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黄金船》

第六节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 1984年秋季

作者:盖瑞·金德

鲍伯家里墙上挂了一张12英尺见方的大表格,最上面一行列出当年33位有助于确定船只位置的人名。每个名字的下方是15个横格,每格代表3个时段,每一时段3个钟头;从星期二正午开始起算,直到星期天午夜为止。

设计这张表格,目的是要确定3 件事情:某一时刻的船只座标或距离;风向和强度、海浪高度和方向;船只状况。查到某人叙述的资料,他就填在相关位置之上。

为了搜集资料,鲍伯真是上天入地,所有可能藏有资料的图书馆、公私立机构,无一遗漏。他利用搜集到的资料,编成一部暴风雨中的船难故事;一有新的资料,立刻修正。最后,他只要一闭上眼睛,眼前就会浮现船只在惊天骇浪中上下颠簸、妇孺在大厅惊慌相拥、男人排列传递水桶、船身进水渐渐升高的恐怖景象。他说:“我全副心思都浸婬在资料之中。我们需要一切资料,以确定正确的沉船地点。”当事人的叙述不尽相同,如何取舍,就需智慧和判断能力了。将33个人的叙述排列对照,对于资料取舍的判定大有助益。

座标问题关系最重大,也最需要谨慎敲定。每个座标的来源都先经过滤,再想象当时情况。最令鲍伯困惑的座标,也就是哈利·约翰据以委托“西马克一号”搜寻“中美洲”号沉船地点的座标。但是到此为止,鲍伯仍然认为这个座标不合情理。经过仔细研究所有文献,运用推理,他终于把这组座标的来龙去脉找了出来。

原来“艾尔多拉多号”抵达波士顿时,它对“中美洲”号见死不救的卑鄙行径引起公愤。该船船长史东对于记者的追问搪塞几句之后,就避不见面,交由大副应付。由于众怒难犯,大副只好交出航海日记,上面记载了几个座标,而“中美洲”号的沉船地点也赫然在目:北纬31度25分,西经77度10分。但是鲍伯觉得数字可疑。

他再详查“艾尔多拉多”号的航海日记,发现除了一次例外,所有的座标纪录都只有纬度。因为以当时的技术,决定纬度已无困难,但判别经度仍非易事。(译注:由于判别经度困难万分,船只位置难以确定,经常触礁沉没。英国国会特于1714年通过“经度法案”,提供相当于国王赎金的巨额奖金——两万英镑——征求判别经度的精确方法。详情请看本公司出版之《寻找地球刻度的人》一书。)18世纪,英国巧匠哈里逊制造了精密的航海钟,本已解决了判别经度的难题,但航海钟造价昂贵,非一般船长所能负担。19世纪中叶航行于美国东海岸的船只,仍然只纪录纬度。史东船长在下午6 点30分如何确定这组数字?纵使当时已经风平浪静,他的六分仪能以什么为目标?鲍伯感到非常困惑。几经查考,他的结论是:这组数字应该来自贺登船长,因为两船的最近距离曾经达到可以互相听见呼叫声的程度。贺登船长在要求史东船长留下。准备救人之时,同时也把船只位置告诉了史东。然而另一个问题接着发生:贺登船长会在下午6点钟、船只颠簸起伏不已、500多条人命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丢下一切去测定船只位置吗?如果不然,他是何时测定的?这个问题攸关沉船位置,不容忽略。

接着鲍伯远赴纽约,从1857年9 月27日《纽约先锋报》有关蒙森法官的谈话中,找到蛛丝马迹;再与“艾伦号”强森船长的两次测定获得的西经76度13分、北纬31度55分的数据一配合,他终于确定贺登是在周六上午7 点测定船只位置的。这组座标竟然成了“艾尔多拉多号”航海日记记录的“中美洲”号的最后位置。

原来暴风眼在星期六上午短暂笼罩了“中美洲”号,云层稍淡,太阳出现在东方海面。熟悉洋流以及各种最新航海技巧又具有勇者气质的贺登船长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希望,所以利用这次机会,确定船只位置。他也许希望船只已被飓风吹到繁忙的航线上、已经离开海岸并不远、或已被墨西哥湾流吹得更北。不幸的是,他的测定结果是船只居然在离岸200 海里的外海。这就是蒙森法官说贺登有点沮丧的原因,这也是贺登在那种时刻还在测定船位的原因。

这组出现在保险协会公报上的座标,分别来自“艾尔多拉多号”的航海日记、贺登船长通知史东船长的座标。贺登船长在台风眼当中测得的座标,让真相终于大白。原来在12小时之后,“中美洲”号漂移到和“艾尔多拉多号”相遇的地方,也就是沉船地点。然后“中美洲”号的残骸又漂流到第二天“艾伦号”到达的地点。不同座标的相关环节,至此终于配合得丝丝入扣;看似不合情理的3 组座标,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

二次大战期间,为了拦截德国潜艇,美国海军聘请杰出的物理学者、数学家和化学家组成“行动评估小组”,研拟抵制德国潜艇偷袭的方法。该小组在1942年提出“搜寻理论”,利用数学原理综合风向和洋流资料,预测德国潜艇的位置,并加以摧毁。后来数学家伯纳德·库普曼(bemard koopman)研究出有名的“扫描搜寻法”,这个方法直到大战结束后很久才解密。

库普曼死后, 搜查分析方面的权威是加州太阳谷华格纳学会的劳伦斯·史东(lawrence stone)博士。他在1967年开始利用电脑,改进库普曼的理论和方法;他的同事汤尼·理查森(tony richardson )把改进后的理论格式化,使之成为座标。理查森曾经参与了1966年在西班牙搜寻核弹的工作;两年后又和劳伦斯共同参与搜寻“天蝎号”潜艇,圆满完成任务;接着两人又为海岸防卫队设计寻找海上失踪人员的系统。其原理和用于搜寻“天蝎号”的一样,只是目标物换成活动的人员,不再是固定的物件。这套系统再经改进之后,专门用于追踪苏俄潜艇。过去10年来,史东博士一直都是海军搜索理论方面的主要专家。

汤米知道史东博士的研究工作,心想他的方法或许可以用来搜寻海底沉船。他们请教史东博士是否可以应用他的搜寻理论,绘制地图,标出利用声纳搜寻的地点。在证实了汤米提供的资料精确有用之后,史东告诉他:“进行这些工作的要诀在于,无论资料来源是客观或主观,对所知的一切包括不确定的因素,都必须加以量化。”其次是综合一切数据,求得目标物可能存在的地点。史东答应从“中美洲”号的最后位置,加入风势、洋流等变量,利用电脑算出可能的范围。

此时,鲍怕又提出“艾伦号”提供的座标,于是史东博士答应利用这个最后位置,推算沉船地点。

会谈结束之后,史东唯一担忧的事情,竟是汤米的经费问题。他说:“汤米需要大量的资金。如果届时他无力支付我的工作酬劳,就算告他也没有用——我看他也没有什么财产。”但汤米如果能预付第一期的酬劳,史东倒也愿意把已知资料转换成为显示可能性的地图。

比利·凯利和克特·罗夫兰申请公司执照时,依规定必须申报股东姓名。股东之中不乏哥伦布市的知名人物,引起了当地《商务第一》周刊的注意,要求汤米接受访问,但汤米回绝了。于是《商务第一》就在1985年6 月24日刊登《寻宝计划吸引巨商》的消息,虽然没有直接指明是“中美洲”号,但新闻内容已超出汤米愿意公开的程度。

这是汤米第一次和媒体交手。他深怕媒体会把这件事情渲染成为海盗船和藏宝图的故事,使他重蹈以前寻宝者的覆辙。他需要专人来跟媒体周旋,应付股东,并和各种专业团体沟通;他想起了老朋友巴力。1985年6 月,他打电话给巴力,邀请他加入。汤米告诉巴力,他对整个计划深具信心,但不能保证结果;这份工作薪水不高,但工作时间可能只要半年。当时巴力也正想换换环境,于是欣然接受。

汤米、鲍伯和巴力花了两周时间,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改写原来的说明书,使它具有提供资料的功能,但不会透露太多内容;清楚明白,但不损格调;强调科技,但不晦涩;充满信心,但不斩钉截铁;充满冒险精神,但不虚夸。总之,整个计划看来充满挑战,却不是天方夜谭。

鲍伯说:“我们让投资人相信,值得先投资少数资金,测试整个计划的可行性。这个工作才真正创造了开始行动的计划。”

他们日以继夜地修订、再修订;增加图表,精简文字,浓缩成为简单易读的文件。这份文件是他们的宣言。他们的进行步骤,他们的风险分析,也是他们的工作流程;他们称它为“蓝皮书”。至于公司名称,对内自称“回收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则称“哥伦布一美国发现集团”。

汤米租了一间维多利亚式的三楼砖造房子作为办公室,巴力就住在里面。每周二晚上7 点,汤米、巴力和鲍伯在餐厅开会,决定工作方针。他们戏称这是“圆桌会议”,经常过了午夜还没结束。会中,3 人可以任凭想象驰骋,没有任何限制,也不必担忧会引来另外两人的挪揄或批评。

鲍伯说:“一件事情获得越多不同领域的人士赞同,就越加健全合理。”

正当他们一边做梦,一边修订计划的时候,费雪总算找到了“阿图加号”的残骸。时值1985年6 月20日,距离费雪开始搜寻“阿图加号”已将近20年,也是他的长子德克淹死的10年后了。这10年间,费雪继续寻找,总算天可怜见,他的次子在水深55英尺的地方,发现了沉没的宝藏。他们捞起32团变黑的银币,900 个大银块,几条小金棒,还有几百块翡翠。这些宝物聚集成堆,外面包着珊瑚,住满了龙虾。

十多年来,费雪不停地和其他的寻宝客竞争,对抗佛州当局,与国税局争辩,真是疲于奔命。加上股东的不满,3 个年轻人的丧生、考古学者和环保学者的抗争、股东的控告,终于使费雪鸣金收兵,不再做这种打捞发财的美梦。

本来汤米也可以采取这种做法:找到沉船、捞起宝物、卖掉宝物、大家分红,然后寻找下一个目标。连一些股东也做过这种建议,但巴力说,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圆桌会议”继续开到1986年冬天。成千上万的想法经过讨论、修订、过滤,然后定案。他们预设各种失败的可能,然后设法预防或预筹应付方法,试图增加成功的机率。如此一来,执行计划时,他们只要小心谨慎,把握更多的机会就行了。

现在应该开始募集第二阶段——搜寻阶段——的140 万美元,租用“西马克ia”从事搜寻工作了。就在这年夏天,有三件事情使得“中美洲”号的打捞计划更加吸引人。首先是费雪发现了“阿图加号”;其次,深海工作人员捞起印航182 号班机的座舱通话记录器。这架波音747 在天空中爆炸,残骸坠入6600英尺深的大西洋中;第三,鲍伯·伯拉德找到了位于深海的“泰坦尼克号”残骸。雅士比说:“汤米不停地述说的事情,好像都能实现了。这三件事对于汤米有意争取的对象,也产生了正面效应。”第一阶段的38位股东,共有32位继续投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14 0万美元的筹募工作, 在1985年年底完成,约有100位股东加入。以前汤米他们3 人只是在想象中寻找“中美洲”号;如今,他们必须付诸行动,把“中美洲”号从深海中找出来。

汤米预付史东博士1万美元,请他开始初步的资料分析。汤米邮寄了4种资料给他:鲍伯整理的那张每3 小时为一时段的资料对照表;附有座标的“中美洲”号最后阶段的航线图;“中美洲”号离开哈瓦那的历史叙述,包括航程中的重大事件;从“中美洲”号失去动力开始,到“艾伦号”放弃搜救为止的每小时风力、风向分析图。

史东以前做过不少分析工作,但资料都很粗糙,必须自己剔除不一致、不合理的地方,有时还得先研究好几个星期,才能进入状态,开始工作。这一次,鲍伯几乎代他完成了这部分工作。史东说:“鲍伯好像具有历史研究的天赋,提供的资料详尽明确,使我的工作简单轻松了许多。他做得真好,让我印象深刻。”

为了了解情节变化,史东先把历史叙述仔细研读3 遍,拼凑出过程的细节,再配合其他3 种资料, 根据“艾伦号”、“中美洲”号和“海事号”的座标,各绘1张草图。接着他把所有的资料转换成数据输入电脑,求出模式。每种模式都经过上万次的计算校正。如此求出的可能落点,分布面积还很大,所以史东又把草图区分成两平方海里的方格,计算每格所有的可能落点数目。可是这样求得的结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史东把3 张草图制成透明图表,寄给汤米,让他综合研究,找出问题所在。照理这3张图表应该彼此重合,但事实不然,显示资料尚有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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