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

第11章 普鲁兹隘口

作者:唐·j·史奈德

我知道,对于一个虚弱的男人而言,当他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四个健康的孩子和他生活在一起,没有债务,在银行里有三千多美元的结余时,即使真正的危险正向他靠近,他也不会处于战争之中或者面对任何事情,然而,在接下来的整整一年中,我都是如此的不知所措,以至于我根本无法看着科伦,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着这样一幅令人迷惑的画面:科伦正和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在镇上银行的柜台前上班,而我则是那里每早的第一个顾客,我等在那里,当她打开窗帘开始营业时我正好盯着那扇窗子。

全部情况就是,在那个秋天,我寄出了四十多封求职信,在冬天里全都陆陆续续地遭到拒绝,之后的一年,我便处于无措之中。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对我来说全是模模糊糊的,因为科伦处理了所有的事情。她为我们找到一个房子并租了下来,把孩子们送进了新的学校,每天为他们准备午饭,用她自己的钱给他们购置衣服。也就是说,她每个星期拿钱回来,让房间里塞满了别人的孩子,她像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们。我从未搞清楚他们的名字或同他们的父母交谈,因为我把自己隔绝在楼上的房间里,在那儿,我在枕头上打发白天的时光,当夜深人静时便下楼去搜寻食物、寄出信件。到孩子们上床的时间时,科伦会把他们送来透过关闭着的房门向我道晚安。杰克总是在黄昏左右时来。他会摩拿着我的门对我说:“爸爸?是我,杰克。”而我则觉得我已经把他遗忘了,他正对着另一个人说话,一个在他将来完全长大时要介绍给我的人。

我并不认为我对自己的处境在开始时就有清醒的认识。只是当冬天的某个时刻,事情变得很清楚,我将找不到一个体面的工作时,这一切才明朗起来。我已从四面八方收到了成罐成罐的拒信,其中包括两封来自爱德华和加利福利亚的公立大学,而在我境况尚佳时我对这样的学校是不屑一顾的。就在我遭到最后的拒绝前,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向我求助,他因为错过了好几班的课而无法完成自己的一项戏剧毕业计划,他的绝望使我终于睁开了双眼。他请求我帮他求求情,于是,我给院长挂了个电话。院长听了一会儿后告诉我,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改变已做出的决定。“听着,”他回答说“他也许是一个出色的人和一个优秀的演员,但我们有关于修课的规定,那是极其严格的,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演员了,我们已经有了太多的优秀演员,他们中成百上千的人正排队等着每一个角色。”

这些字眼——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演员了。我被这些话击倒了,我知道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这就是美国未来的写照。它们意味着我们也不需要更多的教授了,不需要更多的医生或律师了。在每条路的入口处都挤满了太多的人,太多的充满智慧和冲劲的人。有些人是从一个绝望的开始来到那儿的;他们精力充沛并如同钉子一样坚硬。有些人仅仅为了站在门外的房间而奋力拼杀。我彻底崩溃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之一是和布雷弗德就此进行了争论。我告诉他一个在少年棒球联盟工作的人过去告诉我的话,他说,总有一天,受压迫的、受屈辱的人们将尖叫着涌进快艇俱乐部、乡村俱乐部、网球俱乐部、预备学校和名牌大学里,把刀架到我们孩子们的脖子上说:“交钱来,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你们拥有好东西的时间太长了。”

我告诉我的朋友,我们已被宠坏了,只因为我们有为美好的事物工作的机会。“而这些一无所有的人,”我说,“要比我们强大得多。一旦他们决定站出来争取他们的机会,他们就将为了早餐而吃掉你我这样的家伙。你当然记得进入医学院校的竞争,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些人是为了一片面包而战斗。你总有一张安全网罩着你。对了,我记得你的老布克车后储物箱里你父亲的信用卡。如果事情变得更糟糕的话,有人会从后面把你提溜起来的。”

在关键的地方,我不再和布雷弗德说下去了。当他或别人打电话来时,科伦便告诉他们我正在打肫。

我对家庭运作的唯一贡献是上街购物,每个星期五,我都到斯卡博拉的崭新的、闪闪发光的商储中心去。这是一条长廊,里面陈列着美国最好的商品和货物,我在镶着镜子的过道里来回晃荡,就像一个一点也看不懂文字说明的移民一样。所有包装得鲜亮动人的商品都像一幅令人晕眩的蒙太奇画面,没有缝隙、光彩夺目,这使我忘记了科伦要我所购买的东西。我成为商品广告的猎物,情不自禁地以双倍的价钱买下同样的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我阅读着上面的说明,相信每一个字都是庄严的承诺。我根据包装来选择货物,希望这些明亮的色彩能驱走我家中的黑暗,照亮我们幸福生存的归途。在交款处,有时我会失去所有的自制力,禁不住地在收款员面前两腿发颤,慌忙逃离我的购物车。

在这段时间里,科伦没和我打任何招呼就和我以前的学生比利保持着联络。就在圣诞节后,比利的生活又出现困境,他再次进入耶鲁纽黑文医院的精神病门诊接受治疗,他被诊断为患有临床抑郁和强迫症行为。一个月后他出了院,请求在完全康复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科伦在地下室里为他收拾了一个房间。在比利到来前的那个晚上,我发现她把孩子们画的画挂在了墙上。我问她是否敢肯定这么做是明智的。“你上面有一个疯子,下面是另一个。”

她不予理睬,告诉我说女孩们已经到了该从帮助照顾比利之中学习点什么的年龄了。“她们可以为他朗诵,”她说。“他可以和她们一起步行到公共汽车站。真的,我正担心爱琳。她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了。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成为那种把自己的生活看得比别人的生活更重要的人。”

“像我。”我说。

“我没那么说。”

比利带着他的两个黄纸包来了,一个里面装着衣服,另一个里面装着书和葯。他每天要服300毫克的锂,425毫克的去郁敏和一片镇静剂,在开始的几个星期,他和我们谈论的只有他的葯物治疗和精神疾病,只有在他上来拿苹果汁冷却他那被葯片烧灼的喉咙或者到波特兰与缅因州医疗中心的一位精神病医生进行一周两次的会面时,他才离开地下室。科伦不让他驾车;她自己开车送他。然后,渐渐地,她开的处方开始起作用了;孩子们日复一日地把他们的玩具和书拖到地下室里,直到一个下雨的午后,他们终于把他拖上了楼和他们在一起。他开始被他们忙碌的生活所吸引,变得强壮起来,然后,过了还算不是惊人地长的一段时间,比利又变回到那个还是大学生时的比利了。他开始在图书馆里渡过大量的时光,并报名参加了无家可归的人的避难所里的义务工作。就在复活节前,他在学期中被南康涅狄塔州的一所私立学校招聘为教员,给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讲英文。他离开前告诉我,他已经给避难所的居民阅读了雷蒙德·卡弗的短篇小说,那儿的人都非常感激。“我知道你想教书,”他对我说,“而我知道那儿的人渴望学习。”

“我能教他们什么,比利?”我问。

“对你重要的一切,”他说。“你要记住的唯一一件事是他们要的是真相。他们已听了太多的大话空话,再也无法忍受那样的东西了。”

我大笑起来。“不过,比利,”我对他说,“大话空话是我的专长。你记得吗?”

他微笑着对我说,“你是我最好的老师。”

夏天结束时,我仍然在做着算帐的事,从我教完科尔格特的最后一个班后,我没有工作过一天或挣过一分钱。在九月中旬,当职业杂志上又开始做广告时,我惧怕着另一轮的工作申请。虽然我已放弃了像几个月前的想法,但我还是在收支簿上做着记录,告诉自己说当用完最后一分钱时,我会走出去找到一份工作的。劳动节①前,我们只剩下两千多一点的钱了。在过去的十一个月里,我在床上打发时日,是科伦维持着我们的生计,她还独自在她最喜欢的海滨为过冬而租了一套房子,那儿离我们十年前初次相遇的地方只有半英里远。

①美国的劳动节是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注

那海滨是缅因州的喉舌,是从反对美国商人到墨西哥去的罗斯·伯瑞特战役中得来的,在劳动节那天正午,当夏季游客离去时,两州间的投币电话亭旁就空无一人。

劳动节的正午时分,我们到达了普鲁兹隘口的海滨别墅,那房子就像流浪者和吉普赛人的大篷车一样,科伦驾驶着我们那辆装满了东西的锈迹斑斑的货车在前面开路,我驾驶着一辆小型面包车紧随其后,后面是科伦的姐姐、姐夫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最后是她的父亲和母亲,她的父母在离普鲁兹隘口只有7英里地的地方居住了四十年,却从未跨出电动安全门半步。我们的房东已告诉我们这儿有私人警察,所以我们向站立在警戒道尽头的警察挥手致意。他没有回礼,当我的卡车经过他身边时,一幅画面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吓得我胆战心惊——在冬天的某个漆黑的夜晚,这警察穿着制服走进我们租来的别墅里,拍掉他靴子上的积雪,往起居室里张望,科伦正和孩子们在起居室里哭泣,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从见到我们的第一眼起就确切地知道劳动节时像难民一样到来的我们必定会有麻烦出现。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相遇的这个海滨的别墅是科伦送给我和孩子们的礼物,她独自做了所有的安排,我强烈地感到我只是尾随她和孩子们而已。穿过大道,在我们通道的一头是一个漂亮的高尔夫球场,它伸向海岸边,两旁是隐藏在高高的万年青树下的十二个网球场,在拐角处是一个快艇俱乐部和一些码头。通道的另一头是五英里长的沙滩和沙丘,悬崖和峭壁几乎绵延到伊丽莎白海角的灯塔处。

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我们是在夏日租客们离开前到的。科伦通过我们的汽车道时感觉很好,汽车道上一个穿着红色长裤的男人正在抽烟,他身旁是一辆双门豪华汽车。我们通过一处高大的篱笆后,全都驶进通道上。此刻,孩子们兴奋得难以控制,当爱琳打开车们时,一个平底煎锅和两把炊壶滚到了地上。我看见那个男人懒洋洋地转过身怒目而视。我恍惚中好像听到他对他妻子说,“好啦,芭妮,你可以到车里来化妆。在这些庸俗的家伙开始自我介绍前,让我们离开这里!”

科伦来到我身旁。她拉着我的手。“这儿多美呀,”她说。“让我们开心点。”

在双门汽车的转弯灯消失前,孩子们和他们的表亲们已从前门扑进了房间里。我在外面徘徊着,高兴地看到我们隔壁那座漂亮的别墅已经因冬天而关闭了。我在后院里拉了一条晒衣绳,这件事奇迹般地振奋了我的精神。

我们在庭院的栅栏上做饭,进行了一次盛大的家庭野餐,直到蚊子把我们赶到房子里。我在起居室里生了盆火炉,和科伦的父亲玩纸牌。孩子们不断地跑进来汇报他们在房子周围激动人心的发现,我听见科伦的母亲在问:“那个门是通向哪儿的呢?”

“这房子好极了,”科伦的父亲对我说,“想一想吧,在这么漂亮的厨房里做的大餐。”

“感恩节,”我说,“我们在这儿过。”他同意了。我看见他洗牌的大手,有一会儿我想象着他是在数100元的钞票来借给我们。他是一个长相英俊而粗犷的爱尔兰男人,16岁时就失去了他的父亲,为了供养弟妹们,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从那时候起,他一直都在工作。过去的30年,他夜间都行走在德克斯克码头上,那里停靠着游船。这是一项极其凄清而孤独的工作。在他供养他的全家时,为了拿到加班工资,他在所有的节假日都做两个班,科伦记得她和母亲及五个兄弟把圣诞节晚餐送到她父亲工作的码头上。他是一个严守自己的想法的男人,即使对于最了解他的人来说,他的生活都是一个谜,但他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邻居,用不着叫,他会主动为寡妇清扫车道上的积雪或者为因流感而病得无法出门的单身妈妈上街购买东西,而且他总是羞于接受别人的道谢。作为一个心地极其纯洁的男人,约翰·麦克奎恩对美国文化中的狂热和粗俗不以为然。他平淡地在世间行走,只寻求他需要的东西。他成年累月地住在同样的房子里,做着同样的工作,和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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