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交叉桥》

第五章

作者:刘心武

十五

侯勇打完电话,掀帘进屋一看,使不禁心里发堵。

屋里满满腾腾全是人,方桌上摆了儿样酒菜,父亲侯勤丰已经下班回来,正与侯锐分坐在方桌两边对酌。侄女小琳琅趴在床边,一边玩一个已经跌破了头的旧塑料娃娃,一边吃着一个棒棒糖;母亲和嫂子白树芬一个坐在藤椅上,一个站在洗脸盆架子前头,兴致勃勃他讲着什么。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糖醋带鱼的味道,这味道使侯勇深入骨髓地意识到这间屋里的低级与鄙俗,加以刚才的电话弄得他心烦意乱,他恨不得立即发作一番,泄一泄心中的郁闷。

“老二呀,你也来喝两盅吧!”父亲见侯勇进了屋,如获至宝,居然欠起身,象让客人似地来了那么个动作,这使得侯勇把一腔邪火压了下去。在他看来,父亲的姿势、表情,集中体现出了父亲的慈祥、善良、庸俗、浅薄、懦弱、诚实……侯勇勉强做出一个笑脸,说了声:“爸,您先喝着吧,我有点累,先去里屋靠靠。”便理也不理正对他点头的嫂子,几步迈进了里屋。

侯勤丰与老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三个子女都充满了自豪感与信心。侯锐曾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诗作一事,至今他仍念念不忘;而且,每当他在邮电所发信载有蔡伯都的剧本的刊物时,他便不由得油然联想起自己的老大侯锐,他总觉得凭老大的才学,早晚有一天,他也会在发售刊有侯锐大作的杂志。对于侯勇,他的满意自不必说了,只不过他比老伴自尊,他去亲家的次数,一年控制在“十·一”和春节这么两次,而且从不在那里留宿,甚至也不在那里洗浴,他总觉得当亲家母才有资格享受的事情,他作亲家翁的不必去沾光,对于侯莹,他仍然坚信是可以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丈夫的,刚才听说蔡伯都正给侯莹介绍一位当编辑的对象,他不由得心花怒放,借着酒兴,他笑吟吟地说:“好呀,赶明儿老大写诗,女婿编诗,我来卖诗,咱们家都在一行上了!”

侯勇进了里屋,靠在侯莹睡过的床铺上,本没有注意听屋外几个人的谈话,忽然,嫂子的亮嗓门把这样的话语甩进了他的耳中:“……咱们东单十字路口的立体交叉桥,听说可能明年春天开工!咱们这儿今年秋、冬还不得拆迁完毕?……”

啊,立体交叉桥!

侯勇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电影上见过的鸟瞰镜头:立体交叉桥在大土上划出优美的直线与弧线,穿梭的车辆自由自在地奔驰着……

是啊,有了立体交叉桥,不,甚至还不需要建成立体交叉桥,仅仅是开始拆迁这周围古老的胡同,包括侯家在内的许许多多家庭的命运,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啊!

在拆迁的过程中,侯家起码能够分到一个三间的单元,那就够了。侯锐夫妇和小琳琅尽可以占据一间,父亲母亲平时占据一间,侯勇回家时,侯莹暂去同母亲同住,父亲同侯勇合住一间,岂不天下太平?侯锐夫妇和侯勇都不在家时,家里会多么宽敞,侯莹的神经质,在那宽松的空间中定会得到慰息,因而她也就可以更顺利地嫁出去……侯勇和爱人倘若调回来,怎么住呢?也住得下,侯莹嫁出去空出来的那一间,不就正好留给了他们吗?侯锐一家的户口,一旦拆迁完毕以后,也便可以暂时迁出一段,以利侯勇夫妇调回,那么他们有了漂漂亮亮的房子,那户口干嘛非死留在父母的房口本上呢?……

唉,立体交叉桥!

快建成立体交叉桥吧!不,就算一时半会儿建不成,也快点拆迁吧!这对于政府来说,对于那些已经住上了宽敞的房屋,享有着充分的空间的人来说,该并不是一桩十分困难的事!

有了立体交叉桥,侯勇也就不用找葛佑汉,去进行那莫名其妙的三角交换的把戏了;也就不必为自己家与岳父家的强烈对比而痛苦了,也就不会对哥哥和妹妹那般粗暴了。甚至对二壮,也就不会有一种天然的隔阂与仇恨了;侯勇的灵魂便可以不再那么蜷曲,那么萎缩,那么压抑,那么愤懣,那么烦躁

侯勇就那么靠着,向往着,什么理论,什么宣传,什么道德说教,什么文艺感化,什么会议,什么口号,什么文件,什么精神,什么民主,什么奖励……他认为寻他都不管用,啊,我只要一座立体交叉桥,给我一座立体交叉桥!

立体交叉桥,这意味着将有限空间向宽阔处开拓,意味着将拥挤的人流向开阔处疏导,意味着给人们提供更多的空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供更多必要的回避机会,因而也就意味着抚慰、平息大量因空间壅塞而感到压抑与痛苦的灵魂!

这个晚上,侯家的人又说起了立体交叉桥。他们没有意识到,每当他们聚到一起时,这个话题便会自然而然地排挤掉别的话题,而成为他们谈话的一个长时间的中心。

这回,又是白树芬头一个提起立体交叉桥的,白树芬的一个大学同学,后来调到了市政建筑公司工作,她的消息是从她那儿来的,似乎格外具有权威性;其实,那仍不过是一种传闻而已。

十六

侯家以及他们那一片的居民,与其说是向往着立体交叉桥,不如说是向往着拆迁。

拆迁!对于北京市成千上万仍旧住在古老的、不方便的、往往是拥挤的平房中的家庭来说,不啻是福音,是通向光明与幸福的阶梯。拆迁总是伴随着这几种情况发生的:要建庞大的公用建筑;某系统某单位要征用地皮进行扩建;要为首长建筑用房;房屋危险需拆除重建。解放后的头十多年里,政府对拆迁户充满了歉意与关怀,所以,几乎所有的拆迁户所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凡拆迁到新住宅的,不但肯定可以改变几代同室的拥挤状况,而且往往大大地扩大了居住面积,改善了居住条件。那时候,拆迁户本身很少提出非分要求,未轮到拆迁的家庭对他们也不嫉恨,因为总觉得市政建设发展得很快,不久也便会轮到自己。主办拆迁的工作人员们那时也比较廉洁公道,很少有因受礼受贿或因“背景”、“面子”而徇私的事情发生,直到今天,人们还津津乐道一九五九年因修建人民大会堂而拆迁的那些住户的可羡命运,他们不但一律迁到了比原有条件好的新住宅楼中,而且,人民大会堂建成后,他们又一律受到了市长的亲自邀请,成为了那富丽堂皇宫殿的首批参观者,并在金碧辉煌的宴会厅中受到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款待……

然而,北京市政建设的发展远非一帆风顺。

看看散布在北京城内外的近三十年所建的居民楼吧,五十年代初第一代居民楼的典型,如景山后街两旁的那一组高楼,高大的琉璃顶,宽阔的玻璃钢窗,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大开间……绝不实用,但体现着当时人们的心境:社会主义就是如此气派,共产主义指日可待!第二代居民楼所建不多,其典型如西城福绥境大楼和广渠门内大街的“安化楼”,没有大屋顶了,但追求层多体大。那是一九五八年“城市人民公社居民住宅”的活样板,当时的时代气氛,是“共产主义就在眼前”,而“共产主义”的象征之一,便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许多居民在自豪的锣鼓声中搬进去了。开头,他们也曾被人羡慕,但很快地,随着“大跃进”理论上的绝对“成功”和实践上的彻底失败,待建的这类楼房停建了,住进去的人们一天比一天更烦恼与苦闷;电力缺乏,无法安装与使用电梯,住在八层上也只好爬上爬下;以煤气为燃料始终只是一种设想,因此还得从楼下往上搬蜂窝煤;有几年冬天,甚至无法供应暖气,因此家家只好升火炉取暖,于是大楼很快便被熏黑了,加以保养工作很差,现在看去,这样的大楼便有如搁浅在沙滩上的生锈的巨轮。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新的居民楼盖得很少。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春天,是第三代居民楼大规模崛起的黄金时代,在和平里,在三里屯,在西郊的许多地区,设计得比较合理的、外观看上去也算顺眼,然而无可避免地互相雷同、显得单调的大片不算太高(以五至六层为多)的居民楼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住在这些楼里的居民,至今仍被楼外的大多数北京人视为天之骄子,人们在拆迁时所最向往的,就是这类居民楼里的单元。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六六年夏天的急风暴雨一来,这样的已盖好而未及住上人的空楼,便首先成了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小将:的临时招待所,他们毫不爱惜这些新楼,所造成的破坏,使后来迁进去的居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一一弥补上。到了一九六九年左右,“随时准备打仗”的气氛甚嚣尘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都投入到“深挖洞”的伟大工程中去了,于是在北京各处都出现了一些名副其实的“简易楼”,又名“战备楼”,这算是北京市的第四代居民楼吧,它们的特点是低矮、狭小、单薄、丑陋;这类楼房在修建时还往往把一些砖头突出,以形成“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标语,后来人们意识到这是无谓的与不必要的,又搭起沙篙架将它们一一凿掉,结果本来就很丑陋的楼墙就更显得不堪入目。“简易楼”几年后便声名狼籍,于是,从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起,又开始兴建闻名于世的三门工程,即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一线的原顺城街(内城与外城的分界线)南侧,盖起了一排有如灰色高墙般的多层居民楼。这些居民楼的特点是只求总体高耸集中的“唬人”效果,而设计上很不实用,施工也相当粗糙;这类大片居民楼的修建从那时一直持续到今天,随着近几年人们思想的变化,每一座新建成的楼总比前一座建成的楼要多少改进一点,不但更注意内部的实用,也更注意外观的美观协调,这,大致就构成了北京的第五代居民楼。

虽然以上面的眼光计算,三十年来北京市盖起的居民楼已有五代之多,而且近两年来建成的数量与以往相比大有增加,但是能分到新楼单元的,主要还是大机关的干部以及各种需落实政策的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一般的市民仍旧排不上号,他们只好照旧拥挤地居住在古旧低矮的平房之中。不用往偏僻的地方去,即以从西单商场向北直抵新街口商业区之间的十里长街两侧而论吧,有多少居住在狭小黑暗的小铺面房中的家庭啊!他们开了家门就是人行道,没有厨房,只好把炉子搁在门外,用漆成灰色的铁皮做个小罩子,罩住那炉子。有时早晨现升火,从拔火筒中冒出滚滚的浓烟,与马路上汽车排出的废气在空中汇合在一起,形成一张罩住北京城的污浊的气网。象侯家这样的住在胡同小院里的家庭,跟他们一比,还算幸运的呢!

这些住在古旧拥挤的平房中的普通市民,既然不可能象大机关的干部那样,有机会分到新楼单元,他们便只得寄希望于拆迁,故而他们经常把拆迁作为一个话题,随时展开着牵心挂肺的议论。有的企望着在自己那一带盖剧场,有的企望着有自己那一带盖旅馆……侯家那一片的居民,则企望着在东单十字路口早日修建立体交叉桥。

随着人们见识的增长,拆迁中的戏剧性因素,特别是闹剧和悲剧因素也不断地增长着。

常有这样的事发生:住着较好平房的人,自愿与住着较差平房的人换房。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打探到了这样的消息:后者所住的那一带将要开始拆迁!

也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一大片房屋已经拆掉,出现了一片颇大的空地,但独有一所摇摇慾坠的住房仍兀立在那空地之中,里面依旧住着人,屋外的几株蒙满尘土的向日葵也便依旧耸立着,而小厨房里也照例往外飘着油烟……凡懂得拆迁一事的北京人都知道这是为什么:房里的主人向拆迁的部门提出了很高的条件,对方如不应允便坚决不搬!这种拆迁中的“硬骨头”,虽不一定能够如愿以偿,总也会比那些“听话”的拆迁户多得些好处。

还有许多不能直接看到的情况,一些如葛佑汉似的人物,他们本来与一场拆迁并无关系,但他们就象苍蝇扑向变质的鲜肉似的,闻味而至,与拆迁部门的人打得火热,从中得到好处;当然,更有一些为官的、有钱的、近水楼台的人在幕后进行着微妙的,或公然违章的,或表面上符章而实际充满“猫匿①”的勾当,结果是一些与拆迁无直接关系的人从拆迁中大获利益,而一些与拆迁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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