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

第一节 逐情之外的淑女

作者:安安

●乔治·桑天生是民主主义者。

●共和国在额抖……

“女人都没有道德观念,她们的生活作风完全取决于她们所爱的人。”

不止一个传记作家想把这句话用于乔治·桑的政治生活。他们说:“她没有理论,她在思想上追随她所爱的男人。”

其实并非如此。甚至在爱某一个人之前,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肖邦是个贵族,缪塞是个怀疑论者;他们都没有使乔治·桑变成贵族或者怀疑论者。她曾从米歇尔·德·布尔日、拉姆奈和皮埃尔·勒鲁等人那里,吸收过他们的一些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是她原来就有的。

在政治上,她本来就是极端大胆、热情和激烈的。她是十九世纪在法国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少有的妇女之一。

乔治·桑从孩提时起,她就已有明确的政治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她珍重人民,并且常常喜欢想到他们;另一方面是因为她长期亲密无间地和农民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她认为母亲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从小就对母亲怀着强烈的爱。因此从母亲那里,她学会了不相信富人,天生就同情反叛者。她尝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化所带来的痛苦,而且她也参与这种腐化,于是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人民大众的美德上。

因此,乔治·桑天生是民主主义者,或者说,至少她自认是民主主义者。和拉夏特尔的朋友们在一起时,她总是反对君主派,为共和派和拿破仑派辩护。在她看来,凡是国王,即使他自称公民,都是暴君。当莫里斯和蒙彼利埃公爵在同一个班上学时,她禁止儿子接受年轻的亲王的邀请。她拥护共和政体;但是,她在寻找最好的共和国。

乔治·桑从来也不要求、也不希望给妇女以政治上的平等。她认为母爱的职责,同公职不相容。她说:“妇女将同男子一样受教育,但是女人的心,将仍是爱情、忠诚、耐性和慈悲的庇护所。正是女人要在粗暴的情感中拯救仁慈的基督精神。女人不再起这种作用的世界,是十分不幸的。”

她为妇女要求的不是投票权和选举权,而是公民权的平等和情感的平等。她认为,男人控制女人的奴役方式,破坏了男女之间的幸福,而这幸福只有在自由之中才有可能获得。如果女人能如愿以偿的被人爱,她们也许就无所求了:“但是,男人们虐待她们、责备她们被迫养成的习惯,鄙视她们的无知,嘲笑她们的学问。在爱情上,男人们把她们看成妓女;在夫妻的情份上,则把她们看成佣人。男人们并不喜欢她们,男人们使唤和利用她们,并且希望这样迫使她们屈从于忠贞的戒律。”

这就是她主要的抱怨,也是她自青年时代就发出的呼声。这在她后来的作品里都有反响。男人认为忠贞是徒劳无益和可笑的。但是,凭什么公理,是人间的还是天上的公理,人们能够要求妇女忠贞?如果那男人是个追逐女色、粗暴放荡之人,为什么妻子还要对他保持贞洁呢?

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在我们的偏见和习俗里,一个男人越是交了好运引人注意,人们就越是对他笑脸相迎、巴结奉承。某人吃得脑满肠肥,情场上春风得意,就被看作是快活的伙伴。而被指控为姦妇的女人,却不会有这种地位。这就是人们给予妇女的唯一的荣誉。对丈夫不忠的女人,她变得憔悴,被人轻视;在子女眼里,她也是很丢人的;她该受到侮辱性的惩罚,比如说坐牢。

乔治·桑所希望的是,把妇女因结婚而被剥夺了的公民权利归还给她们;并且希望废止对通姦的妇女实行侮辱性惩罚的法律,因为那是“使通姦现象长期存在并不断增加的野蛮法律。”

她认为整治两性结合不合理的唯一办法,就是自由地中止和改变夫妻关系,而这种自由那时还不存在:“在世上,一个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当已经进化到懂得完美的爱情的时候,就不能够——最好说,就不允许——走回头路,仍旧像野兽一样对待性行为了。”

当肉体的结合不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感情时,它对人来说是一种罪过和亵渎行为,即使是结了婚,也是如此。女人应有权躲避这样的结合:“我认为,在爱情中显露虚假的快感,以及在不完全的爱情里极力制造快感,都是莫大的罪孽。我认为,并且要说:

要么全心全意地去爱,要么干脆如处女般生活下去。”

在她看来,错误和罪过并不在于更换情人,去爱自己所爱的人,而在于委身于自己不爱的人,哪怕是自己的丈夫。

这就是她的女权论的界限。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对于妇女来讲,这种女权论并不牵涉到政治行动。

然而,任何人,不管是随大流,还是逆潮流,他们都要受到同时代的思想的影响,或者与其一致,或者被其改造。

在1830年至1848年这段时间,乔治·桑生活中的主要特点是继承1789年的政治革命,号召社会革命。

1847年,乔治·桑的个人生活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中断了同肖邦的来往;出现了克莱森热与索朗芝的婚姻悲剧。这些打击比政治上的失意使她更感不安。

“我的精神和身体都被悲伤压碎了,我相信,这是无法医治的忧伤。因为,我越是能够暂时忘记忧伤,忧伤越是向我袭来。往后,我就更加阴郁不快,心碎慾裂……”

尽管这样,她仍然继续工作,而且显得很愉快,有时也会真的心情舒畅。

乔治·桑终于为她的奥古斯蒂娜找到了一个丈夫,三十六岁的图画教师卡罗尔。他是流亡法国的波兰人,维克多发现了他;乔治·桑曾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他对奥古斯蒂娜十分中意。

这对年轻人没什么财产,只有他一年三千法郎的薪金,为了保障他们将来的生活,乔治·桑给了新娘三万法郎的陪嫁,又为新郎找到一个税务员的职位。

乔治·桑平日慷慨大方,加上疯狂的克莱森热挥霍浪费,结果负债累累。为了使收支平衡,她写了十卷本的《我的自传》。

1847年,乔治·桑几乎没有见过皮埃尔,勒鲁,十分宽宏大量的乔治·桑很严肃地批评他:“我一点也不知道勒鲁的事,我开始习惯做这样的设想:他在与世隔绝的、想象的钢丝绳上,可以保持平衡。我不知事情将会变成怎样,但他总可以找到办法,一方面,他办事情杂乱无章;另一方面,他又很灵活,坚持不懈。而且,他很善于从他不承认的这个世界,取得必需的帮助。多年来,他心甘情愿地过着穷困的日子;但是,他一家老小,那么多人吃饭,却从来不缺少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拖延下来,他并不那么担忧,他有令人赞叹的智慧,能找到意想不到的方法度过难关。他也有令人赞叹的才智,使人接受这种解决办法。”

年轻的维克多此时成了诺昂的常客。1848年初,他一想到即将在巴黎举行革命,就感到心慌意乱。乔治·桑起初还不相信,二月革命使她吃了一惊,全法国也为之一震。

乔治·桑恨路易·菲利普,完全出于一种女性的强烈愤慨。

她写信给儿子,劝他不要再去那里闲逛了,因为人们会被砍伤,而且这对正义的事业毫无好处。她见儿子没听她的劝告回诺昂,感到很吃惊。莫里斯喜气洋洋,就像喝醉了似的狂热。乔治·桑很担心,于是决定去找她的儿子。

到了巴黎后,乔治·桑突然感到,这是伟大的日子,不仅建立了共和国,而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她发现朋友们都已上台掌了权。

共和国是坚强的。大家不再放弃它,为了保卫它,必要时就战死在街垒上。正直的人组成的政府,也许不能胜任只有拿破仑的天才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大部分人都尽力去工作。

乔治·桑看到临时政府的首脑,被工人和资产阶级拉来拉去。他们用工作服反对礼服,用鸭舌帽反对礼帽,将社会主义共和国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相对立。这是她不愿看到的。

但在最初的日子里,她很乐观,尤其是因为突然感到自己坚强有力。她使她的朋友们被任命为共和国在拉夏特尔等城市的专员。旧情人米歇尔已被澈职,因为他害怕作蛊惑人心的宣传,背叛了民主。乔治·桑还使莫里斯成了诺昂的镇长。

她有一张长期通行证,只要她想去,就可以随时去找临时政府的成员。她成了革命的缪斯。革命行动使艺术家们大为振奋,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危险,昏了头脑。他们以为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同样容易任人塑造。

美梦是不会长久的,这就是美梦本身的含义。富人们害怕,穷人们也一样,人民对一八三○年怀着惨痛的记忆。那时候,国王从人民手中抢走了共和国,人民仍然握紧武器。

乔治·桑1848年3月写道:“我看见了不信任和怀疑已经钻进了富人的心窝,我看见了野心和欺骗戴上了赞同现政权的假面具。”

她跑口了诺昂,为的是陪莫里斯回去就职,并了解一下外省的情况。一个乡间的庆祝集会就在市镇广场上举行。但是,在拉夏特尔,资产阶级表露了敌对的情绪。“我回到这里,要尽我的能力,帮助我的朋友们,变革那已经变得相当麻木的贝里。不管怎样,并不因为拉夏特尔不同意,共和国就失败了。”

失望反而使她更顽强,变得更好斗。回到巴黎后,她十分自豪,自命为政权的智囊和笔杆子。

伟大真诚的信仰在她的心头掀起了波涛。

巴尔扎克从来都是脚踏实地,他不抱幻想地估量新政权的运气:共和国维持不了多久,顶多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应该尽量不失时机。要是他有钱的话,他也许会像他的小说中的投机者一样,趁着人心惶惶之机,低价买进债券和田产。他写信给情人说:“为了建立共和国,要摧毁一切,重建一切。这事业没有人支持。因此,我们将要回去,我想可能很快就要回去。”对于这种可能性的大小,巴尔扎克本来就同她的女友和同志乔治·桑有分歧。

普选临近了。乔治·桑充分利用她的权力使人民能很好地投票,也就是说去选那些支持政府和革命的候选人。但是。全省除了几个属于工人的城市外,都像拉夏特尔一样保守。

不过,乔治·桑不承认被击败了。她撰文威胁道:

如果选举不能使社会真理取胜的话,如果选举只代表一个人民不真诚信任的特权集团的利益,那个本应是拯救共和国的选举就将会失败。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大概只有一条拯救人民的道路了:人民过去建起过街垒,他们也许会再次表达自己的意志,使错误的国民议会决议推迟实行。这是最后的、可悲的办法。法国愿意迫使巴黎再求助于这个办法吗?但愿不要这样才好!

这是号召举行暴动。

乔治·桑不害怕暴动。在她看来,政府、报刊、整个法国分成了两大派。一派纯粹是政治上的共和派,他们与君主主义者有着密切联系;另一派是社会主义的共和派,她是其中的一员。她想,唯有战斗的结果才能区分两大阵营。

然而,在等候选举时,政府中思想先进的人,开始密谋反对自己的政权。很多人把造成混乱的责任,归咎于乔治·桑的文章。

乔治·桑在别的报纸上力图解释说,她不主张示威和反示威,即像她自己说的,不主张“特权集团和小集团”。“特权集团”就是所谓的领导阶级,“小集团”指的是狂热鼓吹暴力的小集团。但是,实际上,她是鼓励“小集团”,而公众反对她的叫骂也是很厉害的。

这时,乔治·桑还能到一些部长的家里去。然而,路易·勃朗被逐出了政府。5月15日,巴黎工人按照乔治·桑劝告他们的那样做了。巴黎的起义者们闯进了彼旁宫,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但是,合法政府下了紧急动员令,富人区的国民卫军挽救了国民议会。

5月15日,乔治·桑在哪儿呢?波旁宫旁边的勃艮第街,人群密集,挤得水泄不通。

人们看见,有一个大家不认识的女人在发表演讲,并博得众人的喝采。她就是乔治·桑!

5月15日晚上,乔治·桑断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失败了。她只有一个愿望:回诺昂去。

但是,她等了两天,因为有人说她将要被捕。她不愿意显出逃走的样子。在等待搜查时,她烧毁了所有的文件和《私人日记》。但没有任何人想要为难她。于是,在17号晚上,她平静地口诺昂去了。

当乔治·桑回忆起5月15日晚上勃良第街的情况时,她就会觉得,诺昂就是她的避难所。但现在却应该改变这种看法。在混乱的巴黎,人们都把她给忘了,而在这乡间,她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反动派把她当作攻击目标,邻居们指控她犯了种种过失和罪行。

诺昂新镇长奥拉尔是乔治·桑政治上的对手,又是私交。他劝乔治·桑离开家乡,直到各种谣言和愤怒平息之后再回来。

乔治·桑去了图尔,报纸讥笑说:“乔治·桑到哪里去了?她狼狈不堪,六月事件的时候,收拾好家具和雪茄烟盒,不再在巴黎露面,到图尔去住了。”

出走是上策。

起义失败和六月的血腥屠杀之后,有上千人被流放。社会共和国被推翻了。一道新的血腥的壕沟挖好了,横在了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乔治·桑失望了,而且停止在报上发表文章。她说:

“我不给任何报刊写了,至少是现在不写。在被包围的情况下,我不能暴露我的思想。所谓当务之急,就是要做些让步,而我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做。但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我的精神崩溃了,还未复原,我要等它康复。”

这时,肖邦在伦敦越来越恶毒地谈论他旧日情人的不幸:“最近这段时间里,她陷进泥泞里了,而且把很多人都拖进泥潭。人们认为,燃起内战之火的公告是她写的……”

除了外界的责难,乔治·桑的心中也充满了痛苦的斗争。奥古斯蒂娜的父亲也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名为《当代女人——乔治·桑的传记及其阴谋》。他在文章中指责乔治·桑把奥古斯蒂娜拐到诺昂,做莫里斯的情妇,然后把这姑娘随便嫁给一个男人。

乔治·桑去请教了大律师谢·戴斯丹日。她肯定他说,他儿子和养女之间,只有圣洁的兄妹友情:“因为我们生活在乡间,家庭里充满亲密的友情,我一直看着他们长大。”

谢·戴斯丹日恐吓了那位父亲,第二篇文章就再也没有发表。

但是,轮到肖邦来指控了。他说:“总之,现在整个巴黎都在议论这桩最肮脏的丑闻。做父亲的虽没有尽责,但那都是事实。这就是那桩善举!当这姑娘来到这个家时,我是竭力反对的……”

索朗芝仍然是肖邦的女友,并且经常接受肖邦送的康乃馨和玫瑰花。

乔治·桑写给索朗芝的信:“对于他,我不能以怨报怨,以怒报怒。我经常想到他,就像是想起一个性格乖戾、失去理智的病孩……”

为了迎击敌对派的进攻,乔治·桑再次把自己的书桌变成防卫的堡垒。她重新开始写《我的自传》,并又挖掘乡间题材小说。

这种新的田园小说,赢得了读者的好感。那并不是因为她否定了自己的思想,但是,她确实放弃了激烈的政治观点。她说,她从此也许可以接受两种所有制:一种是个体制,只有阶级调和才能使它为人们所接受;另一种是集体制,她希望它能够实现,并且范围尽可能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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