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第七节

作者:乔治·奥威尔

温斯顿写道: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must)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它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纠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无法想象,它的团员能够超过三三两两的人数聚在一起。造反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声音中的一个变化;最多,偶而一声细语而已。但是无产者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象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可以肯定说,他们迟早会想到要这么做的。但是——!

他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条拥挤的街上走,突然前面一条横街上有几百个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在大声叫喊。这是一种不可轻侮的愤怒和绝望的大声叫喊,声音又大又深沉,“噢——噢——噢!”,就象钟声一样回荡很久。他的心蹦蹦地跳。开始了!他这么想。发生了騒乱!无产者终于冲破了羁绊!当他到出事的地点时,看到的却是二三百个妇女拥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脸上表情凄惨,好象一条沉船上不能得救的乘客一样。原来是一片绝望,这时又分散成为许许多多个别的争吵。原来是有一个货摊在卖铁锅。都是一些一碰就破的蹩脚货,但是炊事用具不论哪种都一直很难买到。

卖到后来,货源忽然中断。买到手的妇女在别人推搡拥挤之下要想拿着买到的锅子赶紧走开,其他许多没有买到的妇女就围着货摊叫嚷,责怪摊贩开后门,另外留着锅子不卖。又有人一阵叫嚷。有两个面红耳赤的妇女,其中一个被头散发,都抢着一只锅子,要想从对方的手中夺下来。她们两人抢来抢去,锅把就掉了下来。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可是,就在刚才一刹那,几百个人的嗓子的叫声里却表现了几乎令人可怕的力量!为什么她们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却总不能这样喊叫呢?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他想,这句话简直象从党的教科书里抄下来的。当然,党自称正把无产者从羁绊下解放出来。在革命前,他们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他们挨饿、挨打,妇女被迫到煤矿里去做工(事实上,如今妇女仍在煤矿里做工),儿童们六岁就被卖到工厂里。但同时,真是不失双重思想的原则,党又教导说,无产者天生低劣,必须用几条简单的规定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象牲口一样。事实上,大家很少知道无产者的情况。没有必要知道得太多。只要他们继续工作和繁殖,他们的其他活动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由于让他们去自生自长,象把牛群在阿根廷平原上放出去一样,他们又恢复到合乎他们天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古以来的方式。他们生了下来以后就在街头长大,十二岁去做工,经过短短一个美丽的情窦初开时期,在二十岁就结了婚,上三十岁就开始衰老,大多数人在六十岁就死掉了。重体力活、照顾家庭子女、同邻居吵架、电影、足球、啤酒,而尤其是赌博,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切。要控制他们并不难。总是有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在他们中间活动,散布谣言,把可能具有危险性的少数人挑出来消灭掉。但是没有作任何尝试要向他们灌输党的思想。无产者不宜有强烈的政治见解。对他们的全部要求是最单纯的爱国心,凡是需要他们同意加班加点或者降低定量的时候可以加以利用。即使他们有时候也感到不满,但他们的不满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没有一般抽象思想,他们只能小处着眼,对具体的事情感到不满。大处的弊端,他们往往放过去而没有注意到。大多数无产者家中甚至没有电幕。甚至民警也很少去干涉他们。伦敦犯罪活动很多,是小偷、匪徒、娼妓、毒贩、各种各样的骗子充斥的国中之国;但是由于这都发生在无产者圈子里,因此并不重要。在一切道德问题上,都允许他们按他们的老规矩办事。党在两性方面的禁慾主义,对他们是不适用的。乱交不受惩罚,离婚很容易。

而且,如果无产者有此需要,甚至也允许信仰宗教。他们不值得怀疑。正如党的口号所说:“无产者和牲口都是自由的。”

温斯顿伸下手去,小心地搔搔静脉曲张溃疡的地方。这地方又痒了起来。说来说去,问题总归是,你无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从抽屉中取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这是他从派逊斯太太那里借来的,他开始把其中一节抄在日记本上:

从前,在伟大的革命以前,伦敦不是象现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当时伦敦是个黑暗、肮脏、可怜的地方,很少有人食能果腹,衣能蔽体,成千上万的人穷得足无完履,顶无片瓦。还不及你们那么大的孩子就得为凶残的老板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如果动作迟缓就要遭到鞭打,每天只给他们吃陈面包屑和白水。但在那普遍贫困之中却有几所有钱人住的华丽的宅第,伺候他们的佣仆多达三十个人。

这些有钱人叫做资本家。他们又胖又丑,面容凶恶,就象下页插图中的那个人一样。你可以看到他穿的是中做大礼服的长长的黑色上衣,戴的是叫做高礼帽的象烟囱一样的亮晶晶的奇怪帽子。这是资本家们的制服,别人是不许穿的。资本家占有世上的一切,别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占有一切土地、房屋、工厂、钱财。谁要是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可以把他投入狱中,或者剥中他的工作,把他饿死。老百姓向资本家说话,得诚惶诚恐,鞠躬致敬,称他做“老爷”。资本家的头头叫国王——

余下的他都心里有数。下面会提到穿着细麻僧袍的主教、貂皮法袍的法官、手枷脚栲、踏车鞭笞、市长大人的宴会、跪吻教皇脚丫子的规矩。还有拉丁文叫做“*夜权”的,在儿童教科书中大概不会提到。所谓“*夜权”,就是法律规定,任何资本家都有权同在他的厂中做工的女人睡觉。

这里面有多少是谎言,你怎么能知道呢?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比革命前好,这可能(might)是确实的。唯一相反的证据是你自己骨髓里的无声的抗议,觉得你的生活条件在无法忍受以前一定有所不同的这种本能感觉。他忽然觉得现代生活中真正典型的一件事情倒不在于它的残酷无情、没有保障,而是简单枯燥、暗淡无光、兴致索然。你看看四周,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生活不仅同电幕上滔滔不绝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同党要想达到的理想也无共同之处。甚至对一个党员来说,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的,单纯地是每天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在地铁中抢一个座位、补一双破袜子、揩油一片糖精、节省一个烟头。而党所树立的理想却是一种庞大、可怕、闪闪发光的东西,到处是一片钢筋水泥、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个个是骁勇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团结一致地前进,大家都思想一致、口号一致,始终不懈地在努力工作、战斗、取胜、迫害——三亿人民都是一张脸孔。而现实却是城市破败阴暗,人民面有菜色,食不果腹,穿着破鞋在奔波忙碌,住在十九世纪东补西破的房子里,总有一股烂白菜味和尿臊臭。他仿佛见到了一幅伦敦的田景,大而无当,到处残破,一个由一百万个垃圾筒组成的城市,在这中间又有派逊斯太太的一幅照片,一个面容憔悴、头发稀疏的女人,毫无办法地在拾掇一条堵塞的水管。

他又伸下手去搔一搔脚脖子。电幕日以继夜地在你的耳边聒噪着一些统计数字,证明今天人们比五十年前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宽敞,玩得痛快——他们比五十年前活得长寿,工作时间比五十年前短,身体比五十年前高大、健康、强壮,日子比五十年前过得快活,人比五十年前聪明,受到教育比五十年前多。但没有一句话可以证明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例如,党声称今天无产者成人中有百分之四十识字;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声称现在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如此等等。这有点象两个未知数的简单等式。很有可能,历史书中的几乎每一句话,甚至人们毫无置疑地相信的事情,都完全出之于虚构。谁知道,也许很有可能,从来没有象“*夜权”那样的法律,或者象资本家那样的人,或者象高礼帽那样的服饰。

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之中了。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进行伪造的无可置疑的具体证据,那是在发生事情以后: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证据在他的手指之间停留了长达三十秒钟之久。这大概是在1973年——反正是大概在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不过真正重要的日期还要早七、八年。

这件事实际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把革命元老彻底消灭掉的大清洗时期。到1970年,除了老大哥以外,他们已一个不留了。到那个时候,他们都当作叛徒和反革命被揭发出来。果尔德施坦因逃走了,藏匿起来,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地方;至于别人,有少数人就此消失了,大多数人在举行了轰动一时的公开审判,供认了他们的罪行后被处决。最后一批幸存者中有三个人,他们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

这三个人被捕大概是在1965年。象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销声匿迹了一两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生死下落,接着又突然给带了出来,象惯常那样地招了供。他们供认通敌(那时的敌人也是欧亚国),盗用公款,在革命之前起就已开始阴谋反对老大哥的领导,进行破坏活动造成好几十万人的死亡。在供认了这些罪行之后,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恢复了党籍,给了听起来很重要但实际上是挂名的闲差使。三个人都在《泰晤士报》写了长篇的检讨,检查他们堕落的原因和保证改过自新。

他们获释后,温斯顿曾在栗树咖啡馆见到过他们三个人。他还记得他当时怀着又惊又怕的心情偷偷地观察他们。

他们比他年纪大得多,是旧世界的遗老,是建党初期峥嵘岁月中留下来的最后一批大人物。他们身上仍旧隐隐有着地下斗争和内战时代的气氛。他觉得,虽然当时对于事实和日期已经遗忘了,他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名字了,甚至比知道老大哥的名字还要早几年。但是他们也是不法分子、敌人、不可接触者,绝对肯定要在一两年内送命的。凡是落在思想警察手中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个命运。他们不过是等待送回到坟墓中去的行尸走肉而已。

没有人坐在同他们挨着的桌边。在这种人附近出现不是一件聪明人该做的事。他们默默地坐在那里,前面放着有丁香味的杜松子酒,那是那家咖啡馆的特色。这三人中,鲁瑟福的外表使温斯顿最有深刻的印象。鲁瑟福以前是有名的漫画家,他的讽刺漫画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曾经鼓舞过人民的热情。即使到了现在,他的漫画偶而还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不过只是早期风格的模仿,没有生气,没有说服力,使人觉得奇怪。这些漫画总是老调重弹——贫民窟、饥饿的儿童、巷战、戴高礼帽的资本家——甚至在街垒中资本家也戴着高礼帽——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努力,不停地要想退回到过去中去。他身材高大,一头油腻腻的灰发,面孔肉松皮皱,嘴chún突出。他以前身体一定很强壮,可现在却松松夸夸,鼓着肚子,仿佛要向四面八方散架一样。他象一座要倒下来的大山,眼看就要在你面前崩溃。

这是十五点这个寂寞的时间。温斯顿如今已记不得他怎么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到咖啡馆去的。那地方几乎阒无一人。

电幕上在轻轻地播放着音乐。那三个人几乎动也不动地坐在他们的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服务员自动地送上来杜松子酒。他们旁边桌上有个棋盘,棋子都放好了,但没有人下棋。这时——大约一共半分钟——电幕上忽然发生了变化,正在放的音乐换了调子,突如其来,很难形容。这是一种特别的、粗哑的、嘶叫的、嘲弄的调子;温斯顿心中所要听的黄色的调子,接着电幕上有人唱道:

“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你,你出卖我;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在遮荫的栗树下。”

这三个人听了纹丝不动。但是温斯顿再看鲁瑟福的疲惫的脸时,发现他的眼眶里满孕泪水。他第一次注意到,阿朗逊和鲁瑟福的鼻子都给打瘪了,他心中不禁打了一阵寒颤,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atwhat)打寒颤。

以后不久,这三个人又都被捕了。原来他们一放出来后就马上又在搞新的阴谋。在第二次审判时,他们除了新罪行以外,又把以前的罪行招供一遍,新帐老账一起算。他们被处决后,他们的下场记录在党史里,以儆后代效尤。大约五年以后即1973年,温斯顿在把气力输送管吐在他桌子上的一叠文件打开的时候,发现有一张纸片,那显然是无意中夹在中间而被遗忘的。他一打开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这是从十年前的一份《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是该报的上半页,因此上面有日期——上面是一幅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党的集会上代表们的照片,中间地位突出的是琼斯、阿朗逊、鲁瑟福三人。

一点也没有错,是他们三人;反正照片下面的说明中有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这三个人在两次的审判会上都供认,那一天他们都在欧亚国境内。他们在加拿大一个秘密机场上起飞,到西伯利亚某个秘密地点,同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员见面,把重要的军事机密泄漏给他们。温斯顿的记忆中很清楚地有那个日期的印象,因为那正好是仲夏日;但是在无数的其他地方一定也有这件事的记载。因此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这些供词都是屈打成招的。

当然,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即使在那个时候,温斯顿也从来没有认为,在清洗中被扫除的人确实犯了控告他们的罪行。但是这张报纸却是具体的证据;这是被抹掉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好象一根骨头的化石一样,突然在不该出现的断层中出现了,推翻了地质学的某一理论。如果有办法公布于世,让大家都知道它的意义,这是可以使党化为齑粉的。

他原来一直在工作。一看到这张照片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就马上用另一张纸把它盖住。幸好他打开它时,从电幕的角度来看,正好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草稿夺放在膝上,把椅子往后推一些,尽量躲开电幕。要保持面部没有表情不难,只要用一番功夫,甚至呼吸都可以控制,但是你无法控制心脏跳动的速度,而电幕却很灵敏,能够收听得到。他等了一会儿估计大约有十分钟之久,一边却担心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会暴露他自已,例如突然在桌面上吹过一阵风。然后他连那盖着的纸揭也不揭,就把那张照片和一些其它废纸一古脑儿丢在忘怀洞里去。大概再过一分钟就会化为灰烬了。

这是十年——不,十一年以前的事了,要是在今天,他大概会保留这张照片的。奇怪的是,今天这张照片同它所记录的事件一样,已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事了,可是在手中遗留片刻这件事,在他看来仍旧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似的。

他心里寻思,由于一纸不再存在的证据一度(hadonce)存在过,党对过去的控制是不是那么牢固了?

可是到今天,即使这张照片有办法从死灰中复活,也可能不再成为证据了。因为在他发现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不再同欧亚国打仗,而这三个死人是向欧亚国的特务出卖祖国的。从那时以后,曾有几次变化——两次,三次,他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很可能,供词已一再重写,到最后,原来的日期和事实已毫无意义。过去不但遇到了篡改,而且不断地在被篡改。最使他有恶梦感的是,他从来没有清楚地理解过为什么要从事伪造。伪造过去的眼前利益比较明显,但最终动机却使人不解。他又拿起笔写道:

我懂得方法(how):我不懂得原因(why)。

他心中寻思,他自已是不是个疯子,这,他已想过好几次了。也许所谓疯子就是个人少数派。曾经有一个时候,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是发疯的症状;而今天,相信过去不能更改也是发疯的症状。有这样的想法,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如果如此,他就是个疯子。不过想到自已是疯子并不使他感到可怕;可怕的是他自己可能也是错的。

他拣起儿童历史教科书,看一看卷首的老大哥相片。那双富有魅力的眼睛注视着他。好象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压着你——一种能够刺穿你的头颅,压迫你的脑子,吓破你的胆子,几乎使你放弃一切信念,不相信自己感官的东西。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作此宣布,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处的地位必然要求这样做。他们的哲学不仅不言而喻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他们由于你不那么想而要杀死你,可怕的是他们可能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知道地心吸力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中,而意识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么办?

可是不行!他的勇气似乎突然自发地坚强起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奥勃良的脸,这并不是明显的联想所引起的。他比以前更加有把握地知道,奥勃良站在他的一边。他是在为奥勃良——对奥勃良——写日记,这象一封没有完的信,没有人会读,但是是写给一个具体的人,因此而有了生气。

党叫你不相信你耳闻目睹的东西。这是他们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他一想到他所面对的庞大力量,一想到党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能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一想到那些巧妙的论点,他不仅不能理解,因此更谈不上反驳,心不觉一沉。但是他是正确的!他们错了,他是对的。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不言自明的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客观世界存在,它的规律不变。石头硬,水湿,悬空的东西掉向地球中心。他觉得他是在向奥勃良说话,也觉得他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

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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