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

第二节 离婚的烦扰

作者:安安

●“我的东西交到魔鬼手里,我却每年被人赶出家门。然而,镇上的一些放荡女人却睡在我的床上……”

●卡西米尔整理出一份备忘录,向法庭披露妻子的一桩桩通姦行为。

●伟大的上帝!请您保护一切愿做好事的人,镇压一切要做坏事的人。

1835年2月,奥洛尔·杜德望同丈夫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在十一月份执行。但是卡西米尔却拿不定主意,并且变得容易发怒。妻子交了一些政治上的新朋友,使他深感不快。

夫妇之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奥洛尔打算撤销卡西米尔对她的家产的管理权。她说是卡西米尔把家产给弄光了。然而她同意甚至在离婚之后仍然供养他。

她在给伊包利特的信中说:“你可以想到,我不会让丈夫在麦秸上断气,尽管他不那么可爱。”

1835年10月19日,他们又发生了一场争吵,虽然说不太严肃,却决定了他们的决裂。

晚饭后,全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在客厅喝咖啡,莫里斯又要添奶油。他爸爸说:“没有了,到厨房去。滚开,滚出去!”孩子于是躲到妈妈身旁。夫妇俩接着吵起来,奥洛尔显得心平气和,而卡西米尔怒不可遏。他命令妻子出去,她回答说她是在自己家里。

卡西米尔说:“咱们等着瞧吧。滚出去,不然我就打你耳光!”在场的朋友都出来劝阻。卡西米尔气得发狂,朝他放武器的地方走去,大喊道:“让这一切全结束吧!”杜特伊看到他拿起一枝猎枪,便从他手里夺过枪,并且严厉地责备他。卡西米尔说:“要是惹我生气,我不能控制自己,也会打你两记耳光。”

乔治·桑用农妇的诙谐语调,对这次争吵做了叙述:

男爵一时起了打我的念头,杜特伊不愿意他这样做。弗勒里和帕佩也不愿意。于是男爵就去找他的枪,要杀死所有的人。大家都不愿意被打死,男爵就说:“够了”,他又重新喝酒。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谁也没有生他的气。而我呢,我可受够了。我讨厌为了活命而写作,我的东西交到魔鬼手里,我却每年被人赶出家门。然而,镇上的一些放荡女人却睡在我的床上,把虱子带到我的屋里。

她到布尔日去了。米歇尔因政治罪正在监狱里服刑。狱中的待遇并不太苛刻。所有的法律界人士一致认为她应该利用这凑巧的事件,提出尽快离婚,妥善地了结此事。而此时所缺的就是取得卡西米尔的同意。这好办,因为只要卡西米尔的嫡母还活着,他这个私生子不能继承遗产,很需要钱用。事实上,他同意在辞去诺昂镇长的职务之后,就带两个孩子上巴黎,一个送到中学,另一个送到寄宿女校。

奥洛尔已经嘱咐她的母亲,如果卡西米尔去看她,要好好接待,不要刺激他的自尊心。“他也许会找些碴儿,同我过不去。我需要做的事,想做的事,什么也不能阻拦我去做。当我的良心要求我拿出勇气和主持正义,我就会嘲笑一切偏见,无愧于我的父亲。

要是他听任这世界上的傻瓜和疯子摆布,那我就跟他一刀两断。然而,他遗留给我的,是独立自主与父爱的伟大榜样。我将尽力效法,哪怕全世界的人都感到愤慨。我只关心莫里斯和索朗芝。”

十一月份,她在诺昂等待法庭的判决,同时在这静幽的祖居写完了最后一部优秀的小说《莫普拉》。她没有仆人——卡西米尔把他们都辞退了——只有园丁夫妇俩做家务。

法庭的判决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奥洛尔的言行举止,她在专心地弹钢琴练习曲。

1836年1月,拉夏特尔的大法官听取证词。指控是众所周知的:1824年在普莱西她被他打了耳光;受到他侮辱人格的谩骂……在合法夫妇的住宅内,卡西米尔与女仆佩皮塔和克莱尔等通姦……通宵达旦地狂饮作乐。

她在诉状中说:

杜德望先生变得如此荒婬放荡,如此吵闹,以致住在我自己的家里,都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放纵情慾。我在宁静的夜晚经常被他行欢作乐的喧闹声吵醒……1831年元月,我向杜德望先生宣布,我想同他分居,结果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协议。正是根据这个协议,我去巴黎定居……到意大利旅行。在这期间,杜德望先生给我写了一些很得体的信,说对我的远离并不十分关心,也不很希望我回去……

她没有一字提到桑多,也没有提缪塞。

伊包利特尽管是起诉人的哥哥,却站在妹夫一边,鼓励卡西米尔做自我辩护,说乡亲们都支持他。卡西米尔却沉默不语。他不想丢掉已经商定的年金。他听任法庭作缺席判决。

拉夏特尔法庭同意孩子由奥洛尔照管。但是,她要求得到一千法郎,以便结清她和丈夫共同财产的账务。

卡西米尔不由勃然大怒,坚决表示反对。

伊包利特在这件事上极力怂恿他:“你周围有人帮忙,一下子就能打赢官司。关键在于要使他们开口讲话……”

乔治·桑对丈夫完全改变态度感到突然和恼怒。

相安无事的分居时期结束了。她不得不离开诺昂。直到最后判决之前,诺昂都是属于卡西米尔的合法财产。

她到了拉夏特尔,住在杜特伊的家里。她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取得舆论界的谅解,因为小城市的舆论界能对法官施加无声的压力。她尽量使自己讨人喜欢。跟小孩们在一起就天真活泼;同男人在一起,就贞洁娇好;同女人在一起,就谨慎从事。她在田野散步,追逐昆虫,还想方设法在公园和大路边同米歇尔秘密幽会。她给儿子写了许多亲切慈爱的信,赞扬高尚的道德,她特别努力工作。不管是打官司,还是同米歇尔的冲突,还是频繁的通信,都不能使她不去像蚂蚁一样耐心地劳动。

诉讼的双方都焦虑不安,动员一切人证、物证。

乔治·桑给布古瓦朗写信,让这位爱她的孩子的家庭教师指证丈夫与女仆的通姦行为。

卡西米尔也同样给在巴黎的朋友写信,为妻子在那里的不端搜寻物证。

最后,卡西米尔从麻木迟钝中清醒,整理出一份备忘录,详细列举了令他不满的事,备忘录的开头是这样的:

1825年8月:比利牛斯山之行,同奥雷利安会见与通信。10月:波尔多之行,奥洛尔·杜德望与奥雷利安被当场捉姦。

1827年:奥洛尔·杜德望同斯特凡·格朗萨涅有情书来往。1827年11月:由斯特凡·格朗萨涅陪同做巴黎之行,借口要治病和疗养!

1829年:奥洛尔·杜德望写信给斯特凡·格朗萨涅,向他要毒葯,借口要自杀。1829年4月:夫妇俩出发去波尔多,约定在那里住三个星期,或者顶多一个月。一住就是三个月。每天早上,杜德望夫人都要访问格朗萨涅先生,借口是去洗澡……

1830年11月:杜德望夫人到达巴黎,住在塞纳街她兄弟的家里。据看门女仆说,杜德望夫人的行为使整个家庭蒙受耻辱。于勒·桑多先生。

1831年:她回诺昂只住几天,又回到巴黎,她雇的女仆、乡下姑娘玛丽·莫罗同行。

女仆目睹了她同于勒·桑多先生大吵大闹,大打出手。

1832年:古斯塔夫·普朗什先生……

1833年:偕同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先生出发去意大利,逗留了八个月……争吵与和解……

1835年:夫妇不和,杜德望夫人学着年轻男人的样子,抽烟,骂人,而且穿男人的衣服,完全失去了女性优雅妩媚的风度。

写了《莱莉亚》一书……

1836年5年,离婚诉讼案重新提交拉夏特尔法庭。法庭严肃认真地审理了丈夫提出的令人不快的控告。结论是,指控既是确有其事,又是恶意中伤;归根结底,指控是荒唐的。那是因为杜德望先生“并不力图摆脱夫妇共同生活,而是要维持现状”。基于指控实质上是使夫妻双方都不抱重修旧好的希望,法庭宣判杜德望夫人与丈夫离婚,禁止丈夫再纠缠她,也不准同她来往,妻子以母亲的名义照管孩子。

卡西米尔在他的顾问们的鼓动下,就这个判决向布尔日地方法院提出上诉。

乔治·桑前往布尔日,以便与他的律师兼情人米歇尔亲近。开庭前夕,乔治·桑在自己住的房间的细木护壁上写了一段祈祷文:

伟大的上帝!请您保护一切愿做好事的人,镇压一切要做坏事的人……

朋友们从巴黎、拉夏特尔和波尔多赶来支持她,只有她母亲索菲·莫里斯·杜邦夫人避免受牵连,因为她还不知道谁将给她提供年金。

米歇尔替自己的情妇辩护,他声音低沉地对诉讼的另一方说:“夫妇的住所遭到亵读,正是您干的好事;您把腐化堕落和迷信带到家里……”他激动地念着奥洛尔写给奥雷利安的信,证明他的委托人在初恋中纯洁无暇。他描述了这位少妇十分矛盾的处境:

她虽然有庄园及大笔财产做嫁妆,却不得不靠菲薄的补助金度日,而她的丈夫则靠着这个家庭及其财产,过着“穷奢极慾,荒婬无耻的生活”。他影射杜德望先生的指控“把妻子描绘成最下流的娼妓”,完全是造谣中伤,不能令人深表厌恶。他夸赞这位无可指责的贤妻,是放荡而又吝啬的丈夫逼迫她离开夫妇住所的。

乔治·桑穿着素净的白色连衣裙,戴着白帽,围着带下垂花边的细布皱领,披着花披肩,楚楚动人地倾听米歇尔的辩辞。

在场的人都被这滔滔的雄辩震惊和折服。法庭终于同意辩护,驳回上诉。

然而,第二天法庭却又做了一个折衷的安排。

原来,伊包利特感到事情进展不妙,便建议妹夫对诺昂的权益和索朗芝的去向做出让步:“我没有要你同意拉夏特尔法庭的初审判决,但是你可以只要纳博纳公馆和你的儿子。把诺昂留给奥洛尔。即使要了诺昂,你也会觉得不能在那里呆下去。至于索朗芝的去向,你应该拿定主意。不必扯得太远,我就能向你证明,一个轻浮的女人对女儿一定会比正经的女人更严厉。不要担心现在左右她的男人。不出一年半,他们就要被她赶出大门!她的性格将比任何时候都固执,可能会因为女儿在身边而重新获得某些人类的感情;她会把某种自尊心倾注在索朗芝身上,使其不致重蹈覆辙……”

卡西米尔撤回了上诉。

乔治·桑也要了结此事,同意他照管莫里斯并享有对纳博纳公馆的用益权。她抚养索朗芝和继续管理诺昂。

经过多少次愤怒与激烈的争辩,才回到原先达成的妥协。这是一个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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