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作品集》

爱的习惯

作者:莱辛

1947年乔治又写信给美拉,说是战争早已结束了,她该回来和他结婚。她从澳洲写信回他,说两人久经漂离,她也说不准要不要嫁给他。她是1943年带两个孩子前去澳洲投靠亲戚的。他没泄气,汇了机票钱给她,叫她来看他。她来了,只呆两个星期,小孩不能丢得太久。她说她喜欢澳洲,喜欢那儿的天气,再也不喜欢英国的天气。她觉得英国,非常可能,已过了气了。伦敦,不再叫她日思夜想,或许,很可能,乔治·塔伯特也不再叫她牵肠挂肚。

这两个星期,对乔治来说,非常痛苦。他相信美拉也痛苦不堪。他们1938年相识,同居了五年,之后为命运所分散,相互通了四年的信。美拉当然是他的生命之爱,他相信他也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爱,一直到那一刻。美拉,人长得漂亮,澳洲的太阳晒得她更加动人。在机场,她向他挥手道别,眼中饱含泪水。

乔治的眼睛,在机场回来的路上,是干的。一个人假如真心真意,全心全意去爱另一个人的话,当那难分难解的情爱,有一方带着泪水转身挥别时,崩溃的不仅仅是爱而已。乔治提早下了计程车,走路穿过圣詹姆士公园。这个公园似乎不够大,他于是走去绿荫公园,再走进海德公园,穿过去,来到肯辛顿花园。一直到了天黑公园要关门了,他才搭了计程车回家。他住在大理石拱门附近的一座大厦里。他和美拉在这儿住了五年,本来希望可以和她再住在这儿。

之后,他搬了家,在修道院花园附近。他写了一封充满悲情的信给美拉。他这才想起,他常收到这一类苦痛的信,自己写,则是第一遭。这让他省悟,他向来一定是低估了自己给别人所带来的痛苦。美拉倒是回了一封十分理智的信。乔治·塔伯特于是告诉自己,他不能再思念美拉了。

因此,他一改近来工作上玩票的作风,同意制作他朋友新写的一出戏。乔治·塔伯特是戏剧界中人。他已多年没有演戏,但他写剧评,有时也制作一两出。他在大场合发表演说,人人都认识他。他一进餐厅,大家会举目望他,虽然他通常都不认识他们。在美拉离开的那四年里,他和戏剧圈中的年轻女性,有不少的欢爱,因为他很寂寞。他向美拉坦言一切,但她在信中一字不提。

工作使他数月来十分忙碌,很少在家。他赚了不少钱。且又搞了些女人。她们乐于和他出现在公共场所。他很怀念美拉,但没再写信,她也没写,虽然他们分离时同意,大家永远都做朋友。

有一天晚上他在剧院的休憩长廊见到了他一向十分赞赏的老朋友。他告诉身边的年轻女伴,说那男人是他那一代最具魅力的,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无动于衷。他的年轻女伴随便往那边瞟了一眼,说道,“不是吧?”

乔治·塔伯特那晚独自一人回家。他对着镜子理智地审视自己。60岁了,但看来不像。向来吸引女人的并不是他的外表,而他的样子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体格硕健,身型挺直,头发略白,梳理整齐,衣着考究。自从多年前演了戏之后,他并不太留意自己的脸孔。但现在却突然反常地虚荣起来,想起美拉一向赞美他的嘴形,他太太则喜欢他的眼睛。每次走进休息室或餐厅时,要是有镜子的话,总不忘看看自己。结论是自己没变。可是他自己也了解,他那温和的外表和实际的内心之间有矛盾。在身上胁骨之下,他那颗一向充满温情的心肿胀了,变得柔软无力,痛苦不堪,与自己作对。别人说的笑话,他笑不出来。他说话时显得又于又涩,闪烁含糊,朋友们想必也注意到了,不止一次有人问他是否心情沉郁。他说的故事,他们不再开怀大笑。他觉得自己与人相处不够融洽,可能是身体出了毛病,于是去看医生。医生说他的心脏没问题,他还有30年的时间——医生充满敬意地加了一句:很幸运的,对英国剧院来说。

乔治开始了解“心痛”的意义。人可能日日夜夜带着一颗痛楚的心,他的情形则是,数月之久。将近一年来,他常常半夜因为心疼而醒过来,早上起床,则满怀忧伤,他似乎无法使之了断,于是他采取了两种行动。一是写信给美拉,他用词谨慎,充满了柔情,回忆两人多年来的情和爱。他也马上收到了一封谨慎而温情的回信。第二是他去看他前妻。他们之间,几年来一直是好朋友。他们常见面,现在孩子都长大了,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些,一年总有一两次吧。他们见了面从不争吵。

他太太离婚后又结了婚,现在守寡。她第二任丈夫是国会议员。她自己则效劳工党,是某间医院的咨询委员会成员,且是某间前进学校的董事会会员。她50岁,但看来年轻多了。这天下午她穿了一套合身的灰色套装,脚上配了灰色的鞋子。灰白的头发前额上一道卷曲起伏的浪白,十分出众。她生气勃勃,见到乔治,非常开心。她谈到了医院咨询委员里一些死硬派,与前进少数派的改革意见水火不容。他们两人的政治观点一向非常相像,采取工党中间偏左的取向。她理解他第一次大战期间反战的行动,他曾因此坐了一阵牢;而他,对她不妥协的妇解思想也十分谅解。1926年的大罢工,他们都伸出了援手。30年代,他们离了婚之后,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帮助布赈:她出钱,他则参加一莎士比亚剧团巡回义演,或参加抗饥大游行。

美拉本来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她的重心是孩子,当然,还有乔治。

乔治向他的前妻求婚。她吓了一大跳,手上拿着的糖夹子掉了下去,打破了一个碟子。她问他美拉怎么了,乔治答道,“是这样的,唔,我想她在澳洲呆了那么多年,已把我忘了。总之,她现在不要我了。”他听到自己的声音,说得可怜兮兮的,自己都感到不安。这些年来他不记得曾向哪个女人低声下气。美拉除外。

她审视他一会儿,轻快地说,“乔治,你太寂寞了。当然,我们都不年轻了。”

“要是有我在身边的话,你不会感觉比较不寂寞吗?”

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借故拿点什么以便背对着他。她说她打算短期内再婚,对象比她年轻得多,是医院里的医生,是前进少数派成员。从声音乔治听得出来,她对这次婚姻,既得意却又有点不好意思,因此才背对着他说话。他向她道贺,并问,他是否还有一点点希望?“不管怎么说,我们那些年相处很好,可不是?我一直都搞不清楚那段婚姻怎么会破裂的。当初是你要求分手的。”

“翻旧帐,我看没有必要,”她说,语气坚定,接着回到座位上,面对着他。他很羡慕她,粉红的面颊几无皱纹,看来十分年轻,而那一撮故意不加掩饰的白发显露出无比的勇气。

“可是,我还是希望你告诉我。现在说出来没关系,对不?我一直想知道……我常想,可是想不通。”他又听到了自己可怜兮兮的声音,可是不知道怎么纠正。

“你想知道,”她说,“那只是在美拉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可是在我们离婚之前,我并不认识美拉。”

“但你认识菲莉芭,认识养芝娜,认识珍妮特,天晓得你还认识什么人。”

“可是我并不在乎她们。”

她坐着,一双能干的手放在膝上,脸上的表情,他记得,就像她当初提出要分手时一样,充满悲戚和伤痛。“你也不在乎我,”她说。

“可是我们很快乐,好吧,是我很快乐……”他拖长了声音,尽管对女人并非没有认识,但却词穷。他坐在那儿,他那老浪荡子的心告诉他,用心思索,应该可以找到恰当的词语,恰当的语调。可是不管他说什么,他这副无可救葯,老狗般的声调,他有自知之明,绝对敌不过英勇无比,满怀救世激情的年轻医生。“我的确很在乎你。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女人。”

听到这个,她笑了。“唉,乔治,别感情用事了,别。”

“好吧。我和美拉确实是有一段。可是在你把我抛开之后,总会有个美拉的,对不?我生命中有两个女人,你和美拉。可是我一直搞不懂,我们当初似乎那么快乐,你为什么要给拆了。”

“你不在乎我,”她又说了一次。“你要是在乎的话,你就不会从菲莉芭、荞芝娜、珍妮特等等身边回来后,若无其事的,就当完全不关我事似的,说你刚刚在布莱登,还是什么地方和她们在一起。”

“可是我要是在乎她们的话,我就不会告诉你了。”

她对他充满了不信任,脸上通红。为了什么?生气?乔治无从知道。

“我记得自己多么自豪,”他讨好地说,“我们能够顺利地解决婚姻上这个那个问题。我们婚姻如此美满,承受得了一点婚外小调情。我一直认为人该说实话。我一向对你说实话,对不?”

“乔治啊,你可真浪漫,”她语调冰冷。不久,他站了起来,在她颊上爱怜地亲了亲,走了。

他在公园里走了好久,背着手,心似乎又肿又痛,他感觉得到。公园关门之后,他走遍了他住了50年的附近街道,想念着美拉和茱莉,当她们是一个人,相互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温暖、和平、亲密的形象,一个快乐的形象,伴他而行。他走人一家他常去的餐厅。里面有个女孩,认得他。她听过他一次演讲,讲述英国的戏剧界现况。他费力地在她脸上寻找美拉和茱莉,可是找不到。他替她和自己付了喝咖啡的账,之后,一个人回家。可是屋子里空荡荡的,受不了。他又出了门,在闸门区一带走了一两小时,走得精疲力尽。空中的凉风可能比他想象的厉害,第二天醒来,胸口疼痛,不是心痛。

他重感冒,咳得很厉害。他躺在床上,独自一人,直到第四天,感到头昏眼花才请了医生。医生说必须马上住院,可是他不肯。医生于是说不然的话,就必须日夜有护士看护,这一点,他同意了。但护士那种一脸愉快的友善态度,叫他沉郁得吃不消。他请医生代打电话给他前妻,她说会替他找个善解人意的人来照顾他。他则希望她能亲自来陪他。可是等她来了,他却又不好开口。她正忙着准备新婚的各种事宜。她保证找个不穿制服,会说说笑笑的人。他们之间当然有许多相互认识的朋友;她打电话给他一个戏剧界的旧情人。她说有个女孩想找份秘书的工作,填补开工不足的空档,照顾病人一两个星期她倒是不介意。

因此,芭比·特比提来了,她遣走了其他的护士,给自己在书房弄了张床。第一天,她坐在乔治床边缝纫。她穿一条深色长裙,一件印花衬衫,袖口一短截皱边,十分端庄。乔治看着她缝纫,心里舒坦多了。她个子不高,消瘦,头发黝黑,黑色的眼珠略带忧伤,可能是犹太血统。她缝纫时,东西松松的堆在膝上,双手弯曲,眼神专注,流露一股深沉的内省之感。她非常沉静,像个缝纫中的瓷娃娃。在照顾乔治,或招待他的访客时,她美丽动人,但却表情冷淡,甚且显得懒洋洋,这种冷漠无情的举止,是显示涵养的极端表现。乔治起初看了,心里打了个冷颤,后来他看出来了:不论芭比·特比提的血统是什么,出身是什么阶层,都不会是她的举止所代表的那个英国社会阶层。问她有关她自己的问题,她的答案不是“是”,就是“不是”,什么都不多说,他推想她父母双亡,有个已婚的姊姊,偶尔见见面。十几年来,她大多一个人住在伦敦附近一带。他问她,独自一人,是否感到孤寂?她慢条斯理地答道,“怎么会,一点也不会,自己一个人,我不在意。”可是他觉得她像个勇敢的小孩子,像个伦敦的流浪儿,心中深为感动。

他不想在她面前扮演剧界名人的角色,唯恐又会引致一种与他个人无关的盲目崇拜,他太清楚了。但不久他又主动问起她的工作,希望能挑起她的热忱。她只是轻描淡写,以一个小演员愉快的声音述说她扮演过的小角色、打过的杂、画过的布景和做过的临时角色。他看不出来他和她的关系有任何进展。最后,他不得不使出他一直想避免的一招。他坐起来,靠着枕头,像个法官或是经纪人似的说道,“来吧,表演点什么,让我看看。”她像个小孩,依顺地到隔壁房间换上了条黑色紧身裤回来,衬衫则没换。她站在他前面的地毯上,开始表演一小段歌舞。还不错,比她糟一百倍的他都见过。他看了十分感动,他在她身上看到了小顽童的形象,一个流浪街童,一个女男童,十分孤单无助。确实十分感人。“事实上,”她说,“这只是半个表演,我平常有个搭档。”

在他那间暗淡的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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