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定义》

五 作为资产的悲哀

作者:大江健三郎

今年5月,近亲遭逢不幸,给未亡人写吊唁信的时候,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已经将近10年之前的事了,对我自己有深厚影响的人逝世,我终日心境怆然地打发着每天每日,这时,岳母寄来劝我节哀的信。信上说,即使遭受了巨大的伤痛,但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它能告诉自己有用的生存的智慧。我想起曾经受过这话的勉励,就想用同样的话勉励对方,但是,就自己来说,巨大的悲痛是不是真的能够随着时间的消逝化解得一干二净呢,我茫然地俯视着眼下的白纸思考这件事。明确地意识化——这也是在扪心自问的过程中,仿佛手指碰到石头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样得到确实验证一般——的结果,是在巨大的悲痛之后有两种趋势。其一是确实因为时光流逝而减轻悲哀,其二是有解消之后的悲痛,这悲痛和怀念一起成为记忆。对于这怀念,想把话扯远说一说,因为这是今年春末的经历。

长子要从养护学校毕业了,初中和高中的毕业典礼同时举行,我同妻子前往参加。校长对于每个毕业生都给一张彩色纸,那上面写的是学生的身体障碍所显示的情况和特性,据观察的结果给该学生规定的努力方向等等临别赠言。有的学生离开行列,步上短短的台阶,在校长面前站好行个礼,就是这么简短的动作,行动起来却是十分不易的。这时,我们看到那孩子终于完成了那些动作,于是禁不住为他高兴,那高兴似乎是大家共有的一般。有的孩子好像是多动症,不停地手舞足蹈。因为必须顺其自然,所以典礼用的时间长了一些,但仍然按原定计划进行,典礼顺利结束。平常周末放学回家时,儿子总是花好长时间和老师道别,可是今天却对老师脆脆快快地行个礼然后转身就走,这倒使我颇感意外。可是上了公共汽车一问他,他却心平气和地说,今天是毕业典礼,这一天谁都要跟老师道别,如果自己不顾别人和老师没完没了地道别,那就不好了。

但是,举行毕业典礼之前,我却看到一个小个子少年跟伙伴进行了什么小小的比赛,他却伤感地放声大哭,仿佛身负着全世界的悲哀,心都被深深地刺痛了。假如我的儿子也这样和那孩子一起纵声大哭,我自己也可能被那巨大的悲哀所打动。我一边这样想一边注视着那小个子少年。可是他本人悲痛万分地大哭特哭了一通之后,一会儿脸上却浮现比谁都心情舒畅的微笑,和他的伙伴玩得特别开心。于是纵情嬉戏,毫无顾忌。没过多久折腾得过了火,又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

总之,对于面带舒心明朗的微笑而转眼之间又悲不自胜的这个少年,如果他能给我留下记忆,我想那一定是很值得怀恋的记忆。和这个印象相差无几,它使我想起自己内心深处业已缓解和愈合的几宗悲痛之事。

这就是自以为已经想开了的事其实却没有想开,以为消逝了却残痕犹在的巨大悲痛,可以这样说,到了中年已过的自己这把年龄,到死为止也不得不生死相随的铭刻肺腑般的悲痛。然而且随之而来的是自己想到,既然如此,这些悲痛已经成了自己生涯中的资产。我在信尾说,当作资产的新的巨大悲痛,同时也鼓起积极的与此共生的勇气。

本来,作为资产的悲痛这样的话,为了不使它仅仅表达感伤,那就有必要给它下个定义。也就是作为资产的悲痛的定义。它是过去的难以补偿的事——(当然)是不能忘却、也不该忘却的事——的根源,是自己作为一个以现在的人应有的资质而活着的悲痛。是自己对人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往往以复眼对待的悲哀。如果客观地来看待自己,那就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纯粹的人,给其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两眼生翳,产生了类似资产的悲哀。

把它一般化地显示,是困难的,在个体的心里有此自觉,或者在同是个体的亲密朋友之间看起来仿佛瞬间的闪光,或者像看好长时间慢慢地渗出来的东西一般的这种资产的悲哀。把它通过文学作品加以客体化,以共通的语言重新处理,反倒令人觉得亲切。

今年5月见面的作家们之中,我已经读了卡特·鲍奈伽特和威廉·斯泰龙的小说,在会议内外和他们交谈数次的过程中,我想到,这两个性格根本不同的人,作为人的资质,我看得出他们各自独特的资产的悲哀我全都具备。我终于理解,他们为了把它表现在小说里——还不能说这是唯一表现的目的——而锻炼了自己的文学方法和形象创造,才是他们的生命。

关于卡特·鲍奈伽特反复描写、叙说的这个世界的悲哀的观照,已经写过几次。也曾写过对威廉·斯泰龙的《索菲的选择》印象深刻的文章。现在想再次引用的,是小说里的自画像的形式写的青年时代的斯泰龙现在把他写成的《躺在漆黑之中》的一节引用于此,同时也等于重读一遍。“我生了两个孩子,当了23年的母亲。今天我醒悟到,我早已不是母亲,也是我知道再也不当母亲的头一天。/我说了可笑的话。/她开始读报纸了。又投下原子弹,和日本休战在即。”斯泰龙失去了处女作上所表现的女儿,悲伤的母亲为丧女而痛彻肺腑的日子,她读的报纸上标题是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如此选择,一定是有意识的。

斯泰龙在《索菲的选择》将近结尾时是这样写的:“记不得什么时候我理解了奥斯威辛。这是大胆的话,然而也天真得愚昧无知。无论谁,决不可能理解奥斯威辛。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有助于明确宣示,绝对地恶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

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

从斯泰龙这位母亲为长女之丧而哀叹中看到长崎遭受原子弹灾难的消息,直到她对奥斯威辛难以理解的认识,说明一位不幸的女性内心世界生与死的难忘的记忆,如果把它称之为作为资产的悲哀,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斯泰龙去年出版的评论集《沉静的尘埃》上,也有表现她心情悲伤的文章:“唱给f·斯柯特·菲茨杰拉尔德的悲歌”,菲茨杰拉尔德是斯泰龙在蔚蓝海岸①结识的旧友,因为这位老友家里两个孩子相继去世斯泰龙写信表示哀悼。菲茨杰拉尔德不仅复了信,而且表明了她对于斯泰龙的悲哀,也就是明确了把悲哀作为资产而活下去的定义(randomhouse版)。斯泰龙的信上说:

①蔚蓝海岸(rivierd),为意大利和法国交界的地中海海岸,一向以旅游疗养胜地而闻名——译注。

最亲爱的杰拉尔德和萨拉/今天收到电报。整个下午沉浸在对你们的怀念之中,沉浸在回忆我们共有的那幸福的每一天,实在令人伤感不已。把你们联结于生命的另一个环坏了,而且,如此残酷无情的两个打击之中,哪一个恶意更能逞凶都很难说。这七年之久的战斗之后,可以看出你们在其中彷徨着,沉默着。现在如果想写给你们一些相应的什么,那就是写给战争夺去了四个孩子的母亲那些话,就和林肯的信上说的一样。你们应得到的同情,已从你们彼此那里得到了,你们不会永远永远地得到安慰。/可是,尽管这样,你们一定看到更多的家庭在赫诺利亚周围成长起来,带着日暮途穷的和平,走向死亡的航海中,一定找到暂时停靠的港湾。对于类似这样的事,命运再也不会向你们射出比这还要严重地打击而有伤于你们的箭了,本来就没备下射向你们的箭的箭筒。记不清谁说过,不论多么深的悲痛,随着时间流逝,会变成一种喜悦,这是让人多么吃惊的话。黄金之盃虽然已经坏了,但它毕竟是黄金做的。不论谁,都不能从你们那里夺走这些孩子。斯柯特。

把由于遭逢不幸而被强加的痛心的悲哀变成作为资产的悲哀。把这作为资产的悲哀在自己的内心里使之活性化,我以为这是属于人的行为,也是惟独人才有的行为。以此为媒介,活性化了的作为资产的悲哀,时光流逝之后可能成为一种喜悦。

即使还达不到称之为喜悦的程度,我们往往唤起某一可悲的回忆,不是也可以玩味称之为灵魂净化的安慰么?我想,这和文学的作用是有联系的,文学至少要弄明白为什么要写。叙说失去孩子的悲痛的过程中,发现被净化的喜悦的母亲,超越实感,觉得是在写回忆亡友的文章,于是自己首先得到慰藉和解脱,从而达到结晶作用的水平,于是再进一步把个体悲哀的经验,表达出丰富而极具鼓舞的感动,达到普遍适于完成文学作品的水平,展示出自然相联的意义。按照从个体的不幸而经过悲哀的感情净化的救助这个方面理解,这是可能的。

如果思考一下并非个体而是二十世纪人类这样巨大的规模的已成资产的悲哀,那就会更加明瞭文学的作用了。卡特·鲍奈伽特当过俘虏,他经历过德累斯顿的地毯式轰炸,他以他寻求到的方法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这是不合理的然而却是世人制造肯定给世人以痛苦的事直接带来的悲哀。在记忆里把它不断地加以改造的过程中,这悲哀就提高而成为世人的资产,终于表现为文学,使人甚至感到因它而获得救助。鲍奈伽特描写了德累斯顿遭受地毯式轰炸,例如《屠宰场五号》所记录的,为一桩鸡毛蒜皮的小偷小摸而处死一名士兵,这样不合理的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于那个士兵个人来说,死非其罪当然是无法补偿的。但是对于德累斯顿地毯式轰炸这个20世纪人类悲剧的愚蠢行为,由于鲍奈伽特的介绍而使我们无不予以注视,而且,对该悲剧中幸存下来的人无比信赖,也是通过鲍奈伽特才确认的,我相信,这才是文学的今天的作用。

描写奥斯威辛空前的惨剧以及为它带来的后遗症长久困扰、痛苦到最后终于一死的女性,斯泰龙创作的文学可以说也具有和上述相同的作用。确如斯泰龙所写,即使通过她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总而言之,理性上不能超越它,然而读完《索菲的选择》之后,我们的感受是,确实依然深深信赖属于人的行为,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我和斯泰龙谈了相当长时间的话——如果把我这个想法向作家说出来,就可能像山村的孩子怕见生人似地妨碍她说话,所以只是一直默默地听着——全是20世纪人类受非情悖理的苦,以及经过这种痛苦之后的更生这一主题,了解到自己和眼前的这位美国作家都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的,所以,我认为文学即使现在不也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桥梁么?《索菲的选择》是在叙述者即作家被巨大的悲痛摧垮而睡在海边,作了个被活埋的令他痛苦的梦,醒来时看到沙滩上嬉戏的孩子们往他身上堆沙子,此刻夜已过去,故事就在这里结束的。叙述者说:“我自己祝福我的更生,与此同时,孩子们好像用沙子保护我,把我埋上,我紧紧裹在外套之下,像木乃伊那样直挺挺地躺着,随他们摆布。就在这时,我把以下的话写在心上:‘在凉沙之下,我梦见自己死去/但是我醒来看到黎明/看到灿烂的晨星,在光辉之中,’/不是审判的日子——是个无异于往常的早晨。早晨,一个美丽的、真正的早晨。”总之,斯泰龙描写回到日常生活中更生的小说就这样结束了。

20世纪残酷的历史给人类带来的悲痛,通过文学的表现过程,同时也是对于具有人类规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给以鼓舞的过程。它使我重新思考的是,为出席国际笔会而来东京的作家中,有一位曾提问:关于广岛的文学为什么是必要的?——我在那里,在那里我饱尝了这种悲惨,仅仅凭这两句话本来就能给他以强力的冲击!——但是对如此提问我却得到启发。前面我已经写过,我受日本笔会的出版委员会委托,选出了土生土长于广岛、长崎的受难者写出的经历,以及外地人追记自己的经历等等短篇,编辑成集,题名为《面对一无所知的未来》,并且协助出版了英语版的《atomicafctermath》。这英语版对外国人参加者一律发给一册,所以我有责任直接回答这个提问。

方才提问的问题,他如果读一下业已发给他的英译本原子弹小说集,他本来自己就能解答的。那时我在奥斯威辛。这句证词任何时候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斯泰龙的小说里,正如她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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