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的愤怒》

第三章

作者:西德尼·谢尔顿

当晚的新闻全是有关这一事件的报道。詹妮弗竟成了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谁都想亲自读一读或亲耳听一听她与那只死金丝雀的故事。电视的每一个频道都在播放詹妮弗离开沃特曼法官议事室时被记者和公众层层包围,好不容易才挤出审判庭大门的镜头。

詹妮弗无法相信,一夜之间自己骤然成了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报社、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们从四面八方向她涌来。她恨不得从他们的包围中逃走,可是她的自尊心又不允许她这样做。

“是谁把黄色金丝雀交给你的,帕克小姐?”

“你以前认识迈克尔·莫雷蒂吗?”

“迪·西尔瓦一心想要利用本案登上州长的宝座,你知道吗?”

“地区检察官扬言要取消你的律师资格,你准备跟他斗吗?”

对于诸如此类的每一个问题,詹妮弗除了“无可奉告”四个字以外一概不做任何答复。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称她为“迷途的羔羊帕克”。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干脆叫她“黄色的金丝雀”。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名体育运动评论员则把她和足球运动员罗伊·里杰斯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曾把足球踢到离本队球门一码远的地方。

在迈克尔开设的茶馆里,正在举行庆祝会。十多个人在屋里开怀畅饮。

迈克尔·莫雷蒂独自坐在酒柜后头,目光始终牢牢地盯着电视中的詹妮弗·帕克。他举起手中的酒杯向她致意,然后一饮而尽。

每个律师都在议论这一事件。有一半人相信詹妮弗接受了黑手党的贿赂,另外一半人则认为她不过是无辜的受骗者。不管他们持哪一种观点,双方一致认为詹妮弗·帕克短暂的律师生涯已到此告终。

可怜她仅仅当了四个小时的律师。

她出生于华盛顿州凯尔索市。那是一个木材集散小城镇。1847年,一个思乡的苏格兰勘测员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因为他日夜思念他苏格兰故乡的凯尔索城。

詹妮弗的父亲先是担任最重要的几家木材公司的律师,继而为锯木厂的工友们服务。詹妮弗回忆起童年生活来总是趣味盎然。华盛顿州对一个孩童来说,每天都有讲不完的新鲜事,就像是一本百看不厌的小说。那儿有的是雄伟壮观的山峦、冰川和国家公园。在那里可以滑雪,可以划独木船。稍微长大以后,她曾经攀登过冰川,还曾去不少地方旅行,如奥哈那佩喀希、尼斯奎利、克莱艾勒蒙湖、契尼斯瀑布、马天门、雅基姆山谷等等。詹妮弗跟着父亲学会了登山和滑雪。雷尼尔峰顶、廷伯莱恩湖畔,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父亲总是设法找机会和她在一起,而她母亲却相反。她是一位好动的漂亮女人,经常不在家,谁也摸不准她忙什么去了。艾伯纳·帕克的身上流着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的血液。他中等身材,头发乌黑,双眼碧蓝,富有同情心及正义感,淡于功利,对世人却是一片热忱。他常常一连几小时和詹妮弗坐在一起,滔滔讲述他正在处理的案子,以及那些遇上麻烦的人如何来到他那不起眼的小事务所向他求助。直到许多年后,詹妮弗才明白父亲只跟她一个人讲这一切,是因为他找不到其他人可以一起聊天。

每天放学后,詹妮弗就一溜烟地跑到审判庭去,观看父亲工作。如果正值休庭,她就待在父亲的事务所,听他议论案子和当事人的情况。父女俩从来也没有提起她该上法学院读书的事,双方似乎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到了十五岁那一年,詹妮弗就开始在每年暑假做父亲的帮手。姑娘到了这年纪,往往热衷于跟小伙子约会,私订终身。可詹妮弗却与众不同——她一头钻进了诉讼和遗嘱之类的卷宗中。

小伙子们对她颇感兴趣,可是她却不大理会。父亲问起这方面的事,她总是回答说:“他们都太幼稚了,爸爸。”她心里明白,有朝一日自己会嫁给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律师的。

就在詹妮弗十六岁生日那天,她母亲竟然跟紧邻的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离家私奔。从那一天起,她父亲的心就悄悄地死去了。虽然他的心脏是在妻子弃家七年以后才最后停止跳动的,可是实际上,打他听到妻子的丑事起,他就成了一具活僵尸。全镇的人听说这件事后,都对他深表同情。然而艾伯纳·帕克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人们的同情反倒使他无法忍受。他开始酗酒。詹妮弗尽自己所能给父亲以安慰,可是毫无效果。往日的一切再也不能恢复了。

次年,詹妮弗中学毕业该进大学了。她毅然决定放弃学业,留下来陪伴父亲,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

“我们将来一起办事务所,詹妮①,”他说,“你要抓紧,争取获得法学士学位。”

①詹妮弗的昵称。

她考入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攻读法律。在大学第一年里,她的同学们在各种各样的合同、民事侵权行为、财产、民法程序和刑法等一望无际的沼泽地里步履维艰地挣扎跋涉,唯独她学来得心应手。她搬进了学校宿舍,在法律系图书馆找了个业余工作。

詹妮弗热爱西雅图。星期天她和一个叫阿米妮·威廉姆斯的印第安学生以及一个骨架粗大而又瘦削的爱尔兰姑娘约瑟芬·柯林斯或去市中心的绿湖中泛舟;或去参加华盛顿湖上的竞舟金杯赛;或去观看五颜六色的水上飞机表演,它们不时在头顶掠过。

西雅图市有许多大型爵士俱乐部,詹妮弗经常光顾的是彼得俱乐部。那儿的柳条箱上搁着几块木板代替桌子,别有一番风味。

晌午,詹妮弗、阿米妮和约瑟芬来到美味快餐菜馆饱餐一顿。这里的烤马铃薯堪称世界第一。

有两个小伙子都在追求詹妮弗。一个是年轻英俊的医学院学生诺亚·拉金,另一个是法学院学生本·蒙罗。詹妮弗只是偶尔跟他们出去玩玩。她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专心去谈情说爱。

天气老是那么潮湿,多风。空气清新,雨下个不停。詹妮弗身穿一件蓝绿两色方格花呢夹克衫在雨中走。这种羊毛衣料吸饱了雨水,一片深色,而她的双眼犹如一对绿宝石,熠熠发光。她时时陷入沉思,但从未想到过那些从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会植根在记忆中。

冬去春来,姑娘们穿上式样各异的鲜艳衣衫,煞似盛开的花朵,争妍斗艳。校园里有六个大学生联谊会。这些联谊会的小伙子常常在草坪上聚首,毫不羞赧地打量着来来往往的姑娘。可是唯有詹妮弗与众不同,她身上表现出来的某种气质意外地使这些小伙子感到自惭形秽。她具有一种在他们看来难以名状的特殊品格。他们感到,自己正在希冀、求索的一些东西,在这位姑娘身上却早已具备。

每年暑假,詹妮弗都返家探望父亲。父亲已经变得判若两人。他虽然再也没有喝得酩酊大醉,但神志却总是那么昏昏沉沉的。他心如死灰,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无动于衷。

詹妮弗在法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里,艾伯纳终于辞别了人世。市里的人没有将他遗忘,上百人参加了他的葬礼。那些他生前曾给过帮助和忠告,成了他朋友的人,也都不约而同地前来吊唁。詹妮弗暗自伤心,把悲哀埋在心灵深处。她失去的不仅是慈爱的父亲,而且还是她的一位良师益友。

詹妮弗办完丧事,回到西雅图继续攻读法律。父亲死后留给她总共不到一千美元的现金,今后怎么生活,她必须做出抉择。回凯尔索当律师是不可能的,在本地人的记忆中,她永远是那个与一位少年男子私奔的浪荡女人的孩子。

詹妮弗成绩出类拔萃,十几个全国第一流的法律事务所派人与她晤谈之后,有几个愿意向她提供就业机会。詹妮弗的刑法教授沃伦·奥克斯告诉她说:“这是很高的荣誉啊,姑娘。一个女子要进有名望的法律事务所任职,是多么不容易啊!”

真正的难处在于她再也没有家了。她成了随风飘卷的蓬草,自己把握不住究竟在哪儿安身立命。

毕业前不久,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一天,奥克斯教授约她下课后去找他。

“我收到了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的一封来信,要我给他的工作班子推荐一名高材生。你有兴趣上纽约去吗?”

“好的,老师。”詹妮弗脱口而出,毫无思想准备就答应了。

她乘飞机前往纽约参加律师考试,然后回到凯尔索市关闭了父亲的法律事务所。这是一段甜蜜而又痛苦的经历,事务所把她带回那已经逝去的岁月。在詹妮弗看来,自己就是在这间屋子里长大的。

在等待考试结果的日子里,为了生计,她到学校的法律系图书馆充任管理员。

奥克斯教授说:“那是全国要求最高的事务所之一。”

这一点詹妮弗一清二楚。

她收到了考试合格的通知书,当天又收到了纽约地区检察官事务所接受她为工作人员的聘书。

一个星期后,詹妮弗踏上了东去的行程。

她在第三大街一幢房子的四楼找了一小套房问。这幢楼房没有电梯,只有陡直的楼梯。“上下跑楼梯对我有益处。”詹妮弗自我安慰说。曼哈顿没有高山可供攀登,也没有急流可以畅游。公寓的房间包括一间放着长沙发的起居室,长沙发翻开来便是凹凸不平的床。另有一个小卫生间。卫生间的窗子早已被什么人漆成黑色,一直关着。室内的摆设就像是由救世军捐赠的。哦,我不会在这儿久住的,詹妮弗对自己说,住这儿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我在律师界站住脚,我就要走的。

这不过是她的梦。事实是她到纽约还不到七十二个小时,就被从地区检察官的工作班子里除了名。现在她正面临着撤消律师资格的危险。

詹妮弗放下手中的报纸、杂志,关上了电视,因为上面全是关于她的事。她感到,在街上,在公共汽车里,在市场上,人们的眼光都盯着她看。她开始躲在公寓里,闭门谢客,也不接电话。她整日价心里乱糟糟的,茫无头绪。一会儿打算收拾行李回华盛顿州;一会儿又考虑离开律师界,另谋生计;甚至还闪过自杀的念头。一连几小时她都在一封接一封地给地区检察官罗伯特·迪·西尔瓦写信。有的信慷慨陈词,骂他缺乏同情心,毫无谅解精神。有的信又低三下四,请求对方宽恕,哀求他再踢给自己一个工作的机会。最后却一封信也没有发出去。

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走投无路。她在纽约举目无亲,连个可以讲话的人都没有。白天,她把自己锁在屋里;夜深人静时,她才溜到空荡荡的街上。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从不跟她搭腔。也许,这些人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孤独和绝望。

她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法庭上的那一幕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脑际,结局每每各不相同。

一个男人离开围在迪·西尔瓦身旁的人群,朝她匆匆走来,手里拿着马尼拉信封。

您是帕克女士吗?

是的。

首席检察官要你把这个交给斯特拉。

詹妮弗冷冷地瞧着他。让我看看你的身分证。

那人着了慌,返身就逃走了。

一个男人离开围在迪·西尔瓦身旁的人群,朝她匆匆走来,手里拿着马尼拉信封。

你是帕克小姐吗?

是的。

首席检察官要你将这个交给斯特拉,说着他把信封塞到她手里。

詹妮弗打开信封,里面是只死金丝雀。我要逮捕你。

一个男人离开围在迪·西尔瓦身旁的人群,朝她匆匆走来,手里拿着马尼拉信封,来人与她擦肩而过,走到地区检察官另一名年轻助手跟前,把信封交给了那人。首席检察官要你把这个交给斯特拉。

只要她愿意,她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改写这业已发生的一幕。可是事实总归是事实,再也无法更改。犯了一次愚蠢的错误就毁了她的一生。但是,谁说她的一生已经毁掉了?是报界?是迪·西尔瓦?她至今没有听到过关于取消她律师资格的任何新的消息,所以她还是律师。还有好几个法律事务所曾表示要聘请我,詹妮弗安慰自己说。

她心里重新充满了信心。她找出那张记有自己联系过的法律事务所的名单,逐一打电话再行联系。然而,要找的人竟然一个也不在,过后也没有人打电话来找她。四天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已被法律界所摈弃。那案件掀起的轩然大波虽已平息,可是人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詹妮弗继续给可能聘用她的人打电话。情绪由绝望而气愤,而心灰意懒,终于又陷入了绝望。她寻思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要不要另找出路。左思右想,总是得出同一结论:她所想做的,也是她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当律师,她是一名律师。上帝呀,在人们不让她干下去之前,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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