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

第二节 文人拉杜什

作者:安安

●赚钱成了不可推却的任务,可是怎么去赚?

●“一个女人不应该写东西……相信我的话,您别写书,生孩子吧。”

●在开初的时候,两人署名为j·桑多。两个情人相信找到了幸福。

来到巴黎,奥洛尔已经疲惫不堪。因为公共驿车的门关得不严,她冻了一路。于勒·桑多一直在心情激动、充满热情地等着她。她在塞纳街31号伊包利特的套房里安顿下来。

在他们周围,很快就聚起一小群贝里人:菲利克斯·皮亚特、爱弥尔·勒尼奥、弗勒里,还有古斯塔夫·帕佩。

这些小伙子都有些爱慕她。在他们之间,奥洛尔觉得心情愉快。

1831年的巴黎是令人兴奋的:革命经常发生,议会不断更迭。在刺刀、騒乱和破产之中,人们还像在和平时期一样快活地生活。

同时,文学革命毫不亚于政治革命。

这是浪漫主义戏剧举行盛大首演的时代,鼓吹民主的青年向墨守陈规的人挑战。1831年2月,《巴黎圣母院》面世;米什莱出版了《世界历史导言》;布洛兹当上了《两世界评论》的主编。稍晚之后,玛丽·多尔瓦尔,这个为青年反抗者们所喜爱的女演员,表演了大仲马的《安东尼》。这出戏是通姦和私生的辩护辞。奥洛尔和朋友们为了捍卫这出戏,都在戏院正厅里观看。当时女人只在楼座或者包厢里看戏。为了自由通行,也为了衣着省俭,奥洛尔身穿男人服装。她过去穿粗布罩衣,戴护腿套,和德沙尔特一同打过猪,所以乔装改扮,她不感到任何为难。当时的服装也有助于女扮男装。男人们穿着宽大方正的礼服,名曰“业主装”,一直垂到鞋跟,并不怎么突出身段。奥洛尔穿一件灰呢的“哨兵服”,戴一顶灰礼帽,系一条羊毛大领带,俨然是个瘦小的大学一年级学生。

不过,更重要的是,她摆脱了女人受支配的地位。在她挽着一个小伙子的手散步时,不再有拉夏特尔人的窃窃私议:“这好像是杜德望夫人!”

为了使生活环境完全改变,她与从前自己的那个阶层完全断绝了联系。她只在需要丈夫的时候才想到丈夫:

“请你给我一些钱,以购买鞋、袜,等等。请马上写信给萨尔蒙先生,让他交给我三百法郎。再见,我的朋友。我看到了我母亲、姐姐、夏尔·杜维纳和于勒·德·格朗萨涅。我将去欣赏帕格尼尼的表演……我衷心地吻你……”

对她亲爱的英国女修道院,她做了最后一次拜访。

七月的大炮把修道院的修女们震得惶惶不安。阿莉亚娅嬷嬷忧形于色,忙忙碌碌,只和她过去的“女儿”会见了片刻时间。

奥洛尔明白,在修女们眼里,外边的友谊无足轻重。她又去探望科特莱的两位朋友:

雅娜和埃美。两人都结了婚,如今是伯爵夫人,有钱有势,受人奉承。她离开她们后,决心永不再来。这些可爱的姑娘选择的是正统观念,谨遵旧习。奥洛尔·杜德望却更喜欢在人类的荒漠里自由自在地踯躅,昂着头,“脚踩薄冰,肩披雪花,两手插在口袋里,有时腹内略空,然而脑袋却更因此充满梦想、旋律、色彩、形状、光线和人影”。

然而必须生活。

她不能在伊包利特的套房里住下去。因为他常来巴黎,需要房子。租一间最小的屋顶室一年也要三百法郎的租金。雇一个看门女人做做家务,一个月就要十五法郎。一个蹩脚厨子送几餐饭,一天就要两法郎。严格地讲,如果她不买家具,不购书,勉强可以靠着三千法郎维持生活。她想方设法在马萨林图书馆住下,并在里面工作。可惜奥洛尔畏寒怕冷,而图书馆里供暖不好,冷冰冰的。

赚钱成了不可推却的任务,可是怎样去赚?

用水粉去涂画盒子?给人画肖像,十五法郎一张!可有一些可怜的画匠准备五法郎一幅给人画像。而且她把看门女人的肖像画糟了,在附近一带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写作行吗?为什么不行?“我发现我写得很快,很轻松;写很久也不累。思想原来昏睡在头脑里,信笔写来,便都苏醒了,并且都环环相扣……”她在谈话中表述自己的想法相当迟钝,在写作中却才华横溢,文思敏捷。总之,她是天生的作家,并且自己已感觉到了这点。她总是乐于记录自己的印象、感受。她的行李中带了一部长篇小说《埃美》。那是在诺昂写的。

可是,迄今为止,她的写作都只是一种消遣,如何把它变成谋生的手段?而且,又怎样进入文人的圈子?

她思考着找一位能推荐自己的人。

她当时在巴黎熟识的人中,最有势力的是杜利—杜弗莱斯纳,拉夏特尔选出的议员。

她去拜访他。

对这位漂亮的女同乡,他显得殷勤而谦恭。奥洛尔向他谈出自己的写作打算后,他打算把她介绍给德·拉法耶特先生。

“别攀求那么高。”她说,“太出名的人没有时间注意次要事情。”

于是他不得已,转而选择他议会中的一个同事,德·凯拉特利先生。他是布列塔尼的贵族,小说家。奥洛尔曾读过他的一部荒谬的小说:《最后一个勃玛诺瓦尔》。在那部小说里,一个教士强姦一个死了的女人。

“您的同事是个疯子,”她对杜利—杜弗莱斯纳说。“然而人们可能既是好的裁判,又是坏的实践者。”

白发苍苍的德·凯拉特利先生,早上八点在一间富丽堂皇的房间里,气派十足地接见了奥洛尔。他的年轻妻子盖着玫瑰红丝绸面羊绒被子,睡在那间房里。

“我也许直言不讳,”他对她说,“一个女人不应该写东西……相信我说的话,您别写书,生孩子吧。”

“确实是的,先生。”她回答道,噗哧一声笑了起来。“您把这个劝告给您自己留着吧。”

一番努力白费了。但奥洛尔并不灰心,为了在巴黎生活下去,她继续寻找机会。

后来,拉夏特尔城的女友杜维纳夫人,把她介绍给一位贝里籍的文人:亨利·德·拉杜什。

此人以难得相处而闻名。他谈吐文雅,以致人们起初以为他是装腔作势,其实那只不过是他说话的方式。戏剧、小说、新闻、学术研究,佯样他都涉足,可谓通才,不过都是二流水平。他的长篇小说《弗拉戈勒塔》——说的是一个女人女扮男装,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引起了小轰动。拉杜什是个出类拔萃的批评家。他培养出许多天才作家,自己却从未达到天才的水平。他辛酸地说:“我培养的作者多于我写的作品。”他是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的老师。19世纪上半叶法国较有影响的文学家夏尔·诺地埃对拉杜什推崇倍至,以至于他女儿说:“幸亏上帝创造了世界,要不然就会是杜什先生创造它了。”

在当时在文学界身分卑微的杜德望夫人看来,拉杜什是一个大人物。

她到马拉盖滨河街他的套房去拜访他,见到的是一位四十五岁的男人,胖胖的,脸上容光焕发,十分机智,仪态大方。他的声音低沉,甜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既温柔又有点像嘲笑人。他的一只眼睛童年时瞎了,不过并没有使他的面目变丑。在女人方面,他大有成就,与一个叫玛塞琳娜的女人有一段悲剧性的爱情。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拉杜什耐心地听人朗读奥洛尔带来的《埃美》的手稿。朗读完毕后,他问奥洛尔:“夫人,您有孩子吗?”

“唉!有,可我既不能把他们带在身边,又不能回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那么您打算待在巴黎,用您的笔来挣钱吗?”

“我必须这样。”

“这很难哪。我在这方面看不出您有成功的因素,相信我的话,尽可能回家去吧。”

她恭恭敬敬地听着,却和贝里的女人一样固执。他说那部小说不合常情,她回答:

“说得有理。”当他说必须重写时,她回答:“这也可能。”

她写信告诉卡西米尔说:“只在你我之间说说,我永不能和拉杜什这样的男人融洽相处。”

她也许不久就会发现,“在把他容纳不下的才智抛到外边后”,拉杜什亮出一颗温柔、忠诚而高尚的心。

他刚刚接管了一份讽刺性的小报《费加罗报》。他向这位少妇提出,请她参加编辑的工作。他骄傲地说:“那是奋飞的雏鹰的窝。”

奥洛尔高兴地接受了。

报纸在马拉盖滨河街的套房里壁炉边编写。每人都有一张小桌子。奥洛尔在壁炉边上占据一隅,小心翼翼,生怕弄脏社长漂亮的白底子地毯。

拉杜什好指点人,好责备人,好发指示。他把题材发给雏鹰们,同时他按实际需要,裁切出一张张或大或小的纸,分给他们。按要求,必须在上面写出一篇文章,或者一则“社会新闻”。这是学写短小精悍的文章的极好办法,可恰恰又是新手自觉无能为力的东西。

拉杜什把爱情的逸闻趣事交给乔治·桑写,可是枉然:“在规定死的这么一块地方,我既不会开头,也不知结尾。刚开始动手写,结束的时候又到了……真的受折磨……”

然而大伙儿还是谈笑风生。拉杜什虽然文字极为刻薄,却表现出父亲般的仁厚,令人敬爱。奥洛尔听人说话,消磨许多的时间,没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到了月底,他发给她十二法郎五十生丁,做为薪金。

然而,1831年3月5日,她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成功。那天,为了嘲笑政府的谨慎,她写了如下的社会新闻。

警察局长将发布一个新的命令。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召集所有能持武器者,每天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一点,保卫王宫;每天晚上七点至次日早上七点,保卫寺院教堂和其它公共建筑物。在此期间,女人、孩子和老人在自家门口站岗放哨。未履行此条的家庭将失去要求武装力量保护的权利,将有被騒乱者侵犯蹂躏的危险。

第二,为了确保居民的安宁不再遭到扰乱,每天早上,日出之间,在公共场所鸣炮二十五响。夜里不论任何时候,每座教堂都将敲警钟,每条街都将敲集合鼓。国民白卫军的巡逻队将跑遍城里的每一条街;一边叫喊:“你们要小心!”正如城堡里的习惯一样。

第三,鼓励每个产业主在房屋周围挖掘一道七尺半宽的壕沟,加固车辆进出的大门,给窗户装上栏栅,并至少在家里存放二十支枪,以便在需要时武装房客和仆人。

依靠这些措施,政府保证居民们有完全而持久的安宁。他保证每月挫败的阴谋不超过十二起,每星期忍受的騒乱不超过三回。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将用于通知集会,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则用于解散集会……

咖啡馆里爱打趣的人欢迎这则新闻,可是国王却老大不悦。《费加罗报》被查封了。

生活刚刚稳定,渐有生气的奥洛尔又一次陷入了初来巴黎时的困境之中。有一阵子,奥洛尔倒希望法院追查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把她逮捕。

奥洛尔在《费加罗报》写小文章的那段日子里,于勒·桑多也一样步入了文坛。奥洛尔起初犹豫不决,不敢把他推荐给拉杜什。因为她知道珍惜他的支持。当她本人获得了“公民权”以后,她才敢于亮出于勒的一篇文章。拉杜什对这篇文章非常满意。于是,桑多也坐到编辑室里来了,占有一张铺有漂亮台毯的小桌子。后来,他带给《巴黎评论》一篇文章。这是两个情人一起写的,由于勒署名。《巴黎评论》的主编维隆博士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奥洛尔深为于勒感到高兴。这向人们证实他能够成功。她决心让他参与自己的工作,或者她参与他的工作。不过,他坚持要让这种“文学上的合作”秘不外宣,以他的名义来写作。这不成问题。

因此,在开初的时候,两人署名为j·桑多。两个情人相信找到了幸福。奥洛尔写信给朋友和知己爱弥尔·勒尼奥说:

对我来说,必须有颗火热的心,像我所知道的那样爱我,来安慰我,驱走使我青春痛苦的种种不快。而且,尽管日渐年老,我也发现我的心与这颗心一样年轻。我发现了这种终生的爱慕,什么也不能使它消沉;它与日俱增。于勒重新把我与我已厌倦的生活联系起来。从前,我仅仅是由于孩子、出于职责才忍受它。我从前厌恶的前途,他使它变得更美。现在这种前途满载着他的身影和成就,满载着他诚实而谦恭的品行,在我眼前出现……啊!您要知道我多么爱他,那该多好!……这个可怜的孩子,他忍受了忧愁。

那么多次不由自主的发作,可人们还为此指责他……啊!至少您,您从不让他为此脸红……必须理解他内心火热的友情和无限的忠诚,而不计较他有时表面显出的冷漠……

由于于勒·桑多总给人一副冷冰冰的印象,而他又有些慕虚荣,还流露出野心勃勃的姿态,在巴黎的贝里人都不太喜欢他。每到这时,奥洛尔便出来为他辩护。两个人在一起,奥洛尔与其说是情妇,不如说更像母亲。她安慰他,照顾他。他的身体孱弱,常常不思饮食,她便一定让他吃东西。他工作不勤奋,她便强迫他坐到桌旁,好像是强迫一个儿子似的。她喜欢行使这种温柔甜蜜的专制权。对于她,劳动并非一种束缚,而是一种自然的功能。

他们在巴黎的同居生活如鱼得水。两人一起写作,一起出去欣赏巴黎的景色。然而,自然地他们招来了别人的非议。

她哥哥就这事从诺昂给她写来一些威胁的信:“你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生养了你的儿子。他比世上任何人都更爱你。你要小心点,别挫伤了他的感情。”

但于勒和奥洛尔自以为有把握建立一个自由的家庭。两个情人意趣相同,感触一样。

这间简朴的斗室,里面没有地毯,也没有挂毯,可是鲜花使房间里春意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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