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

第17章 欢乐时光

作者:唐·j·史奈德

当科伦遇见一位要漆房子的女人时,我只休息了几天。我去看了看那个地方,按照拉里付给我的薪水开了价。我不知道大多数漆工都要1小时20美元。我的要价是最低的,我得到了这份工作。我向她保证,我一次只接一个活,所以我会一直在她的房子里工作,直到它完工。

我在那里仔细地做工,不仅刮掉了已脱落的旧漆,而且烧掉了所有的旧漆,直到木质层。我开始时认为要比别人漆得好并不需要特殊的技术。这要花时间,而我有的是时间。然后,在我宣布工作做完以前,我洗刷了里里外外的窗户,也包括防风暴的外窗。

消息传开,我有了选择哪一个房子是我下一个要油漆的机会。我发现这工作很恬静,它有着稳定的旋律,这旋律好像要贯穿我的余生。我又能不吃安眠葯就入睡、不吃消化剂就吃一餐饭了。我发现我又能抱着我的孩子们而没有把他们扔进黑暗中的感觉了,我又能看着我的妻子而没有她和另一个男人生活也许会更好的感觉了。

我怀念拉里工作队员间的友谊,因为我总是在早晨九点时休息、喝15分钟的咖啡,就像我们在那座大房子里时一样,所以我想着他们也在喝他们的咖啡。在星期五下午的休息时间里,我都要喝一瓶啤酒,用我锤子上的夹子打开瓶盖。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次我穿着油漆迷彩服回家,跑进一个玩具店的那个时刻,那个店员看着我,当我递给他一张支票时,他说:“你一定是个漆工。”我想因为这是我从未想到的别人对我说的话,所以我以为这是对别人说的。然后,我低头看着我手上的油漆,相当满意地说:“是的,我是。”

后来,当我想起这个时刻时,想我为什么会感到那么的满意时,我认识到,这是因为我现在可以说的其他话——我是一个靠漆房子生活的男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按他自己的方式生活的男人,一个关心他的家人、牵挂他的孩子的男人,一个不想成为别的什么、不评判他人的男人,一个心甘情愿交税钱因为他能帮助其他不能找到自己道路的人的男人。而且,我是一个不指望别人给他一份工作或保障或前途的男人。我为我自己工作,我是一个将足以用自己的双手来工作、并总有一天为他的家人建造一座房屋的男人。而且,如果幸运,有一天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我的朋友呆在一起。

我感受着所有这一切,它代表的意义已深植我心。

在先烈纪念日①那天,我们不得不从我们的房子里搬了出来。在一个叫汉考克海岬的地方,有一座漂亮的房屋,离法国人海湾只有几百码远,我们不久就住在了那里,作为交换,我为拥有这房子的女人油漆这房屋。她刚刚失去了身患癌症的丈夫,我开始给她修理一些需要修理的小东西:纱门、前廊上的地板,她为此十分感激。不久,我花了点钱来买工具,所有为拉里工作时学会使用的工具,并做了些别的工作。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我扯掉房屋后面的护墙板,取掉下面的夹衬板,砍去坏了的底木,换上新的,并安上外面的木板,然后把它全部油漆了一遍。在缅因州,有经验的木工豆小时挣25美元左右,常常花很长的时间来完成他们手头的活。我发现我可以要15美元1小时,并加上材料的花消,在我说好的时间里出现,完成工作,清理好一切,然后走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大量的活让我做。

①先烈纪念日:大多数州定为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一。——译者注

上帝啊,我们太快乐了。后院里有一个苹果园,前面有一条漂亮的游廊,我们坐在那里倾听港口浮标钟报时时的钟声和从高高的松树顶上传来的美丽的白喉鸟的歌唱。两个大姑娘每天早晨到村里的邮局去取邮件,在图书馆里看书,安排和海岬上两打以上的小姑娘们展开社交活动。我记不起曾有比这更快乐的时光了。这些日子里,科伦和孩子们一起去摘野草莓,或在海滩上搜寻美丽的海玻璃,那像是从旧的失事船只上冲上岸来的珍宝。晚上,我们彼此之间进行朗读,在游廊上吃爆玉米花,在游廊上,我们可以望见卡迪拉克山上上上下下的汽车顶灯像星星一样在天空中移动。别墅里有五间卧室,但我们全都睡在前面的大房间里,我们在那儿和大路上的车做游戏,猜测在我们入睡前会有多少辆车经过。阳光充足,我每天可以工作13个小时,我总是记着在黄昏时回家,把我的木工带挂到游廊的栏杆上,科伦让所有的家人每天都在那里等我,孩子们穿着睡衣,科伦的头发梳成辫子,我们第一次相遇时她就是这样梳的。

所有的事中最开心的是,我们成为了汉考克海岬的水手。我修好了一艘旧船,那是我买来不做任何实际用途的,我第一天驾驶着它航行时,一个船只历史学家告诉我,这艘船是为查尔斯·林德伯格①建造的,值一大笔钱。我把它卖给了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博物馆,用卖来的钱买了一艘重得足以把我们带到海湾远端的船,在远端那个地方,一天早晨曾有一只鲸鱼出现在离我们船首半个足球场远的海域里。

①查尔斯·林德伯格:(1902-1974)美国飞行家,于1927年完成从纽约到巴黎的不着陆飞行。-——译者注

我们每早在我离开上班前外出航行,整个夏天都有我们的朋友和我以前的学生来拜访我们。我们在苹果园里铺上一块布,晚上在上面吃悠闲的野餐。我会常常斜靠在背上,看着每一张快乐的脸庞。这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夏天,和我曾度过的每个夏天都不同。

秋天,我们搬回普鲁兹隘口的别墅里,孩子们坐同样的公车到他们前一年上学的同样的学校去上学,因此,这实现了我对内尔的承诺,她不会再离开她的朋友们。拉里已把我介绍给我帮助建造的那座府邸的主人,我被聘用为房屋看管人。这使我有机会管理一套钥匙,当朋友们来拜访时,我就带他们参观这个地方。没有哪一次,当我从房门走进去时,我的心中不会充满了惊叹以及骄傲的感觉。

我接了一项给房子油漆的大工程,寒冷的季节降临时我正好做完。我修复了一家房屋的地基,用我订做的双层官格的窗户替换了另一家房屋地下室的窗户,这窗户是我在我的车库里用厚木板做成的,只花了大型打折商店里卖出的窗户一半的钱,而且卖的窗户是用松木来做的,一点也不结实。

我做的好活给了我生活必须的薪水,这薪水使我们能养活一家人而不必像大多数父母一样做粗野而低贱的工作。

在过去几年所有的艰难困苦之后,我想和科伦一起做一些特殊的事情,一些浪漫的事情。一天,我在房顶的边缘处重新勾抹烟囱,这时,远方火车的汽笛声使我转过头去。当我告诉科伦我想带她做长途火车旅行,而且只有我们俩时,太实际的她是不会公开说出自己的想法的,但我看见她眼睛里快乐而激动的光亮一闪而过。

几星期后,当我们在波士顿南站踏上湖滨特快列车、一个名叫路迪的服务员带我们到我们的房间时,我又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表情。我们坐的是到芝加哥的晚班列车,一路坐头等厢到加利福利亚,然后返回,这是我们十年来第一次把孩子们留在家里。

“是吗?”当我告诉路迪我们上次睡在火车上是在我们从英国私奔之后、一路坐火车到奥地利时,他问。他在房间里开了盏小台灯,给我们看专门用来放鞋的床脚箱。

“这很漂亮。”科伦说。

“哦,当然,夫人,”他回答说,“只要你有足够多的时间或足够多的钱,这是旅行的好方式。”

“我们花掉了我们所有的钱,”她告诉他,“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的。”

他微笑着对她说:“有时这是一个人不得不做的事,起床后坐上一辆火车,不管是到哪儿。”

她把孩子们的照片给他看。我不知道她带了这些,当我给她看我独自带的东西时,她很惊奇:四张照片,每一张都是她分娩几分钟后和孩子在分娩室里的样子。我们仔细地看着,彼此说着我们记得的事,我们俩都为各自忘掉了的细节而着迷。

我们在彼此的臂弯里睡着了。夜里我醒来,到车厢的连接处抽烟,冷空气从外面吹进来。我感到我们做的很对。我想起我们在火车上渡过的蜜月。从伦敦的维多利亚站到苏格兰的“夜行者”号列车。老式的带套座位和木门。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某个车站,我们下了车,给家里寄去明信片,宣布我们结婚的消息。

我们的车窗外是工厂,被烟熏黑了的、被高高的篱笆围绕着的难看的建筑。我想到上夜班的工人。我想象着他们在漆黑的房间里从床上爬起来,慢慢地移动,尽量不吵醒任何人。我知道他们的感受。

我们在芝加哥有一点时间可以停留,我们已安排在车站见我以前的另一个学生。我们围着一个小桌子坐着,从这儿我可以看见一个报亭,顾客们正在那儿排队买彩票。报亭后有几个男人在看色情刊物。“这就是美国。”我说。

“那就是。”科伦说,对一个白头发的老人做着手势,这人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旁。他正用一个放大镜一次一个字地念着普鲁斯特①。

①普鲁斯特:法国小说家。——译者注

我们像孩子一样呆在小房间里,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折进了墙里。穿过伊利诺伊州的农场时,我们谈到一个为科伦设计的新计划,她要进研究生院,这样,她可以有一个职业。这听起来妙极了。我们谈到我们将来有一天如何带着孩子们来做这趟旅行、他们将会多么喜爱火车。一开始谈到他们,就引发了一场关于每个孩子的长长的对话。等我们回家时,爱琳将参加试听考试,她要在一个专业儿童剧院里担当一个角色,她对此激动不已。她已经十岁了,现在已能在远处感受到文化的声音。我想,她最近已开始怀疑这声音是否是为她而哼唱的。我们一致同意需要找到一件事来把内尔从她个人的世界里拉出来。她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敏捷而灵活,但她对运动没有兴趣。科伦希望能找到一个有钢琴的人,尽管他们不想要。“要么是这样,要么是一窝小狗。”她说。

杰克和卡勒还小,我们不必为他们担忧;这是很容易过的岁月。

我拿着那张卡勒第一次吮吸科伦放到她嘴上的*头的照片。“所有的丈夫看着这些旧照片都会开始他们的时代。”我说。

“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不断地问对方。

我看见科伦丰满起来,随着休息而柔和起来,看起来就像我们开始争战之前的样子。在铁路沿线都有铁路工人,在冰冻的早晨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我知道在冰冷的天气里的艰苦工作是怎么回事。如果你和一些好人一起工作并得到能生活的薪水,在每天结束时,你会感到酸痛、疲惫而满意。

穿过石羊山时,天下雪了。我想象着我父亲穿过这些山时的情形,他16岁,新应征入伍,第一次离开他的母亲,在夜里穿越看起来如此广袤而黑暗的乡村,时尔到一些小镇,加油站和家具店,氖灯下写下思乡的信件。我想着他的恐惧,前往不知道的地方。他告诉我的只是他面对日本的入侵。

我感到欣慰。我爬上了科伦的床,好像经过了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隔绝的地带。她很温暖,穿着长内衣和拖鞋。我想起我们的第一次约会,以及如何在无意中听到的旁边桌子上那些女士们谈论科伦的话。“每个男人都想娶爱尔兰姑娘为妻,因为她们有最漂亮的孩子。”其中一个说。

一天清晨,我听见从我们前方车厢里传来的一声尖叫。我跑上前,看见一个女人靠在一个列车服务员身上哭泣,服务员正想递给她一张手巾给她擦眼泪,列车服务员腿上躺着一个男人,他拍打他的脸颊说,“醒醒,查尔斯先生,醒醒。”然后,他抬头看着那个女人说,“没有脉搏了。”

这是心脏病突发,火车停在下一个镇上,以便尸体能被运走。我站在餐车和头等卧铺车厢之间的出入处,看见列车长和三个服务员抬着那个死去的男人。进入我脑海的是米勒戏剧里威利·洛曼为死去的推销员做的悼词,我默念着:“……他以推销员的身份死去,穿着他的绿色平绒拖鞋,在纽约,纽黑文和哈特伏德,到波士顿的吸烟车箱里——当他死时,在那之后的几个月,许多火车上的事都变得悲哀。”

我们的一个远房亲戚在《至高无上的画》的电影制片场做画工,他让我们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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