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

前 言

作者:荷马

特洛伊城下刀枪飞舞,人仰马翻,那里有恶战的恐惧,勇士的呼喊;那是血染的悲壮,气吞山河的阵战。嗜战如命的壮勇在生与死的烈火中煎熬,凡人中的精英在旷野和沙滩上拼搏。战争,你愉悦猛士的心怀,平慰他们的仇隙;你夺杀他们的生命,高歌他们的英烈。血战中,赫克托耳绕城三圈,死于阿基琉斯枪下;普里阿摩斯进礼恳求,赎回死去的儿男。《伊利亚特》在礼葬的悲哀和血一般浓烈的酒汤中收掩起迟重、沉凝的诗篇。

然而,战争没有结束,人死人亡的局面没有终结。雅马宗女王彭塞茜蕾娅率军帮援(伊利昂),被阿基琉斯战杀,同样的命运也降落在埃西依丕亚首领、黎明女神厄娥斯之子门冬的头顶。阿基琉斯攻入特洛伊城里,被普里阿摩斯之子帕里斯箭杀在斯开亚门边。埃阿斯背回战友的尸体,俄底修斯挡住追兵的杀砍(《埃西俄丕亚》)。俄底修斯得获阿基琉斯的销甲,埃阿斯于疯迷中自杀身亡。厄培俄斯建造了木马;俄底修斯化装入城,同海伦密谋夺城的计划。阿开亚人佯装撤兵,登船返航(《小伊利亚特》)。特洛伊人满腹狐疑,但最终搬入木马;西农点火为号,阿开亚人回兵进击,和冲出木马的勇士里应外合,攻占了伊利昂。墨奈劳斯带回海伦,俄底修斯杀了赫克托耳的爱子阿斯图阿那克斯,阿基琉斯之子尼俄普托勒摩斯带走了赫克托耳之妻安德罗玛开。阿开亚人放火烧城(《特洛伊失陷》)。其后,阿林门农和墨奈劳斯就回归路线发生争执,俄伊琉斯之子埃阿斯(小埃阿斯)死于风暴之中。墨奈劳斯途抵埃及;阿伽门农回返慕凯奈,被害致死;俄瑞斯忒斯替父报仇,杀了母亲和埃吉索斯。墨奈劳斯偕领海伦,归返斯巴达(《回归》)。

《奥德赛》(odusseia)

在“史诗系列”里,《奥德赛》上承回归,下接《忒勒格尼亚》,共二十四卷,12,110(±)行,其创作或编制年代略迟于《伊利亚特》,可能在公元前720—670年间。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奥德赛》的情节具有“双向发展”的特点[注],但主要以直接描写俄底修斯的活动和经历为主。全书内容大致可划作四大部分,即(一)忒勒马科斯的出访(一至四卷),(二)俄底修斯的回归(五至八卷以及第十三卷1—187行),(三)漫游(九至十二卷),(四)俄底修斯在伊萨卡(第十三卷187至第二十四卷548行)。诗评大师亚里斯多德曾给《奥德赛》的内容作过高度的概括:一个人离家多年,被波塞冬暗中紧盯不放,变得孤苦伶什。此外,家中的境况亦十分不妙:求婚人正挥霍他的家产,并试图谋害他的儿男。他在历经艰辛后回到家乡,使一些人认出他来,然后发起进攻,消灭敌人,保全了自己[注]。当然,这只是,或仅仅是故事的梗概或“大纲”,作为一部著名的长诗,作为西方现存最早的传奇性游记作品,《奥德赛》的内容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远比上述寥寥数语所展示的情境惊奇生动,多姿多彩。

《奥德赛》描写人的苦难,表现人生的艰厄。人生活在对立面的包围之中。人的“对立面”具有意味深长的三重性——“对立”来自三个方面,即(一)怀带敌意的神,(二)敌对的人,(三)大自然的“击冲”。人在苦难中残喘,在夹缝中求生。在苦难和求生中,《奥德赛》突出强调了求生的努力,沤歌了为求生拼搏的精神。人会受难,人可以哭泣,但人生的价值在于拼搏。人在拼博中进取,摆脱被动的局面;人在拼搏中看到自己的力量,部分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争来比现状美好的前景。人拥有巨大的潜力,并赋有使用这种潜力的本能。人一旦决心,同时也被允许进入准备行动的状态,就会把已有的潜能变作改变状态和布局的动能。埋头悲哭的俄底修斯一旦被允许离岛(卡鲁普索的海岛)回家,就能劈波斩浪,所向无敌。

按照荷马的观点,实践自己命运的凡人离不开神的制导;神的助信是成功和胜利的保障。没有雅典娜的关心和帮助,俄底修斯绝难回家,也休想击杀所有的求婚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力能哲学的源头。荷马描述了神力、命运(力)、自然力和人力的活动形式、能量、限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表明了神或神力是“第一动力”或源力的观点。《奥德赛》亦是西方生存伦理学的源头。他表明一个人不仅应该善,而且应该凭借良好的愿望拼斗。在神的助信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竭尽全力,以自主和积极的态度投入斗争或介入进取的势态,百折不回,直到夺取胜利,这是典型意义上的西方人的抗争。俄底修斯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系统和着重描述的,在孤身一人的境况下仍然坚持这种抗争的第一人。

《奥德赛》和《伊利亚特》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学术界就有人(即chorizontes,“分辨派”)提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是由一位作者或诗人编制的观点。[注]诚然,《奥德赛》中确有与《伊利亚特》不一致的提及。比如,在《奥德赛》里,宙斯的信使是赫耳墨斯,而在《伊利亚特》里,担任这一角色的是伊里丝;在《奥德赛》里,赫法伊斯托斯的妻子是阿芙罗底忒,而在《伊利亚特》里,他的爱妻是卡里丝。《伊利亚特》中的神抵似乎更具放荡不羁、我行我素、贪慾自私的色彩;两部史诗中的个别人物在性格的刻画方面也表现出一些细微的差别。《奥德赛》中的明喻亦不如《伊利亚待》中的来得顺畅精练。在用词方面,即使在语境相似的情况下,两部史诗也反映出一些较明显的差异。例如,aichme(矛头)一词在《伊利亚特》中出现三十六次,而在《奥德赛》中却找不到一个用例,虽然在第二十二卷里,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描写枪战。phohas(溃逃)在《奥德赛》中仅出现一次,而在《伊利亚特》中的出现率却高达三十九次。《奥德赛》中亦找不到似乎应该出现的,在《伊利亚特》中用例多达二十次以上的helkos(负伤)一词。诸如此类的“差异”当然还有许多,囿于篇幅,这里恕不—一提及。

然而,和《伊利亚特》及《奥德赛》中的“问题”相比,它们中的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绝对的”。更为大量的、永远并且只能是占主导地位的。《奥德赛》虽然采用“双线发展”的组合形式,但行动的中心始终围绕着俄底修斯或俄底修斯的回归和仇杀展开。俄底修斯的形象总是索绕在听众和读者的心头,他的境遇始终是人们关心的焦点。忒勒马科斯的出访,神的干预,求婚人的恶行,裴奈罗珮的心境,牧猪人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带有陪衬和铺垫的色彩,起着解说、转折和牵引的作用,是一些旨在丰富故事内容,协调故事意境,开拓故事的横向延伸的“穿插”——一句话,是扶衬“红花”的“绿叶”。所以,和《伊利亚特》一样,《奥德赛》主题明确,中心突出,描写了一个紧凑、完整、自成一体的行动。柏拉图赞慕荷马的诗才,亚里斯多德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构合体现了史诗的最高成就,是史诗的典范。[注]

《奥德赛》对主人公俄底修斯的刻画,基本上符合《伊利亚特》定设的“方向”。俄底修斯坚毅、刚强,忍辱负重,百折不回,抱定回归家园的坚定信念。他冲破重重阻挠,历经千难万险,最后以一当百,以少胜多(凭靠雅典娜的助佑),杀灭无耻的求婚者,重现了当年血战特洛伊的神勇,猛士的威风不减当年。此外,他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临危不惧,头脑冷静,常能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像在《伊利亚待》中智擒多隆一样,他以超人的智慧,设计捅瞎裴里菲摩斯的眼睛,和伙伴们一起逃离洞穴(《奥德赛》第九卷315—461行)。俄底修斯雄才大略,睿智中稍带几分狡黠,两部史诗都准确、细腻地反映了这一点。两部史诗对俄底修斯和雅典娜的关系的描述,给人如出一辙之感。此外,《奥德赛》对阿枷门农和阿基琉斯等英雄的处理,也使熟悉《伊利亚特》的读者,包括专家,找不出明显的破绽。毫无疑问,《奥德赛》的作者熟知《伊利亚特》的细节。

《奥德赛》文风清雅绚丽,瑰美庄典,和《伊利亚特》一样,严肃的描述中不时加入一些诙谐、幽默的“插曲”。人物嘲弄时的口气,在两部史诗中完全一致,差别只在具体的用词、人名和地点。虽说《伊利亚特》更为粗扩雄奇,《奥德赛》略多温谨绵密,但两部史诗的总体格调基本一致,那就是迅捷、明快、舒达、高雅、生动、凝练。或许,正像朗吉诺斯(longinus)所说的那样,《伊利亚特》是荷马盛年时的作品,而《奥德赛》则创作在他的晚年[注]。老年人较少诗的冲动,却更留连于对人生和道德内涵的思恋。就诗的品位和文体而言,我们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出色地体现了史诗的精神,显溢出大家之作的魅力,展示了荷马的风范。

《奥德赛》一词不差地沿用了《伊利亚特》中的某些用语。“阿特柔斯之子,最高贵的王者,全军的统帅阿伽门农”是两部史诗里通用的对阿伽门农的称谓(《伊利亚特》2·434,《奥德赛》11·397);而像在《伊利亚特》里一样,阿伽门农对俄底修斯的回复亦是:莱耳忒斯之子,宙斯的后裔,足智多谋的俄底修斯(《奥德赛》11·405)。在两部史诗里,英雄都是“神一样的”,孩子都是“年幼无知的”,妇女总是“束腰紧身的”(或束腰秀美的),话语是“长了翅膀的”,枪矛是“投影森长的”,大海常是“酒蓝色的”。即使是伊萨卡的百姓,根本没有武装,也是“胫甲坚固的阿开亚人”(《奥德赛》2·72,20·146),仿佛他们是《伊利亚特》中的武士。对固定词语的套用,使欧迈俄斯也成了“军队的首领”或“民众的首领”(orchamos andron),虽然他只是个猪倌,或者说“牧猪的头儿”。此外,两部史诗中共用的诗行很多,至于共用的片语和词组等则更是多得难以数计,这一点也表明了两部史诗极其旁近的“门户”或“亲缘”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倾向于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同为荷马的作品。鉴于两部史诗中的某些“不同”,我们似乎亦可以作出如下设想,即认为《伊利亚特》是由荷马本人基本定型的作品,而《奥德赛》则是他的某个或某几个以唱诗为业的后人(homeridae,“荷马的儿子们”)根据荷马传给他们的说诵和该诗的基本格局整理补删,最后基本定型的作品。

应该看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各有自己的主题,前者描述“集团军”的拼杀,后者描述一个人的回归;前者讲述阿开亚联军对敌战斗,后者讲述一个阿开亚人对大群阿开亚人(求婚者)的进击。主题的不同决定了情节的不同,情节的不同决定了场境的不同,而场境的不同又部分地决定了解决方式的不同和所用词语、句式和作品风格的不同。所以,荷马史诗中的问题并非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不协调之处”或diaphonai。再者,两部史诗中的某些不同或出入,可能不是出于作者本身的问题,或者说不是作者应该为之负责的问题。我们知道,荷马是史诗的集大成者,他从前人那里接过了丰厚的“遗产”,包括“遗产”中的问题,比如某些不一致的称谓,某些矛盾的、但却已基本定型的、广为人知的提法等。此外,我们亦不应忘记荷马生活在一个口诵的时代。对一位古时的口诵诗人,我们不能套用对现代文字工作者的标准;对于他,某些失误的出现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根本不存在避免的可能。

关于荷马史诗中的地理名称

荷马史诗中多人名,也多地名。一般认为,史诗中提及的地名至少可分如下几类。(一)确有其地者,如雅典、斯巴达、科林斯、普索、波伊俄提亚、克里特、埃及,等等。许多名称古今拼法和读音不同。这是地名中的一大类。(二)经考古发现证明确有其地者,如特洛伊、慕凯奈(即麦锡尼)、提仑斯等。有些地名,虽然未经考古发现证实,但作者显然是把它们当做真实地名来对待的——换言之,它们亦可能是历史上曾经有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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