直接、最重大的生活目标。但是一来厂里死活不放,二来他那老岳父出乎他意料地“古板”和“无能”,时至今日,竟仍未调来。不过由于厂里觉得侯勇在北京“有根”,到北京不用为住店的事发愁,还有诸多关系可以利用,所以让他担任了采购员,故而他常常坐飞机从太原飞回北京。此刻他手中摆弄着的,便是有待拿回去报销的飞机票。

见哥哥回来了,侯勇仅抬眼点了下头,便继续摆弄那飞机票,仿佛那是一桩多么重大的事情,他是故意这样,对哥哥,他也是又尊重又轻蔑的,哥哥那一代人读过许多的书,看过许多的没有看过的旧电影,还出了蔡伯都那样的名人,而且蔡伯都出了名以后仍常同哥哥来往,这些,都使他不能不尊重哥哥,但是哥哥竟是那样的窝囊!一个农村的中学教员!学校连围墙都不完全,迈出宿舍的门便等于来到了粪味四溢的田野!哥哥竟一辈子没出过北京,没坐过小轿车,更没坐过飞机!要不是侯勇攀上了个干部家庭,哥哥可以作为亲友偶尔去作一趟客,哥哥甚至于没机会迈进四室一厅的单元地面,没机会见识雪白的磁砌澡盆,窝囊废!

侯锐没想到弟弟又回来了,其实两个月前他刚出差来过一趟,知弟莫如兄,从侯勇那种摆弄飞机票的劲头中,从摊放在床上床下的显露出一种“场面上人”气派的旅行箱,手提包,民航机上免费赠送的口香糖,几份硬挺光腻的外文画报……上,侯锐一下子就看穿了弟弟的内心活动。他知道这是弟弟最蔑视他的时候,因此,他高度地凝聚起自己的自尊心,坐到紧挨着大床的桌边折椅上,用一种充分显示着兄长身份的庄重语气问:“这回呆多久?打算住哪儿?”

侯勇头也不抬,把飞机票搁进一个考究的蛇皮钱夹里,挑衅似地说:“我爱呆多久就呆多久,爱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

这意味着他不会呆太久,而且,他照例要在这个家中住下。对于侯勇每次出差来北京,总是基本上住在东单这个拥挤不堪的家中,而并不到复兴门外的军队大院里去享受宽敞舒适的住宿条件,蔡伯都曾向侯锐表示过惊异:“这是为什么呢?小勇他们的孩子不也搁在姥姥姥爷那边吗?无论坐地铁,还是坐汽车,进城也都还算方便,他何必非来挤你们呢?”对于这个问题,侯锐总觉得有点羞于如实回答,他笑笑说:“你是剧作家,你该知道他的潜台词,我倒等着你给我揭示出来呢!”

其实,侯锐清楚地知道,弟弟在那边是过不舒服的。他的岳父岳母,看来对他还很不错,但他的那些大舅子,小勇子和小姨,却总打骨髓里瞧不起他,认为他是一个趁火打劫的混入者。他们当面倒也没议论过他什么,但那种不把他当回事儿的神态,那种公开地为他老婆——他们的姐姐或妹妹——抱屈的情绪,以及每逢门当户对的客人们来访时,他们那种很不情愿地把他介绍给客人的劲头,加以时不时因为他弄不懂他们的生活方式而“露怯”所遭到的嘲笑,都使他浑身不自在。在那边,他是一个处于劣势的扫边角色,而在东单这个家里,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处于优势的主角。

侯勇收拾好东西,紧皱着眉头往南墙的镜子前头走去。屋里又狭窄又凌乱,他烦躁地把碍脚的一只藤椅踢往一边,凑到镜子前头,照了一照,便用两手去压挤鼻边的一个粉刺。那粉刺已经感染,正在拔脓,从倾斜的镜子里,侯勇看见了这个令人气闷的家外间屋的全景,他恨不得象压挤粉刺般地把这面镜子砸烂。“真是狗窝!”他愤愤地嘟囔着。

说狗窝当然是不对的,说“人窝”比较恰切。确实,只有“窝”字才能形容出侯家生存空间的紧迫。他们住的原是一间十六平方米的屋子。在侯勇的童年时期,这间屋子不但不显得狭小,甚而至于还给人一种宽敞的感觉。他五岁、妹妹侯莹三岁的时候,他们钻到方桌下面去“过家家”,一玩就是一下午。那阵儿,他们觉得世界有一张方桌大已经足够了。但是世界上却存在着如此令人遗憾的现象:人会一天天长大,屋子却并不随之展宽。到了侯勇和侯莹都上了高中时,屋当中便不得不经常拉上一块布帘,然而一块布帘毕竟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就在这间屋子里,在沉闷的夏夜,侯勇从睡梦中醒来,第一次震惊地瞥见了还未熬过壮年阶段的父母理应避讳儿女的行为,这是一种可怕的启蒙。那个夜晚过去之后,天明一起床,侯勇便仿佛变了一个性格。他原本对父母是极其尊重的,尤其是对母亲,觉得连她头上的每根头发都是那么神圣,但那天,当母亲照例提醒他上学时别忘了检查书包时,他却无缘无故地同她顶撞起来。

有那么几年,边间屋子减轻了压力,侯锐在远郊不常回家,侯勇到山西插队,妹妹侯莹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但侯家夫妇的头发也正是在那几年里大绺大绺地变白的。后来侯莹从兵团办“病退”回来了,侯锐又终于由蔡伯都介绍了对象,决定结婚,于是这间屋子又变得拥挤起来。为了给侯锐结婚,请房管所来打了隔断,一间大屋便变成了各不足八平方米的两小间。后来侯锐的爱人白树芬生了小琳琅,侯勇再带着他的爱人彭雪韵来看望公公、婆婆,里外屋最多的时候要同时活动着八个人。

现在反映在镜子里的外间屋,靠南墙摆着一张双人床,双人床与西墙之间刚好能搁下一个小衣柜,上头摆满了各色家用的东西,也还点缀着一些玻璃花瓶、塑料花束、廉价处理的艺术瓷器等摆设。小衣柜前支着脸盆架,一只旧藤椅勉强地搁在脸盆架与通向里屋的门之间。双人床北边,靠东墙摆着那张祖传的方桌,上面铺着有桔红色大花的塑料桌布,两旁刚好各塞上一把铁脚管木折椅,方桌靠墙处摆放着暖瓶、茶具,这也就是平日大家吃饭的地方。方桌上方挂着镜框,镜框里是家庭成员们的各种排列组合的合影,也奇怪也不奇怪的是,占据着镜框中心的是侯勇岳父、岳母的军装照。其余几面墙上过于琐屑地张贴着一些年画或从画报上剪下来的风景照片,以及电影明星的头像。在双人床正上方,年年照例挂着豪华艳丽的大挂历——那是在邮电所工作的父亲,自豪地拿回家来的一种单位难得赐予的福利!价值五元以上,却只以两元的优待价格卖给本单位职工。

平心而论,这屋里的一切绝不意味着贫穷,甚而可以说是富有一种甜腻腻的小康气氛。然而那种拥挤和壅塞的感觉,的确比贫穷更令人感受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窘迫。侯勇挤着他脸上的粉刺,满脸是一种承受着别人侮辱的受难感。侯锐坐在桌边折椅上,望着镜子里弟弟的面影,心里更是难堪。侯勇长得一点也不象他,侯勇是一张长方脸,眉毛很浓很黑,眼睛长而略呈“八”字状,鼻子很直,嘴岔很大,他的牙齿虽然整齐,但有一颗门牙是灰色的,与周围的牙齿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这甚而成了他的一个最令人难忘的特征。

望着这样一个弟弟,侯锐心里很难过,他们共存于这样小的一个空间,但他们的心却离得那么样的遥远。他应当对弟弟说点什么,才能逗出一个微笑,引出一点温情呢?

“你这回出差,是要办什么事呢?”侯锐尽可能蔼然地问。

侯勇已经挤完了粉刺,走到洗脸盆边去打算洗脸,毫不留情地说:“说给你听你也不懂!”

侯锐气得夹烟的手一个劲儿哆嗦。他抬高声调说:“问问你怎么了?我不懂,你也可以讲给我听听!”

“我没心思讲那个。”侯勇发现脸盆里的水很脏,端起来冲到门边,掀开门帘就往外泼,不巧溅着了推车打侯家门口经过的邻居二壮,二壮一声吆喝:“长点眼睛嘿!”侯勇没理他,转身就到方桌边取暖瓶,提起一个发觉是空的,心浮气躁地就把那暖瓶一顿,提起另一个发觉水也不多,便破口埋怨起来:“一个个不知道整天净干嘛了,连热水都不预备着,真跟猪似的!”说着便“哗啦”一下把那暖瓶中的热水,尽数倒在了脸盆中。

“你文明点好不好!”侯锐忍无可忍地说,“甭端出那么个架子来,好象大伙都欠你点什么似的。”

“得了得了,”侯勇扭过头,轻蔑地说,“你少费精神管我吧,把你这点精神拿去给你自己活动活动房子,比什么不强!”

“你——”侯锐站了起来,眼看就要跟侯勇吵开了,这时候一个人进了屋,她看两眼便明白了屋里的形势,顿下脚说,“吵什么吵什么,亲哥儿们,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

进屋的是他们的母亲。

这是一位已经五十八岁的妇女,体态已经略显臃肿,头发也近乎全白,但面庞的皮肤还很红润。仔细望去,就会发现大儿子侯锐眉眼非常象她。侯勇可是全然不象她,但这两年来,她最钟爱的,偏偏是对家里人说话一律粗暴蛮横的这个老二。

她原是附近一家街道绣垫社的工人,前年退的休,在她的老二戏剧性地娶了一位军队干部的千金以前,她的视野所及是极为有限的,她的日常生活中也简直没呈现过什么异彩,他们那个以绣边、烤黄小桌垫为业的小小作坊,除了两三个半残废的男人外,全是些未蜕尽家庭妇女气息的中、老年女工。记得有一回他们所属的街道办事处从农村弄来了一车麻梨,不知怎地忽然也想到了他们那小小的绣垫社,允许他们也去购买一次便宜货。这件事竟使得她和她的同事们无比激动,这既体现着一种政治待遇,也体现着一种福利享受。她们提前下了班,结伴来到了街道办事处的大院里,排队等候着秤自己的那一份梨,轮到自己时,她们便尽可能地挑拣大个几的,请求允许多买一点,而全然不顾周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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