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顿作品集》

金银二重唱

作者:科尔顿

从马塔德罗开往帕尔马的公共汽车满载着乘客到站了,我是最后一个上车的。潘却、鲁却和贝拉奥是行驶在这一条线上的司机,他们都让我上车,即使有时他们对我板起脸孔,我也不理他们,我很快跑到车后去,然后“光腚”和“大头”上车来了,于是我便用我从北方带来的声调开始讲演。人家几乎听不懂我说些什么,因为我虽然张开嘴巴,舌头却不动。我说我父亲死在矿上了,我便流落到了南方。为了不致沦为盗贼,我操起现在正在干着的这一行。直到口水从我嘴边流出来,我才停止说话。有些人听懂一点,有些人什么也没听懂,但大家都想知道我还有什么鬼事要干,是讨钱呢还是卖些小杂货。但什么也不是,我放声唱起来:

在梅希略内斯,我有一位情人……

我大声地唱,设想我正在一个剧院里演唱。但马上我又口吃起来,口水从嘴边流出。于是我停止歌唱、好象有人卡住我喉咙似的,我拉拉扯扯地哼起另一支歌:

在我出生的土地上,

我生活无忧无虑,

因为我是个粗人。

我又突然停住,乘客们不安起来。有些人转过脸来看我,不知道这一套如何收场,是我继续唱完呢,还是我喊叫起来,或是由于某种病发作而在地上打滚,这一套我是会做的。我觉得一切都演得很好,因为有些坐着的人也为了能把我看清楚而站立起来。这时我张开嘴巴,口水流到下巴,眼睛因为忘了词而睁得老大。我接着唱起另一首歌,转眼又忘了词,便又呀呀哟哟地哼起来,又马上停住。大家都不愉快地听我唱,同情地看着我。这时“大头”表示抗议:

“真粗鲁!为什么不让我们安静?”

这时总有人叫“大头”住嘴,因为他们同情我这个可怜虫。于是“光腚”插嘴进来,他责怪有钱人和政府,是他们杀害了父亲,使孩子成为流浪儿。“大头”说他是赤色分子,于是全车乘客都争论起来。这时我停止歌唱,从车后往车前走,向善良的人们要求帮助。与此同时,“光腚”和“大头”在骂娘,在混乱中彼此挥拳相向。

最后,理智占了上风。干吗要打架呢?主要的是我们都是智利人。“大头”和“光腚”的火气稍稍消了点,很快下了车地就是说他们在第一个站牌下相互威胁并发起攻击。这时车上的乘客都扭过险去,看他们在街上打架。当然,不会出什么事的。我们到圣地亚哥大街的随便哪一家酒吧去喝上两口,在那里我们把要来的钱和“光腚”或我在混乱中摸来的钱包都交给“大头”,混乱是在公共汽车上当他们挥拳相向,似打非打时引起的。我们把一切都交给“大头”,再由他分配。晚上他请我们吃一顿简单的牛肉,或者一只炖鸡,要么几个包子,这要视当天的生产情况而定。因为分配总是由“大头”负责的,而大家知道,谁管分配谁就给自己多留一点。我们对他的分配方式从来没有怨言,而且我们想最好我们一辈子都不要散伙。可是有一天晚上,“大头”丢下我们,带着两个塞得满满的钱包跑得无影无踪了。据霍滕西娜讲,他到瓦尔帕来索去了;而据梅恰讲,他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了。但是可以肯定,“大头”从来不向他的女人透露一丁点儿真情。这两个傻女人虽然住在一条街上,带着同一个父亲生的孩子,而她们彼此竟还不认识。我们一直不知道“大头”为什么要抛弃我们,而采取的手段又那样肮脏。也许是因为我们买了一面大镜子,放在我们的住屋里,这使他不高兴。房客们也都不赞成,每天晚上都威胁我们,但我们知道他们不会叫警察的,因为如果警察来了,会把大家都当成扒手和恶棍抓走的。

我们还是老样子,但由于我们感觉孤独,在街上作业少了。过去总是“大头”有办法,他给公共汽车司机送个小礼物就打通了。难怪大家叫他“大头”。他气宇不凡,打扮得象个阔佬,能随机应变,如假装要找律师去,甚至因为有人给在公共汽车上卖唱的孤儿找麻烦要给报社写信表示抗议。所以他占有收入的大部分,而我没有表示反对,“光腚”也一声不吱。我们所以叫他“光腚”,因为我们自小认识,他跟我一样是要饭的。“大头”教会我们如何作业,而他最后却又抛弃了我们。难道是因为我们买了镜子,又向他要钱,并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他,他就不高兴了?头儿抛弃了我们,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可分的了。好在我们自信最终我们会成功的。这不只是靠本事,而且是靠信心。我们对着镜子,”光腚”拿起吉他给我伴奏。我唱起一首波来罗舞曲,声音甜得似蜜一般。当我在公共汽车上唱起这首歌时,它能打动善良的妇女们的心,她们睁大眼睛吃惊而怜悯地看着我,好象我的“病”又要发作似的。“光腚”弹着吉他,还给我伴唱。我们瞧着镜子,矫正自己的表情。这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们是在瞧着电视的荧光屏。因为我们已经被准许当众演出了。我们不再是“流涎和光腚”二重唱了,大杂院里就是这么叫我们的。那家杂志的那个家伙命名我们为“金银二重唱”,当然他要的只是银子,有五十元差不多,后来又有三十元,而我们还期待着那篇附有照片的简讯发表出来呢。幸好我们没有花二十万元去租用杂志的封面。现在人家就要叫我们“合作电台”了。这一回是真的,就在这几天我们会收到信件或会有象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穿着制服的信使来通知我们,叫我们上电台去演唱,你们瞧着吧。他叫我们耐心点,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台长喜欢唱歌,而我们唱得又不错;他是坦率地这么说的。他没有向我们索取很多的钱,只是要了八十元给台长--他的朋友--送点礼,甚至他还指着冷饮店的橱窗,想给台长买一瓶威士忌;就是这个价钱,他一元也没有多要。但我们还是给了他两元钱让他买酒喝,因为我们对在公共汽车上装白痴,担惊受怕,已经厌烦了。同时,人们口袋里装的钱也越来越少,派不上什么用场了。我们对着镜子唱,直到唱得精疲力尽。突然我们感觉自己分文不值,伤心地面面相觑。会不会有一天人家要说我们是电台上的臭公子呢?而我们已经给了他们很多钱了。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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