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们的教父》

第一章

作者:约瑟夫·奥布赖恩

1985年12月16日,大约傍晚5点45分左右,美国最大的暴徒,保罗·卡斯特兰诺--黑手党的教父之王--在曼哈顿的一条繁华街道上被枪杀,他的司机兼保镖同时也是他属下的头目托马斯·比洛蒂同他一起死于非命。

这桩谋杀案是黑手党徒们为解决继承权这个难题和对付危及内部安全的嫌疑分子所制造的典型事件。自1976年卡斯特兰诺的堂兄兼姐夫卡洛·甘比诺死后,他在黑手党权力机构的金字塔尖上盘踞了9年的时间。他的统治时期是纽约敲诈者们相对繁荣和稳定的时期。但当巨头保罗7o岁时,他患了糖尿并高血压和心脏玻前所未有的法律上的压力开始给他造成了影响。他受到围攻,感到疲惫,按某些人的说法,他对全局的控制开始松动。

他知道,有些同伙恨他。问题不在于仇恨本身,这种行当就是与仇恨相伴的,但只有仇恨而没有恐惧却是危险的。卡斯特兰诺感到一些年轻的副手--尤其是趾高气扬、野心勃勃的约翰·戈蒂--不再惧怕他。

这些人并非对他的实力感到畏惧,而是他可能出现的软弱。保罗·卡斯特兰诺毙命时,正因操纵盗车集团和密谋谋杀而在受审。尽管对这两桩案子的指控证据确凿,但和政府对他全部罪行所收集的缜密而详尽的罪证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他由于这起著名的犯罪案件而被起诉并逮捕,但又获得保释。

这起案子将在1986年审理,这势必会揭穿黑手党的整个领导机构。由于在卡斯特兰诺住宅安装窃听器而收集的罪证,还准备就遇难者案件对他个人进行起诉。最后的一幕是输是赢,巨头保罗是否出庭,他的属下十分紧张。

年轻些的黑手党成员的勇气是经过考验的,他们蔑视法庭,有意触犯法律,经历了种种考验来证明他们的忠诚和挑战性。卡斯特兰诺与他们不同,他在监狱里毫无长进。70负的人并不想引人注目,而是想活下去。卡斯特兰不愿远离他的医生,失去胰岛素和心脏病葯物的供应。他不想离开华丽而舒适的斯塔腾起宅第,也不愿离开他的情妇,一个哥伦比亚女人,也是他和他妻子的女佣。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巨头保罗很可能会招供。

对于保罗·卡斯特兰诺招供而可能受到牵连的人来说,与其彻夜难眠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倒不如杀掉他更少些麻烦。这就需要采取行动介入他和官方的会谈行动。

于是,袭击的准备工作做好了。

这是个非常公开的行动,不同于以往使谋杀对象失踪的惯例--用暴徒们的话讲就是捎个信。此次谋杀并非甘比诺家族中某个帮派的叛乱,而是纽约五大秘密犯罪家族共同支持的阴谋。在加人组织的初始仪式上,暴徒们必须表示愿意承认和接受首领的处决。比如说,他们所有的人都必须表示愿意接受保罗的处死。

命令规定必须在住宅区里杀死保罗。当旧式的教父们结束他们的统治时,通常是在意大利式摊鸡蛋餐馆中被杀掉。他们面孔向下躺在刑具上,红白相间的桌布上涂满了鲜血,子弹穿透他们的身体再射进后面的墙壁,成为观光者的旅游景观。保罗·卡斯特兰诺自认为是一个精明而地道的美国商人,是他引导暴徒们走上合法事业的光明坦途。他却在繁华的纽约东区被暗杀--确切的位置是在46大街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小巷之间的地点。

在火花牛排馆他享用了一生中的最后的一餐,品尝了第三根肋条的上等牛肉,巨头保罗,这个从前的屠夫断定说这段肉是最鲜嫩的。他习惯在烹调前查看肉和其他佐料。火花牛排馆欢迎老主顾提要求,如果说上百美元的波尔多葡萄酒浑浊物极少,但,即使是上等的果子酒也经不住仔细地斟酌。这种做法只不过对有权者表示一种礼貌而已。这家餐馆相当人流,它坐落在离安吉洛的穆尔贝利大街往北3英里之处,与小意大利基昂蒂酒瓶式草屋顶的餐馆以及那种干酪刺鼻、浓咖啡调茴香酒的普通小店截然不同。

尽管外表上看起来很深沉,但暴徒毕竟是暴徒,在芝加哥暗杀上卡斯特兰诺和比洛蒂是轻而易举的事。卡斯特兰诺的好朋友弗兰克德·西科背叛了他,泄露了他赴约的地点。圣诞初始,三个男人在阴影中游荡。托马斯·比洛蒂开着教父的黑色林肯车驶入46大街,径直把车停在一个“禁止停车”的牌子前面,车的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警察慈善协会的标签。当这两个被害者出现时,杀手们便靠拢过去,亮出雨衣下面的半自动枪,近距离连续射击,卡斯特兰诺和比洛蒂各中了6枪。事情干得很彻底,一个杀手发慈悲地对着卡斯特兰诺的脑袋给了致命的一击。他们不慌不忙地顺着46大街拐进第二条小巷,一辆发动着的汽车等候在那里。这起袭击事件的几个目击者只记得雨衣和那辆黑色的发动着的汽车。

个子矮小,身蛮力壮的托马斯是个多嘴多舌又好炫耀的人,他展开四肢躺在46大街上引人注目地进行了最后的炫耀。他的四周到处是污血,似乎小托米(托马斯·比洛蒂的呢称--译者注)是在以他那男子汉的最后姿态证实他矮胖的躯壳内容纳了多少血液。

相比之下,保罗·卡斯特兰诺的生活反而谨慎而谦卑。他尽量不使自己的名字见报,甚至到死他的脸都不肯面对着人们的视线。枪响后,他向后倒向开着的车门,脖了扭曲地抵住车底板,脊梁横在路边石上,两条长腿像睡着的酒鬼般伸向人行道。他几乎没流血,年迈、疾病和恐惧仿佛已使他枯竭。如果说死的方式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后的语言,那么,教父之王,保罗·卡斯特兰诺以这种方式清楚地揭开了他正统、文雅的假面具和精通商业,执政有方等等一切伪装。事实上,他仅仅是一个黑棍。身为一个黑社会诸多团伙的首领,在被剥夺了权力,失去了神秘性之后他的生命却终结了,死在大庭广众面前,半透明的尼龙裤子上方躶露着白色的小腿。

如果谋杀保罗·卡斯特兰诺需要正当的理由,谋杀者们可以制造一个合理的有说服力的事件,例如他们的首领因无人照料、缺乏警惕或过于自信而自然死亡。

1983年3月,由于某种原因,联邦调查局在卡斯特兰诺的房子里安装了窃听器。

通过法院批准的特工人员干扰了卡斯特兰诺家复杂的报警系统,巧妙地避开了庭院中的德国猎犬,进入到教父的私人住所--暴徒们工作的密室,秘密安装了一个窃听器装置,长达近四个半月之久。

从执法的观点看,在卡斯特兰诺处安装窃听器是历史上最大的最富有成效的措施之一。

剖析这个犯罪组织,卡斯特兰诺不但负有不可饶恕的罪责,而且是一个巨大的灾星--或许,突破这伙暴徒秘密最大缺口的关键是由于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叫乔·瓦拉奇。侦破工作就是在他决定公开他6o年代早期的经历时开始的。30多个甘比诺家族成员讨论述法活动的事被录音。联邦调查局监听到他们策划方案。确定任务的情况。与其他犯罪家族高级成员的会谈使人们透彻地了解到这群暴徒是如何地分脏,这项计划仅仅是被提及而已。

就这样逐步发展到卡斯特兰诺的录音带,这种录音带是在90年代开始使用的那种。起拆书足足写了30o0页尚未结束。在所有的起诉中,有100多项指控的证据是在巨头保罗托特山的住宅中窃听到的。这项监视工作直接改变了整个某比诺犯罪家族的命运,这么讲并非夸张。窃听行动使卡斯特兰诺的权力和威望无可换加夺受到损害,不但成功地使他大丢脸面,而且无情的窃听器录下了他嘲笑合伙人,在暴徒中拉帮结派互相对抗的情况。按照法律的规定,录音证词涉及到的所有人都有权了解与其有关的内容,听听他们怎样被巨头保罗尖刻的挖苦,即使是很久前就追随他的忠实的党徒们也同样是他嘲笑的对象,如果说,通过随心所慾的话语就可以使别人了解他,那么,保罗·卡斯特兰诺就是这种人。

我们--此书的作者们--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写对步斯特兰诺的监视工作,因为我参与了此项工作,是我们安装的窃听器,并进行监听工作。

侦探约瑟夫·奥布赖恩是首先打入斯塔胰岛宅第的两个人之一,他确保了监听工作的可靠性,他四年如一日地工作使这个黑手掌首领被迫至一隅。为此,被司法部长授予功勋奖,这是美国执法官员的最高荣誉。

侦探安德里斯·库林斯用数月的时间通过窃听器来监视卡斯特兰诺的言行,不辞辛苦地把600多小时的录音整理成文字材料,这使他对录音带的内容了如指掌,他在八个不同的审判中被传讯作证,他在法庭弓佣这些材料作为证词。我们相信,还没有哪本书能与《教父们的教父》相比--内容方面及大量的对话使人们了解一个教父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有几层含义:一方面,这旨一个典型的警察与强盗的故事,警察设下埋伏,用窃听器、破译电码的方式与歹徒斗争,偶尔还有些惊险的歼敌传说;另一方面,它是一本社会学读物,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古怪的组织,和它的商业活动一样,这个组织的某些行业令人吃惊--除了敲诈的特色外,该组织经营的商品的生产流程是盗窃、恐吓和时而发生的谋杀。

但更多的是保罗·卡斯特兰诺的故事。在调查中,我们对巨头保罗有了透彻的了解,--或许是太熟悉了,因为看起来这就是我们人类结构的一部分。

这种熟悉带有同情色彩,我们并非想同情不共戴天的敌人。卡斯特兰诺是个恶棍--但他也是一位绅士。他领导一个罪恶的事业--然而,他在与我们的交往中总是彬彬有礼,甚至可以说是廉恭。毋诵置疑巨头保罗对许多人的死负有责任,但却没有证据证明他扣动过扳机,他的同伙鄙视他过于热衷和平,过于反对采取果断而极端的行动。他是个坏人,但不是最坏的人。

通过窃听器的不断工作,我们详尽地了解到卡斯特兰诺的私生活,我们不想知道这些。他与家中侍女私通的事是对黑手党总部圣坛规则的公然违反和玷污。当然,黑手党人可以有情人,但不是家里的佣人,这些不讲西班牙语的佣人不僭越正式配偶的位置。另外,由于年龄和疾病的原因,卡斯特兰诺丧失了性能力,就像录音里披露的,他想借助极端而古怪的器具治疗来模仿男人性交的姿势,得到一点性能力。此时被刻,想像不出他是这个强大的,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犯罪集团的首脑,看上去,他只是一个企图拼命抓住破碎生命残留部分的年老体衰的平庸之人。

执法官和罪犯之间有一种奇怪的有时是令不愉快的契约,他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而相互需求,就像猎人和猎物之间的需求一样。罪犯使警察具有使命感,警察使罪犯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并相信实际上对合法当局的蔑视。但联邦调查局和黑手党之间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契约,双方的人员都按照一定的法规生活,比如职责规则、忠诚规则等等,这些法规比普通公民的法规更加严厉。实际上,双方完全对立的法规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情感和心理都是相同的。一个优秀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懂得黑物党徒的心理,一个精明的黑手党徒可能也了解特工人员的动务和骄傲。

我们理解保罗·卡斯特兰诺,希望这部书能表达出我们的理解。我们与巨头保罗并无私怨,我们明白,在这场你死我活的严峻游戏中我们和他被锁在了一起,只有一方可以成为胜利者。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赢。卡斯特兰诺德知道他注定会输吗?他从没告诉我们,因为这是对他保持到最后的尊严的一种亵渎。

我们为目已调查纽约黑社会所做的工作成到自象,为这项工作在揭露和瓦解美国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所起的作用而骄傲。但这毕竟是一种我们没有承认的无情和不诚实的手段,我们也为些有些许遗憾之感,在调查过程中,一个叫保罗·卡斯特兰诺的人在他的圈子里丢了脸,名誉扫地,并且最终被消灭。

回顾1981年,不少人喜欢谈论保罗·卡斯特兰诺。从繁华闹市到码头,从联邦大夏到本森哈斯特的低级咖啡馆,每一个自作聪明的地痞都急于寻求机会与教父坐一会儿。并谦卑地询问需要他为教父做点什么。各类执法官员们多半喜欢与巨头保罗呆上一刻钟,了解他想些什么,以得到启迪。至于新闻媒介,早就宣传这位并非黑手党要人的重要人物,他们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得到一次接见或一张独家新闻的照片。

奇怪的是,尽管所有的人都想与卡斯特兰诺交谈,却没有一个人径直到他的住宅门前去按响门铃。

见到巨头保罗并不容易,即使在1981年他的重大麻烦开始之前也是如此。他是个深居简出的人:他是黑手党中的霍华德·休斯。他那价值35o万美元号称“白宫”的宅每拥有他需要的一切(这房子与斯塔滕岛比邻的昂贵的托特山庄相似的),他为什么还要外出?为什么要坐下来与别人交谈?为什么要在污秽不堪的俱乐部里间的破椅子上消磨时光呢?在家里,卡斯特兰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的房子点据了纽约市的最高点,后院有一个意大利滚木球常一个奥林匹克级游泳池一精雕细刻的豪华家具上套着缎上罩面。镀金花瓣的巨大吊灯犹如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品,他可以眺望高大的维拉扎诺--纳罗斯拱,隔水相望,便是充满发财机会的布鲁克林。他有一个忠实虔诚的妻子,她是一个活泼、风趣的女主人,还有一个温柔妩媚的女儿。所有这一切足够美满、舒适、宁静、安稳,为什么要到外面去呢?

尽管卡斯特兰诺的行踪难以捕捉,但看来绝大多数人并不想在未被邀请的情况下去顺便拜访他。

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的侦探约瑟夫.奥布恩是极少数不请自来的人之一。1981年夏末,为了一件急近的事要与巨头保罗商讨,此事关系到他同事的性命及其妻儿的安危,是一个契约。

即使是在秘密犯罪组织自己的规则中,这种行为也是不被允许的。1957年,纽约著名的阿帕拉钦附谈规定(当时卡斯特兰诺已经是高级头领),禁止某些活动,这并非出于慈悲,而是讨厌分开的关系,这在法律上对他们相当不利。如果可以避免,为什么要招惹呢?为什么拿命运去制造起诉呢?为什么让联调查局的调查员们得到更多的资金和人力以及公众舆论的支持呢?某种消遣或是为了开心,或是为了好处,或者兼而有之。这两类都不是好生意:向联邦调查局的侦控报复就是这类不利的活动,另一类有害的活动就是经营毒品。

但正像在美国许多组织中发生的一样,传统的黑手党规则近年来被侵蚀了。谁也没有保罗.卡斯特兰诺知道得更清楚,黑手党的老规则正在消退,内部纪律越来越难以维持。看来,他得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持其团队的秩序。

与他们在华尔街的对手颇为相同,年轻的黑手党徒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收人,而不是公司的长期利益。老规则使年轻人烦恼,例如其他的,通常是很不起眼的种族集团从经营海洛因、右卡因或夜盗中牟取利时,他们却被禁止从事此类活动。所以,他们不喜欢这些规则。的自以为是的党徒不理会这一大方。在这点上,他们与其他黑手党的后继者们没有多大差别,虽然上级有禁令,但他们一意孤行地从事*醉品生意。但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导致灾难的新错误:80年代的毒品经营者趋于变成毒品使用者,特别是可卡因,这些人明显地做手脚,以批发价格大量获取葯品。吸毒反转来进一步腐蚀了纪律、自制力和长期培养的意识。

一些年轻的喜好这种不断增长的混乱和毒瘤的家伙们,不明白为什么禁止攻击联邦调查局。一个家伙跟踪你,让你感到麻烦,妨碍你的生意和胃口,危害你的利益,想把你投入监狱,你去不准许向他开枪或用一大桶水泥把他粘住?对这伙暴徒来说,这简直就是侵犯了他们的公民权。

随着岁月的流逝,没有几个老式的唐到各处去解释和执行这古老的训诫,他们中一些人死了,一些人还在监狱里。其中的一个人--乔·博纳诺--丧失了所有的权力,成为一名作家。80年代初始,保罗·卡斯特兰诺感到他是唯一能够继续坚持旧传统的人。实际上,他是剩下的唯一能够完全记住阿帕拉钦会议制定的法令的人,他至少有足够的权力使这些法令在自己的地盘上实施。如果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受到袭击,这个信息就会一直传到斯塔滕岛的白宫中。那些嗜好杀人的爱吹牛的小子或许不会花时间多想,但卡斯特兰诺知道这类事件是多么伤脑筋,联邦调查局清楚卡斯特兰诺了解这一点。

为了一个生命受到威胁的特工人员,有理由把这伙暴徒打倒。侦探的名字叫约瑟夫--皮斯顿,毫无疑问,他是美国执法机构中最优秀的特工。皮斯顿化名为唐尼·布拉斯克,于1976年打入邦纳诺犯罪拉吉尔罗的左撇子“枪手”作为他的担保人,皮斯顿被该家族接纳。6年的日日夜夜,皮斯顿以学院级演员的水平扮演了一下野心勃勃、全心全意忠于组织的小流氓角色。当他的担副职的上司命令他杀死对手家族的一个成员时才结束了这项“地下工作。”“唐尼”收集了大量的情报,这些情报后来用于对皮萨贪图的诉讼案中,使100多名黑手党徒锒铛入狱。由于这非凡的贡献,皮斯顿于1983年荣获勋章。

皮斯顿公而有力地打击了暴徒,按传统的信义规则,这事就到此为止。但事情并没有完,左撇子拉吉尔罗在单人牢房里逞能发誓说:“如果说我最后要做的事,那就是抓住狗娘养的唐尼。”但这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拉吉尔罗一直被关押到1992年,巧的是在他被释放时,被狠狠地揍了一顿--由于他糟糕的判断力而成为皮斯顿的第一个担保人,他因此受到惩处。不真正的问题是,大街上公开张贴了悬赏5o 万美元取皮斯顿及其家人性命的告示。任何一个完成此事的人都可以领取赏金。

这种做法不能容忍。告示被迫取消,最高领导才有权做出这种决定,只有首领才能取消它。众所周知,这个首领是个老头,是教父,是教父们的教父。

到了寻找适当的办法让卡斯特兰诺毫无准备地靠边站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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