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第五节

作者:乔治·奥威尔

在地下深处、天花板低低的食堂里,午饭的队伍挪动得很慢。屋子里已经很满了,人声喧哗。柜台上铁窗里面炖菜的蒸气往外直冒,带有一种铁腥的酸味,却盖不过胜利牌杜松子酒的酒气。在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小酒吧,其实只不过是墙上的一个小洞,花一角钱可以在那里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正是我要找的人,”温斯顿背后有人说。

他转过身去,原来是他的朋友赛麦,是在研究司工作的。也许确切地说,谈不上是“朋友”。如今时世,没有朋友,只有同志。不过同某一些同志来往,比别的同志愉快一些。赛麦是个语言学家,新话专家。说实在的,他是目前一大批正在编辑新话词典十一版的专家之一。他个子很小,比温斯顿还小,一头黑发,眼睛突出,带有既悲伤又嘲弄的神色,在他同你说话的时候,他的大眼睛似乎在仔细地探索着你的脸。

“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刀片?”他说。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有些心虚似的急忙说。“我到处都问过了。它们不再存在了。”

人人都问你要刀片。事实上,他攒了两片没有用过的刀片。几个月来刀片一直缺货。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一些必需品,党营商店里无法供应。有时是扣子,有时是线,有时是鞋带;现在是刀片。你只有偷偷摸摸地到“自由”市上去掏才能搞到一些。

“我这一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了,”他不真实地补充一句。队伍又往前进了一步。他们停下来时他又回过头来对着赛麦。他们两人都从柜台边上一堆铁盘中取了一只油腻腻的盘子。

“你昨天没有去看吊死战俘吗?”赛麦问。

“我有工作,”温斯顿冷淡地说。“我想可以从电影上看到吧。”

“这可太差劲了,”赛麦说。

他的嘲笑的眼光在温斯顿的脸上转来转去。“我知道你,”他的眼睛似乎在说,“我看穿了你,我很明白,你为什么不去看吊死战俘。”以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赛麦思想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他常常会幸灾乐祸得令人厌恶地谈论直升飞机对敌人村庄的袭击,思想犯的审讯和招供,友爱部地下室里的处决。同他谈话主要是要设法把他从这种话题引开去,尽可能用有关新话的技术问题来套住他,因为他对此有兴趣,也是个权威。温斯顿把脑袋转开去一些,避免他黑色大眼睛的探索。

“吊得很干净利落,”赛麦回忆说。“不过我觉得他们把他们的脚绑了起来,这是美中不足。我欢喜看他们双脚乱蹦乱跳。尤其是,到最后,舌头伸了出来,颜色发青——很青很青。我喜欢看这种小地方。”

“下一个!”穿着白围裙的无产者手中拿着一个勺子叫道。

温斯顿和赛麦把他们的盘子放在铁窗下。那个工人马上绘他们的盘子里盛了一份中饭——一盒暗红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无奶的胜利咖啡,一片糖精。

“那边有张空桌,在电幕下面,”赛麦说。“我们顺道带杯酒过去。”

盛酒的缸子没有把。他们穿过人头挤挤的屋子到那空桌边,在铁皮桌面上放下盘子,桌子一角有人撒了一滩炖菜,黏糊糊地象呕吐出来的一样。温斯顿拿起酒缸,顿了一下,硬起头皮,咕噜一口吞下了带油味的酒。他眨着眼睛,等泪水流出来以后,发现肚子已经俄了,就开始一匙一匙地吃起炖菜来,炖菜中除了稀糊糊以外,还有一块块软绵绵发红的东西,大概是肉做的。他们把小菜盒中的炖菜吃完以前都没有再说话。温斯顿左边桌上,在他背后不远,有个人在喋喋不休地说话,声音粗哑,仿佛鸭子叫,在屋子里的一片喧哗声中特别刺耳。

“词典进行得怎么样了?”温斯顿大声说,要想盖过室内的喧哗。

“很慢,”赛麦说。“我现在在搞形容调。很有意思。”

一提到新话,他的精神马上就来了。他把菜盒推开,一只细长的手拿起那块面包,另一只手拿起干酪,身子向前俯在桌上,为了不用大声说话。

“第十一版是最后定稿本,”他说。“我们的工作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也就是大家都只用这种语言说话的时候的形式。我们的工作完成后,象你这样的人就得从头学习。

我敢说,你一定以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创造新词儿。一点也不对!我们是在消灭老词儿——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削减到只剩下骨架。十一版中没有一个词儿在2050年以前会陈旧过时的。”

他狼吞虎咽地啃着他的面包,咽下了几大口,然后又继续说,带着学究式的热情。他的黝黑瘦削的脸庞开始活跃起来,眼光失去了嘲笑的神情,几乎有些梦意了。

“消灭词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最大的浪费在于动词和形容词,但是也有好几百个名词也可以不要。不仅是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说真的,如果一个词不过是另一个词的反面,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以‘好’为例。如果你有一个‘好’宇,为什么还需要‘坏’字?‘不好’就行了——而且还更好,因为这正好是‘好’的反面,而另外一字却不是。再比如,如果你要一个比‘好’更强一些的词儿,为什么要一连串象‘精采’、‘出色’等等含混不清、毫无用处的词儿呢?

‘加好’就包含这一切意义了,如果还要强一些,就用‘双加好’‘倍加好’。当然,这些形式,我们现在已经在采用了,但是在新话的最后版本中,就没有别的了。最后,整个好和坏的概念就只用六个词儿来概括——实际上,只用一个词儿。温斯顿,你是不是觉得这很妙?当然,这原来是老大哥的主意,”他事后补充说。

一听到老大哥,温斯顿的脸上就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色一闪而过。但是赛麦还是马上察觉到缺乏一定的热情。

“温斯顿,你并没真正领略到新话的妙处,”他几乎悲哀地说。“哪怕你用新话写作,你仍在用老话思索。我读过几篇你有时为《泰晤士报》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写得不错,但它们是翻译。你的心里仍喜欢用老话,尽管它含糊不清,辞义变化细微,但没有任何用处。你不理解消灭词汇的妙处。你难道不知道新话是世界上唯一的词汇量逐年减少的语言?”

当然,温斯顿不知道。他不敢说话,但愿自己脸上露出赞同的笑容。赛麦又咬一口深色的面包,嚼了几下,又继续说:

“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

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凡是有必要使用的概念,都只有一个词来表达,意义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附带含意都被消除忘掉。在十一版中,我们距离这一目标已经不远了。但这一过程在你我死后还需要长期继续下去。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当然,即使在现在,也没有理由或借口可以犯思想罪。这仅仅是个自觉问题,现实控制问题。但最终,甚至这样的需要也没有了。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新话即英社,英社即新话,”他带着一种神秘的满意神情补充说。“温斯顿,你有没有想到过,最迟到2050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听懂我们现在的这样谈话?”

“除了——”温斯顿迟疑地说,但又闭上了嘴。

到了他嘴边的话是“除了无产者,”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不完全有把握这句话是不是有些不正统。但是,赛麦已猜到了他要说的话。

“无产者不是人,”他轻率地说。“到2050年,也许还要早些,所有关于老话的实际知识都要消失。过去的全部文学都要销毁,乔叟、莎士比亚、密尔顿、拜伦——他们只存在于新话的版本中,不只改成了不同的东西,而且改成了同他们原来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书籍也要改变。甚至口号也要改变。自由的概念也被取消了,你怎么还能叫‘自由即奴役’的口号?届时整个思想气氛就要不同了。事实上,将来不会再有象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想。正统的意思是不想——不需要想。正统即没有意识。”

温斯顿突然相信,总有一天,赛麦要化为乌有。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清楚了,说得太直率了。党不喜欢这样的人。有一天他会失踪。这个结果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

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干酪。他坐在椅中略为侧过身子去喝他的那缸咖啡。坐在他左边桌子的那个嗓子刺耳的人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一个青年女人大概是他的秘书,背对着温斯顿坐在那里听他说话,对他说的一切话似乎都表示很赞成。温斯顿不时地听到一两句这样的话:“你说得真对,我完全(so)同意你,”这是个年轻但有些愚蠢的女人嗓子。但是另外那个人的声音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那姑娘插话的时候,也仍在喋喋不休。温斯顿认识那个人的脸,但是他只知道他在小说司据有一个重要的职位。他年约三十,喉头发达,嘴皮灵活。他的脑袋向后仰一些,由于他坐着的角度,他的眼镜有反光,使温斯顿只看见两片玻璃,而看不见眼睛。使人感到有些受不了的是,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地发出来的声音中,几乎连一个宇也听不清楚。温斯顿只听到过一句话——“完全彻底消灭果尔德施坦因主义”——这话说得很快,好象铸成一行的铅字一样,完整一块。别的就完全是呱呱呱的噪声了。但是,你虽然听不清那个人究竟在说些什么,你还是可以毫无疑问地了解他说的话的一般内容。他可能是在谴责果尔德施坦因,要求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他也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他也可能在歌颂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前线的英雄——这都没有什么不同.不论他说的是什么,你可以肯定,每一句话都是纯粹正统的,纯粹英社的。温斯顿看着那张没有眼睛的脸上的嘴巴忙个不停在一张一合,心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种假人。说话的不是那个人的脑子,而是他的喉头。说出来的东西虽然是用词儿组成的,但不是真正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发出来的闹声,象鸭子呱呱叫一样。

赛麦这时沉默了一会,他拿着汤匙在桌上一摊稀糊糊中划来划去。另一张桌子上的那个人继续飞快地在哇哇说着,尽管室内喧哗,还是可以听见。

“新话中有一个词儿,”赛麦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叫鸭话(duckspeak),就是象鸭子那样呱呱叫。这种词儿很有意思,它有两个相反的含意。用在对方,这是骂人的;用在你同意的人身上,这是称赞。”

毫无疑问,赛麦是要化为乌有的。温斯顿又想。他这么想时心中不免感到有些悲哀,尽管他明知赛麦瞧不起他,有点不喜欢他,而且完全有可能,只要他认为有理由,就会揭发他是个思想犯。反正,赛麦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头,他也说不上来。赛麦有着他所缺少的一些什么东西:

谨慎、超脱、一种可以免于患难的愚蠢。你不能说他是不正统的。他相信英社的原则,他尊敬老大哥,他欢庆胜利,他憎恨异端,不仅出于真心诚意,而且有着一种按捺不住的热情,了解最新的情况,而这是普通党员所得不到的。但是他身上总是有着一种靠不住的样子。他总是说一些最好不说为妙的话,他读书太多,又常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聚会的地方。并没有法律,哪怕是不成文的法律,禁止你光顾栗树咖啡馆,但是去那个地方还是有点危险的。一些遭到谴责的党的创始领导人在最后被清洗之前常去那个地方。据说,果尔德施坦因本人也曾经去过那里,那是好几年,好几十年以前的事了。赛麦的下场是不难预见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赛麦发觉他的——温斯顿的——隐藏的思想,那怕只有三秒钟,他也会马上向思想警察告发的。

不过,别人也会一样,但是赛麦尤其会如此。光有热情还不够。正统思想就是没有意识。

赛麦抬起头来。“派逊斯来了,”他说。

他的话声中似乎有这样的意思:“那个可恶的大傻瓜。”派逊斯是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他真的穿过屋子过来了。

他是个胖乎乎的中等身材的人,淡黄的头发,青蛙一样的脸。他年才三十五岁,脖子上和腰围上就长出一圈圈的肥肉来了,但是他的动作仍很敏捷、孩子气。他的整个外表象个发育过早的小男孩,以致他虽然穿着制服,你仍然不由得觉得他象穿着少年侦察队的蓝短裤、灰衬衫、红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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