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眼影》

第11节

作者:刘醒龙

我给韩丁打了十几遍呼机,也不见他复机。主编比我更急,他不敢催师思,只好找我。我只得回从前的住处看看。下楼时,正好碰上沙莎,她叫我今晚随便找个地方躲一下,别回家。她家里的人要找我算账。我知道这一天总会来临的,来得这么迟,这让我意料不到。

韩丁正在收拾东西,女邻居同一个嘴chún很薄的体面男人,围着他说话。见我进屋,他们都怔了怔。随后韩丁将那男人介绍给我,说他是女邻居请的张律师。

我说:“我们真要吃官司了。想打官司就打吧,大家都能提高知名度。”张律师深沉地看着我嗯了一声,示意女邻居同他走。

韩丁告诉我他有了一套两室一厅住房时,脸上并没有曾经盼望的兴奋出现。在我的追问下,他说出房子是“猫头鹰”给的,自己已辞去先前的工作被他们招聘作为编辑的秘密。尽管自己每天都在面对大量的“黑箱”操作,我还是对此事表示吃惊。

韩丁说:“这一切都是设计好了的。”韩丁又说:“包括文章中的女主人翁,她就盼着你们杂志早点将文章登出来,好同你们打官司,拿赔偿费。”韩丁从床缝里翻出一条粉红色内裤。他想也不想就扔进垃圾桶。

我说:“韩丁,你真是个混蛋。怎么不早点从股票交易所的大楼上跳下来!”韩丁说:“可惜只有大户们才能上去,我没有这个资格。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一不小心就成了蚂蚁,怎么好意思去跳楼。”

韩丁拒绝了主编的邀请,不肯去杂志社,他急着要搬家,也到两室一厅的环境中过过瘾。他坦白地告诉我,这场官司的赢家只会是女邻居,因为到时候他会道歉,申明自己确实没有经过女邻居的同意,而写了她和她家的隐私。他还告诉我,其实师思一开始就察觉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深究,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像《智取威虎山》中的那个抓鸡的傻大个儿匪兵一样,在马路上踩出沉重的脚印,领着女邻居和张律师往杂志社走。进电梯之前,女邻居的目光在病入膏肓的老赵身上停了好久。老赵要女邻居和张律师在他的窗口前填出入证。女邻居将表格填好后,还回去时,老赵看着她的名字,眼睛忽闪了一下。

他们走进主编的办公室不久,从紧闭的门里传出主编发怒的声音。

我们这边一共有六个人,大家全都竖着耳朵在听。只有师思仍埋头看校样。我忍不住将她叫到楼梯间里,将从韩丁那里听来的情况全都告诉了她。

师思说:“我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我只是在想,谁上去当主编更合适。”我表示自己不会袖手旁观时,师思说:“你别自作多情,人家要不要你帮忙,还很难说。”我嘴里仍然没软,师思开导我,还没弄懂武汉这城市里做事的规矩。她说:“这是烂屁股的事,没人愿意让自己现丑。”女邻居和张律师走后,主编将我叫过去。我将从韩丁那儿听来的话中,除了关于师思的那一部分外,一一告诉了主编。主编说他要好好考虑一下。我建议他想办法将韩丁拉过来,让他作证人。

下班时,钱主任来接老赵,刚巧我、沙莎和王婶都在门口等车,他们四人合伙叫了一辆出租车往花桥方向走。这段路,同乘公共汽车相比,每人只多花一元钱。我对沙莎说自己去找韩丁,看看他的新房子。事实上我去了韩丁和我的旧房子。

最多比我早到十分钟的师思正唱着歌打扫房间。我劝她就将这房子占住,这样就用不着急着同那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博士搞拉郎配了。师思说这房子都建了七八十年,上面说拆就要拆,那时又不知怎么办了。

我告诉师思,自己今晚得在这儿逃避。师思正在犹豫,呼机响了起来。她一看后,脸都变色了。

师思说:“你陪我回家去一下。”出门时,我们叫上了女邻居。

女邻居开着“麻木”送我们去六渡桥时,向我们打听主编这人好不好说话,有没有赔偿的意思。我吓唬她,这样同人合伙做笼子,性质相当于诈骗。女邻居不但不怕,还笑起来,说如果做笼子是诈骗要坐牢,除非将武汉的饭店都改成监狱,才够关人。师思也笑。在武汉做笼子的事,议论起来,人人都会会心一笑。做笼子的机灵、敏捷与狡猾,在这笑中,变成了一种类似耍猴的东西。

“麻木”开进六渡桥大街背后的一条巷子,远远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在巷子中间对着一个中年妇女在叫。师思说这就是她妈妈和嫂子。下了“麻木”,师思上去问怎么回事。她嫂子抢着说,因为妈妈不懂得心疼儿子,所以她来补课。师思的妈妈气得话都说不连贯,说儿媳妇是想将公婆扫地出门。师思的嫂子马上说,这屋子小得舞不开扫帚,不用扫地就能出门。还说自己若是只有这么大的房子,根本就不好意思让儿子娶媳妇。师思还没说话,女邻居就丢下“麻木”冲上去,说师思的嫂子在当新媳妇时欠了一顿男人的打,所以才敢往婆婆头上爬。女邻居说,六渡桥的苕都能娶上漂亮媳妇,就因为这儿是风水宝地,摆只板凳在门口就能发大财。她当初想嫁六渡桥的男人都没资格。只好与六渡桥做邻居。女邻居说,别看她现在rǔ房不像rǔ房,屁股不像屁股,腰也不像腰,当初可比师思的嫂子漂亮多了。师思的嫂子这是沾了大便宜,要好好孝顺公婆丈夫才对。说着话时,师思的哥哥赶了回来,问是怎么回事。女邻居说,弄得长辈在一旁哭还能有什么好事,你应该二话不说,先给老婆一耳光,这才叫武汉男人。师思哥哥真的上去给了老婆一下子。师思赶紧上去拦,女邻居则将打蒙了的女人扯到一旁细细数落开来。我跟着师思他们进屋后,小小屋子站了四个人就难以转身。十二平方米的屋子被隔成上下两层。我无论怎么打量,也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安置下师思。

师思的爸爸羞愧得躲在邻居家不出来。我劝师思将妈妈爸爸带到老租界那儿去住几天,师思不同意,这个时候是关键,无论发生什么都得顶住。师思的妈妈哪儿也不想去,她说自己在六渡桥住惯了,换一条街都睡不着。

这时,沙莎打呼机唤我回去。回到家里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师思家住的那种地方简直比火车站里的公共厕所还不如。然后就想喊两室一厅万岁。

沙莎在努力收拾被家里人踩烂的房子。她对我说没事了。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哥哥为了自己的妹妹,将妹夫揍一顿的事,哪儿都会发生。所以才有天上雷公,地下母舅的说法。沙莎让我跪在地板上用抹布揩污垢。我擦了半间屋子后,她又不忍心似的将我拉起来,自己接着干。我蹲在一旁,她告诉我,她已说服家里人相信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我说谢谢时,心里一点也没有被感动,反而老在想师思家里的事处理完没有。

半夜里,沙莎对我说,她决定去监狱里看看牛会计。

半个月后,沙莎真的去了。回来后她说牛会计坐牢将人坐得又白又胖。

师思像是也长胖了些。她同杂志社里的那些女孩,一天到晚讨论减肥的办法。其中有一条是:当主编,然后被人追着打官司。

女邻居同张律师后来又来过三次,他们一次比一次强硬,咬定如果私了必须付给女邻居十八万人民币。他们还找了局长。局长表面没什么,但王婶说局长内心里开始烦主编了。主编当然比别人更敏感,他想早日了结这事,不惜将杂志社的财务家底和盘托出。主编自己提出的五万元上限是杂志社真实的承受能力。从这一点来看主编是急了。无论如何,主编不肯相信这事是“猫头鹰”在江南伸过手来操纵的,他要我们别提这事,事情没有这么复杂,世界也没有这么险恶。现在,我们都明白,主编这样做是不承认上了人家的当,他不能在这一点上丢人。据说,主编在这中间约过“猫头鹰”的头头,对方推说忙,不愿见面,才将主编刺激成这样。

在杂志为九八年的订数开始大战时,女邻居准时将我们的法人代表主编送上了被告席。作为第二被告的韩丁,也上了法庭,但他的表情是胸有成竹。当然,女邻居的诉状只要他赔偿三千元人民币。

主编独自一人应付官司,我们全都被他派到全国各地跑发行。断断续续地忙了一个月,到十二月初,订单终于回来了,两万多一点的订数让主编第一次冲着师思发火了。师思跑的是南方几省,那一带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好的时候曾达到过五万。不管怎么变化,南方几省的订数始终占有半壁江山。这一次,却掉得大,其中浙江一个省居然只剩下二十七份。主编说师思想让他下台也不能这么放冷箭。师思则说,她既不是鸡,也不是公关小姐,连请人吃饭的权也没有,她用尽了正常情况下的一切办法,没有空手回来,正好说明包括我们杂志在内的这个世界还大有希望。主编无论怎么愤怒,在师思面前也还是留有余地的。

春节很快就到了。腊月二十二,“猫头鹰”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迎新座谈会,我和师思都被他们请去了。所有人都得到一个红包。里面封了百元压岁钱。我得了两个,另外一个是他们许诺的百元美钞。他们的头头正式请我去他们那儿。面对那五十万的发行量,我不能不动心。让我犹豫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点是我看到韩丁的模样,比股市暴跌时还不开心。董博士倒是春光满面,他同我们握手后,正人君子般坐在师思面前不苟言笑。

我们的杂志只给一些关系户寄了贺年卡。大家都指名道姓地说,应该给主编吃点壮阳葯。

难过的还是过年的日子,不管是回黄州还是去唐家墩,听到别人祝我和沙莎夫妻恩爱早生贵子时,我都要努力地笑着,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当然,在这个城市众多人口中,不快乐的也不只我们。王婶和汪总是门里门外的一对冤家。钱主任更惨,老赵病成这个样子,还要在局里值班,连三十、初一都不落下。在深圳工作的女儿,到新马泰旅游去了,钱主任闲得无聊,竟考虑起给王婶和汪总征婚的事。她还同沙莎说,师思的事已有七成把握了。她已安排好,让师思在情人节这天同男方见面。

我想雪上加霜,故意在给主编打电话拜年时,将师思的事透露给他。

对这事惟一高兴的人是沙莎。喜悦让她在情人节到来的日子里,一天比一天温柔。

情人节的前几天,老赵终于无法起床上班了。大夫来家里看过后,吩咐准备后事。老赵像一盏熬干的油灯,正一点点地熄去,他那眼睛里的火苗越来越暗。沙莎奉命翻阅老赵的档案,她意外发现老赵二十年前就是正处级干部,当时他是另一个局的宣传处长。但在十九年前,他不知为何一调到我局以后,就主动要求担任门卫并兼做清洁工。沙莎将这些基本情况,交给写悼词的人。我、沙莎和王婶被局里安排就近轮流照顾老赵。老赵的眼皮一次次无力地闭上后,又奇迹般睁开。二月十四日上午,我同沙莎、王婶守在老赵家的客厅里。钱主任看着挂钟说,这时候师思该同董博士见面了,她安排他们在一路专线车起点站碰头,然后一起去东湖游玩。我以为钱主任搞错了。钱主任说一开始就这样,这是她的经验,有些人将真实面目露早了反而不行。这时,老赵突然在床上叫了一声。钱主任连忙跑过去,坐在床边问老赵是不是有话要说。老赵拿起钱主任的手,慢慢送到嘴边。我们都以为他要同钱主任吻别。根本没料到他会张大嘴将钱主任的手狠狠咬住。钱主任惊天动地地惨叫起来。我们扑上去,费了很大劲才将钱主任的手从老赵的牙缝里救出来。钱主任的手腕一会儿就肿了。我们拖着她上王婶家里去敷葯。待我们回来时,老赵手里竟握着一枝鲜红的玫瑰。玫瑰花瓣上的露水将花瓣和老赵的鼻尖粘在一起。我上前用手一试:老赵趁钱主任不在时,一个人永远走了。我跑到阳台上往楼下张望。上班时间,小区里静悄悄地一个人影也看不见。钱主任放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将那支玫瑰从老赵手里夺下来,用脚碎。

沙莎拿起电话给局长报丧。按道理,必须趁老赵尸体还在发热时将寿衣穿上。沙莎和王婶不敢动手,钱主任又只顾哭泣,我一个人没办法弄。幸亏汪总匆匆跑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有惊人的消息。王婶要他将老赵的寿衣穿好再说。汪总说这话他不说心里难受。结果,汪总边给老赵穿寿衣边告诉我们。长江大桥靠汉阳一头发生爆炸,一辆一路专线车被炸飞了,满满一车人全成了肉酱。我惊叫起来,因为师思很有可能就在车上。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师思同董博士已上了那辆大巴。突然间发现主编也在车上。师思就拉着董博士下去了。结果主编被炸得只有他老婆才能认出来。

在他的追悼会上,私下流传一句比悼词更容易让人记住的话:这样去死,不值得。

也就是这天晚上,我和汪总在我家里一人拿着一只啤酒瓶喝闷酒。隔壁屋里钱主任、沙莎和王婶,三个女人挤在一起抱头痛哭。她们反复嚷着一个话题:都做了一辈子的夫妻,哪来这样的深仇大恨。钱主任的手肿得像被蝮蛇咬过,打了两针先锋五号也不见消褪。

凌晨时分,很远的江面上传来汽笛声。沙莎突然一推我,她说:“我怕极了,人咬人太厉害了。蓝方,我们还是离婚吧。我怕你到时也像老赵一样。”我背对着她说:“要是你走在前面,我不就没机会了!”沙莎说:“你就开始咒我先死呀!”我俩不再说话。

天亮后,我揉着涩涩的眼窝对沙莎说:“好吧,我们今天就去将手续办了。”在婚姻登记处,意外地碰见王婶和汪总。他们是来复婚的。王婶说,他们也想通了,人只能活这一辈子,能原谅人的时候就要原谅人,上半夜为自己想想,下半夜为别人想,这事就过去了。沙莎冷静地望着他们,说我们现在正前赴后继。

离婚后,我和沙莎仍住在一起。对这套两室一厅里的一切物品与行动,我们都有详细的协议。包括早上起床后卫生间谁先用都有规定,所有一切都如美国法律那样周全。惟一疏漏之处是到了夏天,有空调的那间卧室如何轮流使用。在订协议时我想到这一点,但我没说。以沙莎的精明她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她也没说。有时我想这也许是我们与上帝达成的一种默契。

主编一死,韩丁那篇文章引起的官司就被人淡忘了。这天,女邻居突然领着那个在黄孝河路卖花的老太太来到杂志社。老太太就是女邻居的母亲,她对我们说,自己是那官司中的真正当事人,她来告诉我们的领导,什么赔偿也不用给,她要撤诉。我将师思指给她们。师思已被提升为惟一的副主编,主持杂志社的工作。她被过去自己造成的问题压得时常将眉毛抹得一只高一只低。

我问过她同董博士的情况。师思说就像到广东去吃那各种各样的虫子一样,开始有些恶心,后来情况就有好转。

有一天,我在外面同朋友泡酒吧回来,室里非常香。我忍不住敲了敲沙莎的卧室门。沙莎穿着睡衣,但她没有睡。她将自己的衣裙挂了满满一屋。床头柜上有只瓷罐,瓷罐里点着一只无烟蜡烛。上面的小盏里有一汪水。沙莎在那水里滴了一滴名为“岁月柔情”的香水,所有的香气都是从那水里蒸发出来的,让人不能不醉。沙莎要将所有的衣服都熏得像洒了法国香水一样。但是花费只有“毒葯”等品牌的十分之一。这样的香味会倾倒这座城市的许多男子。我对沙莎说了声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里。我想起师思身上也曾有过这样的香味。我一遍遍地默诵着这些充满香气的名字。只有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构思。这种热爱藏在一个人的骨子里,看起来很庸俗。夏天的消息在窗外悄悄传递着。不知黄孝河路上的窨盖会不会再次飞起来。楼梯上汪总用普通话说了句你好。王婶马上讥笑他在用弯管子说话。夜很深时,难说城市有无秘密。

             1999年3月8日汉口花桥

             (此文原载于《当代》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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