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札记》

五 不屈的人们

作者:大江健三郎

在这个人类的世界上,运用所谓善恶二元论进行思维的人,或许已为数不多了。它已不再流行。然而,在原子弹受害者的意识宇宙里,突然显现出那个夏日的景象——绝对的恶,而同时出现的应该还会有从那时起,与恶进行顽强抗争,力图在这个世界上恢复人类平衡的善。当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它便成为人类的恶的意志的象征;成为残暴的罪恶之神和最为现代化的瘟疫。企图对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而需要的武器——原子弹做出善意解释的任何尝试,恐怕连求得参加进攻的士兵们的心之所安都不能做到。因为包括联合国军和日本军在内,姑且不论攻守双方的得失,原子弹赤躶躶地暴露了战争本身恶的绝对值。然而,其间,在被彻底毁灭的荒野上,善的意志却在开始化为行动。其中有的是负伤的原子弹受害者自身的求生意志;有的是为了救助负伤者,医生们从毫无体验的情况出发所做出的努力。广岛的人们从那一个早晨开始的活动的价值,就在于他们立志要同直至原子弹出现人类科学进步的总和相对抗。如果确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人类的和谐和人类的秩序,那么,广岛的医生们的努力就一定足以同原子弹本身深重的罪恶相匹敌。

而我关于人类力量的信赖或人道主义怀有一个恶梦,一个关于人类力量信赖的某种特殊类型的恶梦。对于这一类型的人道主义(而且只能是人道主义),我既怀着深深的厌恶感,又不禁时时刻刻在思索。

我怀疑当向广岛投下原子弹时,决定这次作战的美国一伙知识分子的心中是否曾闪现出“对于人类力量的信赖或人道主义”,如果将这一散发着绝对毁灭气息的炸弹投向广岛,那里便会出现一个就科学而言可以预料到的地狱。然而,它将不会是一座甚至将人类文明历史的全部价值一举毁灭的最坏的地狱;不是使所有的人类只要想到那座地狱的情景,便产生无限厌恶,甚至不想作为人而继续生存下去,再无可能恢复的最坏的地狱。同时,也不是使前总统杜鲁门在其一生中,每当想起时便无法入眠,无可挽救没有出口的最坏的地狱。因为,在投下原子弹的土地上,在广岛,还有为了使这座地狱变成人间的地狱而斗争的人们。我怀疑这群美国知识分子基于上述考虑,也就是他们相信即将亲手投入地狱的敌人所具有的人类力量,在确信如此荒谬的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而做出投下原子弹的最后决断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投下原子弹的地点不是广岛,而是刚果的利奥波德维尔。那里在刹那间造成大量死亡之后,被彻底抛弃的负伤者将接连死去,随后是瘟疫的大流行,鼠疫也会再次肆虐。在那里,所有的人将不容有任何犹豫和保留,出现一片所有生命彻底灭绝的荒野,连为死者收尸的人也荡然无存。当二次放射能消失之后,胜利者的调查团将会踏上这片土地,并将品尝到人类所能品尝到的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恶心,甚至会有些人再也无法保持理智。一个城市整个化为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那里所有的人全部死去,找不出丝毫人类希望的迹象。这一设想,对于无论怎样坚强的人都将带来强烈的震撼。只要不是偏执狂式的奴隶杀戮者的后裔,向利奥波德维尔投下原子弹的决定,就将无限延期。

然而,只要是向广岛投下原子弹,就不会出现上述最糟糕的情况。广岛的人们在遭到彻底毁灭,整个城市化为一个巨大而丑恶的毒气室之后,他们没有使制造这场悲剧的人们、投下原子弹的人们,切身感受到自己是犯下了何等恐怖的罪行。广岛人在遭到原子弹轰炸后,立即为了亲手恢复这座城市而开始战斗。这一斗争,无疑是为了广岛人自身而做出的努力,但同时,也是为了减轻投下原子弹的人的良心负担而付出的代价。

这种努力已经持续了20年,至今也仍然在坚持着。一个患白血病的女孩,她没有自杀,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在忍受着无尽无休的痛苦。这一事实说明,她作为受害者的一员,以其微薄的力量,在减轻投下原子弹的人们所遭受的良心谴责。

一个城市的人们决定向另一个人类居住的城市投下原子弹,这完全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它恐怕并非是由于科学家们对于爆炸后的地狱景象缺乏想象力的缘故。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做出了这项决定。之所以如此,他们事先可能确信在毁灭与恢复二者之间可能会出现谐调。认为那一绝望的破坏性的炸弹即或爆炸,在这块土地上仍会出现人类善意的努力,并足以同巨大的恶的总量相抗衡,从而使武器威力所导致的后果,从毁灭人类一切的恶魔极限到人类依然能从这里发现希望的极限之间得到缓和。

这无疑也是对“人力的信赖”;甚至是对人道主义强韧性的依赖精神的体现。这是对即将亲手给予致命打击之敌的“人力的信赖”,是恶狼对于即将被袭击,从而遭到牺牲的羔羊所拥有的自救能力的信赖。这就是我就人道主义所怀有的最为丑陋的恶梦。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我的妄想。在地处比治山的原子弹灾害调查委员会的患者候诊室里,安静地等待诊察的原子弹受害者们的忍耐力不时地浮上我的心头,他们的恬淡和控制力,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拯救了美国医生们内心的负疚感,我想这是千真万确的。

然而,政治的强者,无论怎样将人类踢进无底深渊,都会不屑一顾,而认为他们总会设法自救,难道还有比这更为可怖而怪诞的想法吗?除此之外,难道还会有如此被极端的卑劣所粉饰的人道主义信仰吗?

我对于圣经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而带来那场洪水的诸神可能是确信洪水过后,诺亚会重建一个人类世界,而降下了那一场经久不息的滂沱大雨。如果诺亚是个懒汉,或是歇斯底里的绝望者,没有重建的能力;如果在洪水过后人类世界永远化为一片旷野,天上诸神将会狼狈不堪。值得庆幸的是诺亚拥有这一能力,洪水才没有超过诸神的期待大逞婬威,而是在人与神的有序范围内完成了使命,如同诸神早已确信会以谐调而告终的那样。然而,即便如此,难道就可以说这些神就不是卑鄙的神吗?

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正是20世纪最为惨重的洪水。而广岛人就在洪水到来之际,为了使他们的人类世界获得再生,便立即开始投入战斗了。他们试图自救,而同时也拯救了给他们带来原子弹的人们的灵魂。这场洪水目前已呈冻结状态,但谁又能预知有一天它会解冻,融化成为一场世界性的洪水呢?在20世纪的地球的时代,正在遭受到诸多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一癌症的侵袭,广岛人曾经拯救的灵魂,也就是当今人类灵魂的全部。

广岛的医生们在洪水之后立即开始的活动,尽管遭到巨大困难的阻挠,仍然十分感人。我这里有一份调查。那完全是一份可怕的调查。它似乎是使用一种在和平时期市民生活中,由于过分的剧毒而被禁用的危险试剂所进行的征询调查。我认为这份征询调查是在战后的日本所进行过的涉及到追究道德责任的最为惊人的调查。它是以通过平静自若的语气和散发着事务性气息的提问方式进行的。然而,在其背后所孕育着的却不能不说是骇人听闻的告发。

它是于1958年由广岛市医师会向原子弹受害幸存者的会员们,散发相当于半张日本纸①大小的用纸,要求做出回答的一份调查。答案和写有“谨向在回答之后不幸死去的人们致哀”字样的附记,经过整理后编入《广岛原子弹爆炸医疗史》一书之中。书中还印有调查表的凸板图,字迹十分模糊。经过仔细辨认之后,发现曾提出了下列问题。由于《医疗史》的编者们未曾注意到这些提问的文字究竟包藏着何等可怕的意义,所以我只能用放大镜去一一辨认那些答案举例的凸板图了。

①一张日本纸长24公分,宽34公分——译者。

1.原子弹爆炸时(昭和20年8月6日8时15分)您在什么地方?

正在服兵役

正在外地疏散

在广岛

2.爆炸时,您是否参加了伤员的救护工作?如参加救护,请告知当时工作的地点和时间。

地点

时间

3.您在原子弹爆炸时是否受到伤害(外伤、烧伤、恶性症状等)?请告知其伤病名称。

4.请告知除您以外曾参加救护工作的医生姓名。

换言之,这份调查完全是向所有的广岛医师会会员进行赤躶躶的逼问,逼问他们在原子弹爆炸时,是否履行了作为医生的职责。

如果有的医生虽然遭到轰炸,但没有受害,并逃离广岛,没有参加救护工作,那么,这份调查表将会如同一把利刃一样刺中他们的心脏。在遭到轰炸后,广岛的医生们即使丧失了从事救护活动的意志,作为一个人而言,也应该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当他们收到这份证询调查之后,将永远不会再拥有安然入睡的夜晚了。尽管如此,当医生们拿到这份调查表后,还是都做出了认真的回答。现在让我们试举其中的几例,姓名之下括弧内的记载是被轰炸者的住址和同爆炸中心间的距离。

佐竹伸生 已故(富士见町、21·1公里)

在富士见町二丁目被炸。头部负外伤,由于近年来担任非正式医生,因此,从当日起在被服厂作为救护人员坚持诊疗工作。9月7日妻子因原子病死去,本人亦从10日前后出现脱发、皮下出血、发烧等症状,由于原子病症状明显,被迫放弃急救和救护工作。其后,上述病状持续约三周左右。

土谷刚治 已故(千田町、11·5公里)

在千田町一丁目自己家中被炸。本人头部负轻伤,但因家中有人负伤,故携带家属迁往兵工厂附近的民宅,当即不容分说被带至兵工厂,在该厂同已故结城英雄医生一同参加救护工作,直至停战。其后,疏散至户板村,在广岛市设在该村公所的救护站工作至10月前后。

米泽贞二(舟入本町、1·4公里)

在舟入本町被炸。双手手背、前胸,下肢负伤。从8月6日至8日间在舟入国民学校同古泽秀夫医生(参加10天救护工作后,因原子病死去)一起参加救护工作。

国有国民 已故(白岛九轩町、1·7公里)

在白岛九轩町家中被炸。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爬出后(房屋财产全部烧毁)去房后的河边避难,度过一夜。从次日即7日起,身穿血染的衬衣,在神田桥诘的救护站参加了负伤者的救护工作。约4个月后迁往江田岛。被炸后,出现全身倦怠、食慾不振、脱发和严重的全身搔痒等症状。自昭和23年春开始,全身到处出现紫红色的皮疹和溃疡,虽经种种治疗,终于在24年3月因原子病死去(家属代答)。

从上述为数不多的例证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广岛的医生们在自身被炸伤的情况下,也仍然立即参加了医疗活动。尽管医生们本身同他们身边正在痛苦呻吟的患者同样,对于这一最为严重的病患本质一无所知,并怀着同样深深的不安。我们从广岛医师会的前辈松坂义正手记的下述摘录中,可以想象到被炸后的救护活动究竟是一番何等情景。

“我确实是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获救的。即便倒下去也必须救助负伤的市民,这一信念鞭策着我一动不能动的身体。让儿子(医科大学学生)背着我,再次返回东警察署门前,坐在从警察署取来的凳子上,身边插上太阳旗,在我的三名护士和周围人们的协助下开始了救护工作(我的家人在被炸逃难时带出了一个手提箱,其中装有警护团制服、消防头盔、表、2千日元、日本式的布袜子和太阳旗。这一切立即派上了用场)。

“虽说是救护,但平时保管的器材全部被烧毁,有的仅仅是警察署存的油和红葯水而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烧伤用油,创伤用红葯水,为聚来的众多伤员涂上。田边署长拿来警察暑的威士忌,给那些昏迷不醒的人灌下。主要是对负伤者给予精神鼓励,我一面自认为医生的存在对于伤员的精神而言确实是一种刺激因素,一面焦急地等待着救援班的到来。不拘怎样,总算将东警察署所保存的油全部涂光了。”

根据《广岛原子弹爆炸医疗史》记载,爆炸当时,在广岛市内有298名医生。他们根据从事防空业务命令书的规定,被禁止向市外疏散。其中也包括牙科医生、葯剂师、护士、助产士和保健员。他们或许是不得不留在市内的人们。然而,就是这些人在原子弹爆炸后立即显示出舍己救人的精神。向幸存的医生们发出征询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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