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流》

译序

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

文学的作用在于向别人展示作家自己所看待的世界。这部小说的一个人物曾经这样认为:“为什么不动笔创作一部时间与地点明确、而且具有一定意义的小说呢?叙述一个当今的故事,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忧虑,发现自己的问题,既不去揭示什么,也不去鼓动什么,仅仅作为一个见证。”这个人物这样思忖着。

看来,这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本人的文学创作思想,至少是她在《名士风流》这部小说中的创作思想,因而,她随手拈来放在了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著名作家亨利的身上,而她自己在这部小说里,正是要叙述一个对她来说完全是属于“当今”的故事,再现一幅“时间与地点明确”的当今世界的图景,描写一批在当今这个时代活动着的特定人群。小说发表于1954年,所写的不过是刚刚过去的一个时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到结束后不久的那些岁月。具体来说,是从1944年巴黎解放,经1945年攻克柏林、原子弹毁灭了广岛直到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实行、冷战日趋激烈这短短的三四年。活动于其中的那个特定的人群,则是巴黎的一批名士闻人、知识精英、声名显赫的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广为人知的小说家与剧作家、著名的记者、有影响的报刊主笔、在本专业中成绩卓著的医生,等等。这样一类人物,本是作者本人与她的终身伴侣让—保尔·萨特所熟悉的同类,是他们自己所属于的那个社会圈子,有的人物甚至就有他们自身的某些成分。总而言之,西蒙娜·德·波伏娃在这部小说里是要展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阶层以及她与萨特的精神境界、精神历程。

1944年的圣诞节,一批左派知识精英聚集在一起欢度抗敌胜利后的第一个节日,准备迎接世界的新时期与自己生活的新阶段,对未来怀着殷切的希望。然而,他们却马上锐利地感受到了战争所造成的创伤是那样沉重和难以愈合,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满目凄凉的国度:战争的废墟、死者的公墓、肮脏破烂的街道、物质生活贫困、冬天靠烧废纸团取暖、没有巧克力、没有像样的葡萄酒,巴黎这座“骄傲地屹立在世界中心的城市已经毁灭”,原来充满自信的法国人这时发现,自己已沦为五等小国的“无足轻重的子民”。整个欧洲也是一片阴暗,在葡萄牙,还存在着战前的独裁政权,在西班牙,法西斯势力几乎原封不动。到处是贫富对立,下层人民生活在牲畜般的状态下。更为严峻的是,当世界还没有从战争的黑暗中完全走出来的时候,新的矛盾、新的危机、新的阴影又迅速来到,笼罩在世界上空:美苏的对抗与争夺、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它像一朵巨大的阴云决定着欧洲与美洲的气候,在法国的现实生活里带来了新的挑战、新的摩擦、新的困扰。这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充满了希望的时期,“任何地方都再也不存在希望,无论在法国还是其他地方”,正如一个人物所感叹的:“这战后,实在是没劲!”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名士风流》中所展示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幅战后世界图景。

在这样一个灰暗凄凉的时期里,这批知识精英感受着、思考着、选择着、行动着、奋斗着,但又无一不在现实生活面前感到困顿与迷茫。

迪布勒伊名声响亮,早已是知名的作家与思想家,被视为一代人的精神领袖和引路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反抗纳粹德国的斗争,成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但也是从那时起,他的作家生涯就告一段落。战后,他将如何自我选择?是重新作为一个作家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还是在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国内外政治大格局中去坚持自己的政治道路?他选择了后者,致力于组织一个与法国共产党联合但又要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左派,而当他牺牲了作家的生涯成功地组织起“革命解放联合会”这样一个独立的左派组织时,他在那个无情的大政治格局中就受到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沉重压力,完全陷入不能自己、无能为力的尴尬局面,由此,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在迷茫困顿中得出了“无所作为”的结论。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又面临着支离破碎的局面:女儿的难以挽救的精神危机与年轻妻子在感情生活中的巨大危险。

亨利也是一个早已成名的作家,既是迪布勒伊的朋友,也是他在事业中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他在战后现实面前的困惑感与迷茫感较迪布勒伊更为突出,不论是在他个人感情生活方面、在他的文学创作方面,还是在他的社会政治活动方面都是如此。与他共同生活了多年的波尔对他那种自作多情的爱,已使他深感腻烦与束缚,甚至一心要放弃舒适的家庭生活去换取单身汉清苦的自由,但这个简单的愿望竟那样难以实现。在创作上,他决心在原来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写一部适于战后时代的“欢快的小说”。然而,这样一部小说他却迟迟写不出来。在社会活动与事业上所遇到的矛盾与压力则更为严重,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一家卓有声誉的报纸,在迪布勒伊的坚持下,放弃了中间偏左的立场,进一步左倾,成为了“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机关报,由此,却带来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原来的读者群的丢失、经费的困难、左右两方面的压力、资助者的要挟,在这种困窘的境况中,他疲于奔命。

安娜,迪布勒伊的妻子,一位出色的精神分析大夫,她似乎是一个持恒宁静的化身,不论现实世界发生多大的变故,她仍然在职业与家庭的正常轨道上习惯地运行,是尽职的专家,是爱丈夫、操持家务的主妇,是关心女儿的慈母。然而,在战后的这个时期里,她身上却产生了与原来生活完全反向的自我个性觉醒,产生了作为一个长期与年长的丈夫缺少肉体之爱的成熟妇女的本能要求,因而有了两次外遇,特别是第二次外遇,震撼了她整个的身心,几乎使她脱离自己长期以来的生活轨道与心理轨道,几乎摧毁了她往常生活的全部支撑点,最后,还几乎使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樊尚,报社里一个充满了活力的编辑兼记者,左派知识界中的愤怒青年,他怀着战争时期积累难消的仇恨,像一头盲目的愤怒的野兽一样乱闯,对那些他认为在战时有附敌行为的人进行恐怖的暗杀惩处活动,自以为是在主持正义,但同时老要提心吊胆地躲避法律的追究。

朗贝尔,报社里又一个青年编辑兼记者,他颇具才华,也有上进心与正义感,但他老一副“困惑的面孔”,对自己想做的一切都没有把握,顾虑重重,犹疑不决,需要别人帮他作出决断,在复杂的现实中,他终于不由自主地迷失了方向。

纳迪娜,迪布勒伊与安娜的女儿,她曾经有过纯真的少女时代,但战争在她心灵上造成的创伤使她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活目标的人。她像一只迷航的船在人生海面上漂荡,从这个学科转到另一种职业,从这一个男人的床上转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更令人忧虑的是她那看起来似乎已经无葯可救的精神危机:她玩世不恭,对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都采取嘲讽的态度,对任何有意义的事物都拒不承认。

这是战后法国困顿迷茫的一代,他们几乎都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无所适从,只不过有的人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有的人还没有完全自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基本的事实是:在战后这个时期里,“要做的事情何其多,可又有多少人不知做点什么为好”,即使有人知道应该去干什么,但不是在干毫无意义的事,就是自己看不出所干的事有什么意义。而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困顿的时代与世界里,自己的境况与前景将会怎样,个人的命运将怎样,谁也不能预料。这一批在抗德时期曾风流一时的知识精英的迷茫感与迷茫状态是如此深重,以致全书是以“谁知道呢”、“谁知道呢”这两个迷茫色彩十足的疑问句作为结束。

他们的迷茫困顿,与其说来自战后法国的衰颓与萧条,不如说来自现实世界的复杂。这种复杂性既存在于国际形势中,也存在于国内状态里。在国际形势方面,当他们在1944年欢庆即将完全实现的胜利时,曾热情洋溢地欢呼过“美利坚万岁”,也真诚地举杯“为苏联的健康干杯”,而今他们却亲眼看见了美国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在欧洲支持那些残存的法西斯独裁政权,使那些地方的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得解放;亲眼看见了美国如何成为欧洲的统治者,美国的势力如何咄咄逼人地伸入法国的现实社会、甚至干预他们自己的事业领域,利用他们的困难,对他们苦心经营的报纸进行要挟。另一方面,被他们视为人类希望的苏联,却又被揭露出存在着集中营与劳役制度,这也是他们作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如何看待世界的这两大现实的真相,已经构成了他们认知能力上的巨大负担,而这两大力量的摩擦、对抗与斗争及其对法国现实生活的直接影响,对他们来说更是巨大的尖锐的挑战。在国内状况方面,同样也存在着两大势力,戴高乐派与法共的对立、《费加罗报》与《人道报》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时提出尖锐的问题,要求人们作出明确的回答,而这些问题又无一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很难作出绝对的截然的答案。与此同时,他们深感过去在反抗德国占领的时期,人群中的敌与友、善与恶都是一清二楚、一目了然的,但在战后的年代,这种简单的截然的划分已经不适用了。现实生活中的人有了复杂的分化与变化,很多人似乎是处于一种临界的、模棱两可的状态。塞泽纳克这个抗战时期英武的青年战友因为吸毒而沦落成为了密探,他是否还曾有光荣的过去?是否本来就是一个恶棍?萨玛泽尔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游击英雄,而今身上发散出政客的气息,成为了左派的对手;特拉利奥是个实力雄厚的大资产者,但却资助并参与了左派《希望报》的事业而又一直试图改变它的方向;著名的作家斯克利亚西纳是他们熟稔的朋友,但他亲美反苏的言行又不时与他们发生冲突;拉舒姆与拉福利都是法共在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和他们有时像朋友有时又像仇敌;即使是朱利安与勒诺瓦这两个早年从超现实主义到超人运动一直志同道合的朋友,如今也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并由此而反目成仇。这就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笔下的各种派别和各种倾向的名士杂然混迹、互相为邻、互相制约、互相矛盾、互相撞击的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境况,这种境况是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的具体化。正是这种严峻的形势使得一代知识精英感到迷茫。

但他们在这使自己深感迷茫的社会环境中之所以陷入了困顿,却又既不是由于他们落伍于时代、站在逆时代潮流的立场上、缺乏理想与激情,也不是由于他们行动上的消极与无力。恰巧相反,他们一直是满怀着进步的理想与革命的激情,一直在奋斗着,不甘于碌碌无为,不甘于放弃自己的职责,甚至宁可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迪布勒伊为了组织一个独立的左派与法共进行联合行动,不惜放弃了写作;为了使这个左派组织具有实际内容,又不惜使用了劝说、施压等各种手段使自己的好友与跟随者亨利就范,献出了他心爱的《希望报》;他全身心地不知疲倦地进行各种政治社会活动,制定纲领、参加集会、撰写文章、进行磋商、接待追随者,等等;在两大势力、两大阵营对峙的复杂形势下,他要求自己所有一切言论行动都严格以不损害苏联与共产党为准则,为此,他又牺牲了与亨利的友谊;而后来,为了继续为理想而奋斗、为了筹办新的刊物,他又抛弃前嫌,主动与亨利修好;尽管读者经常见他是在书房里伏案,但他却是一个坚持自己的方向、不断行动的人物,用亨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永远“朝自己的方向冲去”的人物,是一个“将不断地超越自己、超越别人,直到生命终结”的人物。同样,亨利也是一个既有进步理想又有积极行动的人物,他在社会政治倾向上一直是迪布勒伊的最亲密的追随者和合作者,几乎就是迪布勒伊的影子。他充满了朝气蓬勃的活力,在战后复杂的境况里居然颇有所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与报刊主笔,他对葡萄牙独裁政权、对马达加斯加人权问题的揭露,都是十分有力的。作为一个作家,他努力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在困顿的境况中也颇有成绩,而他的那

..(本章未完,请进入下一节继续阅读)..

>> 阅读译序第[2]节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名士风流》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