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连》

第八节

作者:刘震云

过了有三天,上边传来消息,说李上进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消息传来,并没有在连里引起什么轰动。因为三天时间,李上进已经被连里批臭了。任务布置下来,个个发言,人人过关,像当时批林彪一样认真。林彪能被批臭,李上进也被批臭了。

在批李上进的过程中,大家又起了私心。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最后分配,大家批得都挺认真。李上进出自我们班,我们班成了重灾区,指导员、连长都来参加我们的批判会。大家一开始还挤牙膏,后来索性墙倒众人推,把他日常生活中的大小缺点往一块一集合,一下堆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好像谁批得越多,谁就越不认识李上进似的。王滴原来也挺同情李上进,说他是“悲剧”,现在为了不影响自己分到军部,第一个发言,而且挺有深度:说李上进叛逃有思想基础,几年之前就带刺刀回家,受过处分。说得连长指导员直点头。发言一开始,下边就有人接了茬。中间休息时,连“元首”也动摇了,找到我,涨红着脸说:

“班副,我也要批判了。”

我看他一眼:“你批吧,我不让你批了?”

他脸越发红:“大家都批了,就我不批,多不好,总得做做样子。”

接着开会,“元首”便批了。说是做做样子,谁知批得也挺深刻,说李上进思想腐化,平时手里老是捏着个女人照片;把他关起来,还看了一夜。连长指导员都支起耳朵。我听不下去,便插话:

“那是他对象的照片。”

指导员说:“要是他对象的照片,还是可以看看的。”

我说:“现在保准不看了,一坐监,对象还不吹了?”

大家“哄”地笑了。笑后,都又觉得心里不好受,一时批判停下了。

中午吃饭,“元首”又找我:

“班副,我不该批判吧?”

我十分气恼:“‘元首’,你怎么这么说话?我说你不该批了?你这么说话,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班副!”“元首”又双手掩着脸哭了。

批过李上进,大家都洗清了自己,分配也没受大影响。该去军部的去军部,该去菜地的去菜地。终于,大家吃过一顿红烧肉之后,开始陆续离开新兵连,到各自分配的连队去。

第一个离开新兵连的是王滴。他可真威风,军部来接他了。来的是一辆小吉普。班里有几个人坐过小吉普?大家都去看他上车。他一一与大家握手,倒没露出得意之色。只是说:“有时间到军部来玩。”

排长本来在宿舍写信,揉巴揉巴撕了两张,也跑出来送王滴。王滴对他倒有些带搭不理,最后一个才与他握手,说:“排长,在这三个月,没少给你添麻烦。自己不争气,把个‘骨干’也给闹掉了。以后排长到大点去,有时间也来军部玩吧!”

把排长闹了个大红脸。

吉普车发动了,王滴又来到我面前,说:

“班副,我走了。”

我说:“再见王滴。”

这时王滴把我拉到一边,突然两眼红了:

“班副,你知道让我干什么去?”

我说:“不是当公务员吗?”

“说是让我到军部当公务员,今天司机才告诉我,原来军长他爹瘫痪了,让我去给他端屎端尿!”王滴说着涌出两包泪。

我也吃了一惊,说:“哎呀,这可想不到。”

他叹息一声:“我以前说话不注意,你可得原谅我。”

我一把握住他的手:“王滴!”

他说:“俺奶在家里病床上躺了三年,我还没尽一点孝心!”

我说:“不管怎么说,到那得好好干。”

他点点头,叹息一声:“这话就对你说了,可千万别告诉别人,不然又让人笑话了。”

我使劲点点头。

车把王滴载走了。车屁股甩下一溜烟。

第二个来接人的,是生产地的指导员,来接“元首”。指导员是个黑矮的胖子,也是河南人,说话十分直爽。“元首”分到菜地,本来十分沮丧。没想到菜地指导员一来,给他带来了喜讯:因分到菜地的都是差兵,相比之下,“元首”还算好的——在新兵连当过“骨干”,于是瘸子里拔将军,还没去菜地,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班副。这真是因祸得福,“元首”情绪一下高涨起来,给他的指导员让烟,围着问这问那。指导员叼着烟说:

“到菜地没别的好处,就是入党快些。”

“元首”更加高兴,手舞足蹈的。大家围着“元首”和他的指导员,也都挺羡慕,似乎去菜地比去军部还好。

“元首”咳嗽两声,看大家一眼,对他的指导员说:“指导员,从今以后,你说哪儿打哪儿,让我领着班里的同志喂猪也行!”

指导员“哈哈”笑了:“工作嘛,到家再说,到家再说。”

当天下午,班副“元首”,坐着生产地的拉羊粪卡车,兴高采烈地种菜去了。

其他战士也都一个一个被领走了。

战士们走完,我才背着背包离开了新兵连。全班比较,还数我分的比较好:到教导队去学习。因教导队离新兵连比较远,得到一个军用小火车站去搭火车。排长也要离开新兵连回老连队,也要搭火车,于是我们两个同行。离开了新兵连,排长放下了他的架子,与我说这说那。可我老打不起精神。

排长问:“你怎么了?”

我说:“排长,我心里有些难受。”

“怎么了?为李上进?”

我摇摇头。

“为王滴?”

我摇摇头。

“为‘元首’?”

我摇摇头。

“为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那为什么?”

我说:“我今天接到我爹一封信。”

“家里出事了?”

我摇摇头。

他瞪着眼睛问:“那为什么?”

“信上说,‘老肥’死了。”

“啊?”他一下跳出丈把远,吃惊地望着我,“这怎么可能?”

我把爹来的那封信,交给了他。

信是下午收到的。爹在信上说,“老肥”被部队退回去以后,没有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就在家里种地。一次三天不见他露面,家里着了急,托人四处找,最后在东北地的井里发现了他,尸体已经泡得像发面窝窝。村里人都说,可能是打水的时候,他的羊羔疯又犯了。

排长抖着信说:“他羊羔疯又犯了,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禁不住哭了:“排长,我了解他,他决不是羊羔疯犯了。”

“那是什么?”

“他一定是自杀!”

“啊——”排长瞪大了眼珠。

我们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没有说话。

快走近小火车站时,排长又问:

“多长时间了?”

我说:“信上不是说了,快半个月了。”

“你告没告诉班里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这时天已经黑了。戈壁滩的天,是那样青,那样蓝。迎头的东方,推出一轮冰盘样的大月亮。

火车已经“嗷嗷”地进站了。

“我们走吧。”排长说。

我们背着背包,向车站走去。

        1987.9.北京十里堡

       (原载《青年文学》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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