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裂变的姑娘》

30·步履维艰

作者:f·r·施赖勃

1962年1月初的一天,西碧尔和威尔伯医生驾驶着汽车沿着“西边”公路疾驰。她俩近来经常外出活动。平时西碧尔很喜次与医生这样交往。但她今天情绪阴郁,无精打采,与天空的阴沉相仿佛。

“你情绪不佳,”医生大胆地提了出来,“因为你生气,而且对自己生气。恐伯是你母亲作怪吧。”

“你的话对我没有任何帮助,”西碧尔抵御医生的探索。她把脸朝向侧窗,清楚地表明她停止了这场谈话。

威尔伯医生双手放在方向盘上,眼睛盯着前方的道路,但心里想着那把有意识的西碧尔同无意识的西碧尔隔开的无法逾越的真空。代表无意识的所有化身都激烈地亮明了他们对海蒂·多塞特的憎恨。怀有憎恨的西碧尔也在梦中表达了她对那母猫的厌恶之情。但化身的憎恨和她自己在梦中的行为却从未渗入西碧尔的意识之中。

这种巨大的分歧,此刻已表露无遗。威尔伯医生决定发起一次直截了当的猛攻,以砸开那束缚着西碧尔的这道枷锁。

“两碧尔,”威尔伯医生揽住西碧尔的肩膀。

“嗯?”西碧尔迟疑地答应一声。

“我给你催眠,来查明你抑郁的根源,好吗,”医生问她。

“就在这儿?”西碧尔疑惑地望着医生。

“就在这儿!”医生断然回答。

在汽车喇叭声和驱动声中,响起了催眠的语调。西碧尔的意识开始退隐,进入了睡眠状态。她把指甲掐进身下的坐垫,嘴里喃喃说道:“如果有人是你母亲,你原该爱她,尊敬她。”

“若她不能赢得你的爱,也不配受你尊敬,一切又当别论,”医生说。

“我想取悦于她,因为她是我母亲,”西碧尔的嗓音很压抑。“可是我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她说我很可笑。我一想到她便觉得憋闷,想哭。她把我五花大绑,使我痛得要死。她总是做些事情——骇人听闻的事情。”她的话音破碎了。她浑身打战。

“西碧尔,说下去。”

“我全都糊涂了。我永远闹不明白。她把它放到我身体里去。一个黑条儿,中间有个圆孔。我现在看见它了。”

沉默。一声痛苦的呻吟。威尔伯医生屏注了呼吸。她知道西碧尔就象外科医生将手术刀指向有病的部位一般,正作势要跨进精神创伤的门槛。西碧尔又说起话来:“我对自己说:我爱母亲,只是假装我恨她。可是,这并不是假装。”西碧尔的话声破碎了。危机过去了。西碧尔继续说下去:“我真恨她。从我有了记忆起,我就恨她。”

刻骨铭心的仇恨犹如波涛汹涌。“我恨她,”西碧尔连气都喘不过来。“每当她伤害我的时候,我好象看见自己的双手扼住了她的脖子。也有其他的方式,比如用什么东西扎她。我有许多次想扎她。有时在学校,有时在五金店里,我眼前浮现出她遍体扎满钉子的各种图像,但从来不在家中看到这些图像。可是我想这么干,我想呀。在她死的时候,我曾有一瞬间觉得好象是我杀了她似的。我想杀她已那么久了。我想杀死我母亲。”

这时,威尔伯医生可以看出:来自无意识的仇恨已在侵入意识之中。内心的冲动推着西碧尔猛然向前撞去。威尔伯医生一把拽住,才险些让她撞上挡板。但医生不能,也不会去约束那仇恨的激流。西碧尔的声音愈来愈响:“我恨她。我恨死那婬妇。我要杀我母亲。尽管她是我母亲,也得杀。我要她死!我恨她,你听见没有?我恨她!”

西碧尔用拳连续击打汽车的挡板,自从她在幼年时代去圣玛丽医院开始,她就从此没有真正动怒。如今,她已恢复或力图恢复真正动怒的权利。

车中一片寂静。外面传来汽车喇叭声和一辆汽车因瘪了车胎而歪歪扭扭地疾驰的声音。威尔伯医生把车外的一切都置之不顾。她知道当初激发多重人格的精神创伤的主要根源已被摧毁了。她决定唤醒西碧尔。

西碧尔醒来后第一句话是:“我看我过去不怎么想到我母亲。”威尔伯医生为这病人居然还记得催眠中的事而惊奇,便说:“相反,你对她想得很多,而且拼命希望她爱你。”

西碧尔苦笑地说:“想要杀死自己的母亲,是不太可爱的。”

医生想不到西碧尔竟能记得自己在催眠状态下说过的那么多话。她深知这是心理分析上的里程碑。这不仅是因为西碧尔记得她自己在催眠状态下所讲过的话,而是因为她把迈克“杀死”海蒂·多塞特模拟像的事情想了起来,甚至认作是她自己的行动。这两个新发展,加上她如今承认不讳的对母亲的深仇大恨,代表了她趋向整合的生气勃勃的动力,是她走上康复之途的关键一步。

自从三岁半以来,西碧尔第一次能够勃然大怒了。需要其他化身来代替自己发怒的情况大大减少了。现在,这些化身已经部分地同西碧尔整合了。与此同时,马西娅要她母亲死去的愿望也变成了西碧尔的愿望,这样,马西娅和西碧尔就可能更为接近了。最可贵的是:西碧尔恢复了动怒的能力以后,其他感情的表达和宣泄也畅通无阻了。对海蒂·多塞特勃然大怒的一幕,便西碧尔不再是一个毫无感情的女人。西碧尔的性格开始丰满起来。

海蒂·多塞特在西碧尔的心灵中其实并没有死。直到西碧尔在“西边”公路上怀着深仇大恨将她杀掉以后,海蒂·多塞特才真是死了,不再是西碧尔恢复健康的主要障碍了。

西碧尔几乎立即获得了解放。这富有戏剧性地表现在西碧尔数周后对她远在底特律的父亲的探亲访问之中。威拉德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坐在日光室的沙发上。她起先还缅怀往事,以为他又要躲在那本《建筑学论坛》后面去了。但他坐在她身边,十分健谈。看来,无论西碧尔说什么,他都能接纳。于是,她无论什么话都能对他说了。这是她生平第一次。

谈话一开始,她就想起了许多往事,她听见自己说道:“我在六岁的时候,你得了神经炎,你第一次让我亲近你。”威拉德的脸上不自主地抽动了几下,他柔声说:“我当时不知道是这样。”

“那年冬天,我们搬到农场,”她无情地说下去。“我们更加亲近了。但在离开农场以后,你去工作,我开始上学,我们又变成陌生人了。”威拉德慌张地采取防御:“我给了你一切,好房子,好衣服,好玩具,上吉他琴课。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关心你。”

“爸爸。”西碧尔停了停,掂量自己的措词,但她最近诙复的自信推动着她断然地说下去:“你给我一把吉他,但我当时要的是小提琴。你过去生活在真空之中,你现在还不明白吗?你从来就不屑与我交流思想感情,你现在还不清楚吗?”

威拉德突然站了起来,说,“我确实感到吉他琴课程使你不安,但我确实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他回想着说:“我现在看问题与以前大不相同了。我过去总是想为你做一些好事,但当时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

西碧尔十分敏感地觉得他的亲近,并因他没有怪罪她如此直率地对他讲话而惊奇。她决定把过去埋藏得最深的东西讲出来。

“爸爸,在我非常小的时候,有些事发生在我身上……”

威拉德·多塞特闭紧双眼,希望能止住女儿的回忆。女儿所回忆的大体与威尔伯医生五年前对他说的相仿,当时他把这些事当作自己的罪责而接受下来了。

“爸爸,”你没事吧?”西碧尔焦急地问道。

他睁开眼睛,用恳求的姿势举起一只手,说:“西碧尔,你别说了。我现在是个老头儿。不为别的,就为着我的老迈而宽恕我吧。”

“当我还是很小的时候,爸爸,”西碧尔没有因他的恳求而退让,“骇人听闻的事就发生了。你没去阻止。”

“小麦围栏、纽扣钩,”威拉德喃喃地说道。他径直看着女儿,哀求道:“饶恕我,”

这次轮到西碧尔站起来了。饶恕那失去的时光、失去的年华?她内心中刚刚勃发的怒气,不容她去宽恕。“让过去的一切都过去吧”这一类话好象她这次是前来和解的。她打算把这些都忘掉,但这不是从她不敢正视的事物前面退却的老办法,而是别让遥远的往昔再来騒扰的新的处理方式。

紧张的时刻过去了。威拉德和西碧尔谈起了不太使人痛苦的事,谈起了这次探亲将会感受的欢乐。在弗里达还没有叫他俩去吃饭之前,威拉德·多塞特第一次对他女儿谈到她记忆丧失的事。“如果我多给你些钱,这种记忆丧失的事会不会结束?”

“金钱总是有帮助的,”西碧尔直率地说,“但记忆丧失的事闹了三十六年之久,再多的钱也不能解决问题。不过,这种事已不常发生了,我在一点点地好起来。”

“既然谈到了钱,我希望你知道:如果我遭遇不测,你将会受到照顾,我正在建造的那套两层楼的公寓将归你所有。”

“谢谢你,爸爸,”西碧尔说,几乎不敢相信他终于吐露了这样的关怀。

这时,威拉德问她:“告诉我,西碧尔,那些你似曾认识并与之交谈的人到底是谁呀?”西碧尔惊诧地打量着这个与佩吉、维基、马西娅、瓦妮莎、玛丽等在同一屋檐下相处多年的男人。

“爸爸,”西碧尔说,“你误解了威尔伯医生告诉你有关这些人的话。我跟他们并非似曾相识,也没有与他们交谈。在威尔伯医生告诉我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人存在。我只是在不久以前才刚刚认识他们,开始同他们交谈。”

威拉德对于西碧尔这番话仍是似懂非懂。他一边琢磨着,一边说:“关于你的事情,我无法了解的实在大多了,西碧尔。”他疑惑不解地领着西碧尔走进餐厅。

那天夜里,西碧尔睡在她父亲家的客房里,梦到了威洛·科纳斯老家的日光室。海蒂已经死了。西碧尔特地来探访她父亲。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她父母用的那张熟悉的大白铁床,如今摆在日光室。西碧尔总得有地方睡觉,而家里只有一张床,西碧尔就睡在这张床的一侧。她父亲睡在另一侧。她突然醒来,发现窗外有一个男人的面孔。这个陌生人的嘴皮子还在动,正对什么人说着:“他们在同房。”

“你瞧呀,爸爸,”西碧尔大声叫醒他,“有人在窗外朝里偷看。他以为我们在一起睡觉。”她又发现那人手里拿着照相机,便用手臂挡住眼睛免得自己在相片中被人认出。“爸爸,”她求他,“劳驾给我一杯热奶,让我睡得好一些。”在她父亲默默地依从时,她仔细地观看那个男人的脸,以便事后精确地把它画下来交给警察。她心里有些不安,因为那个男人的头发色泽金黄。

她小心翼翼地摸到床头的铁栅,伸出手臂找到了放在地下的电话机。

“按线员,请接警察局。”

“他们出去巡夜了,”电话里回答道。

“请你找一下警察吧。”

“出去巡夜了,”电话里的嗓音阴森森的。

“但我总得找人救援呀,”西碧尔叫道,“有人在我窗外。”

“你父亲保过什么险吗?”

“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西碧尔嚷道。

“我可以找保险经纪人呀,只要你有电话号码。”

西碧尔突然发现自己手里拿着一大把保险公司的名片。她想找一家保险公司的名字,但名片太小,印刷的字体也小得无法分辨。“电话号码,快,电话号码,快一点。”电话里的话声似乎捶在她脑子上。“我看不清号码,”她绝望地说,“卡片又那么滑,我拿不住。”卡片从她手里滑走,她抓不住。

“请挂上电话,”接线员终于说出这一句。

“对不起,”西碧尔恳求道,“总得有人来援救呀。”

电话里寂静无声。这告诉她一个实情,一个她过去根本无法正视的实情,那就是:再也不会有人来对付那窗外的人,再也不会有人在她需要的时候来援救她。

三个月以后,弗里达·多塞特在1962年4月12日写的一封信送到威尔伯医生的诊所。信的内容是:

我丈夫的医生今天中午找我,并告诉我:西碧尔的父亲活不长久

了。正如我上次写信讲的那样,多塞特先生已处于癌症晚期阶段。医 生建议我写信给你,并让你知道他乐于跟你谈谈,把病情告诉你,如 果你给他打电话的话。他的卡片附寄在后。

西碧尔和她父亲都没有提到她是否回家来探望。我也没有建议她 来还是不来,因为我不知道她是否离得开你。多塞特先生总是说他一 、二天内就会好一些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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