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病毒》

第二十章

作者:约瑟夫·麦克科密克

弄清艾滋病的来历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掌握这种流行性疫病蔓延的规律。没用多久,情况开始明朗。中非和东非是感染的集中地区。感染的大多数是城市居民。后来又发现了一种不明其底细的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艾滋病病毒具有相似之处。尽管猿猴身上从未出现过类似艾滋病的症状,不少人还是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一点,认为艾滋病是由猴子传染给人的。于是乎,人类感染源的问题有了定论。然而,按流行病学的看法,这一假设根据不足。猴子以丛林为聚居地。艾滋病却盛行于城市。我们尽可以乘兴追索作为肇事元凶的那只猴子,就怕这种方法导入歧路,离题太远。所以,还得寻找真正的解答。

研究继续进行。所有参与有关研究的人员都开始看清楚:病毒传播的效率并不很高。传播途径必须是性接触或者是血液接触方面的问题,比如输入感染了病毒的血液。吸毒者共用针头,或者滥用不洁针头之类。从中,我们又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西达”项目上马以来,一直有一个问题盘旋在我心头。现在还得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只不过,应该稍加更动,以便调整我的思路,开阔视野,不妨把追问艾滋病病毒究竟存在了多久这个问题改变力:在本世纪80年代初以前艾滋病病毒不为人们察觉、无声无息地隐蔽蛰伏了多久,60年代中,各色各样的病例,凡属于感染一类的,我见过许多。却从来没有见过像艾滋病这类的。回想中只有肺结核病例的症状同非洲农村艾滋病患者相象。自那时以来扎伊尔,跟非洲其他地区一样,有了深刻快速的变化。变化之最,就是大规模的城市化。

于是非洲这块土地上的千百万人民,由农村涌向城市,寻找活计。至于非洲农村地区的情况,至少在我工作过的地区,拿两性关系为例,不能同金沙萨这类城市中的青年女子同日而语。城市中肆无忌惮的滥交、杂交这类开放现象,尤其在偏远农村地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乡村社会的约束力极为强大。稍有出格的,其后果必然十分严重。而且非洲农村通行一夫多妻,女性及弃即婚,迅即丧失自由。社会制度限制了性关系混乱的存在。相应的,艾滋病的蔓延减少到最低程度,根据这种情况,艾滋病本身传播率不高、潜伏期又相对较长,虽然有所流传,流传程度和范围就很有限,几年中也不过出现少数几例发病情况。何况,发病的初起阶段,既然不是常见病,自不会兴师动众,而已,而且容易误诊或忽视,这些地区本来就缺医少葯,更谈不到合适和必要的医疗诊断设施。对扎伊尔这类穷乡僻壤地区,我太了解了,根本无医葯可谈。因此,可以认为,艾滋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悄然在非洲农村流传的。

我提议能不能搞上一次也许可以称作纵向研究的试验,看看以上这个假设是否站得住脚。先规定一段研究的时期,比较非洲农村逐个阶段的感染率。正在这时候,我想起1976年就埃波拉病毒大爆发问题开展调查时,我们曾经在扬布库周围一带采集过600份血样,交“疾病控制中心”妥为冷冻贮藏保管,我知道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我找到“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病毒实验室的负责人员,要求他们用1976年采集的血样做一批艾滋病病毒抗体检验。那时做这样的检验,要比现在困难得多。市面上买不到这方面的设备,试剂都得由实验室自行加工生产。再说,敲定最后结论的检验称作“放射免疫沉淀法”,做起来极不容易,花费的时间同它的名称同样冗长,比简单得多的“西方墨点法”繁琐。后来干脆换成了后一种方法,也就是从血液中查找抵制某种具体病毒蛋白质的抗体。我等待查完全部600份血液样本的结果,等了好几个星期。

放射兔疫沉淀法检验的是患者的血清功能。看血清能不能沉淀病毒中某些种类的蛋白质。病毒都用放射性示踪标记标明。附有放射性示踪器。放射性信号的强弱同接受试验的血清中的抗体量成正比。这种试验的优点是灵敏度高、结果具体明确。

我们等待结果。真可谓不胜企盼之至。我打赌说可以找到3t7m病病毒,不过数目估计相当低。究竟低到计么程度,我希望还不至于只有六百分之一吧。至少我会摊上一次找到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吧。为了能够作出合乎情理的估计,证实1876年时偏远的扎伊尔北部普遍出现过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我需要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

终于,艾滋病实验室找我的电话来了,说试验已全部完成。

酵素链免疫吸收检定的一系列检验,目的为了寻找病毒抗体。此次又等到放射免疫沉淀法各个检验的证实,在600份血样中找出5份艾滋病病毒抗体。也就是说1976年期间,居住在扬布库地区的居民,有0.8%的人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据巴黎克劳德·伯纳德医院的弗朗索斯·布伦一韦齐内特1986年的一项研究内容证实,1976年,来自苏丹的血样中出现了0.8的抗体比例,也就是说每1000个人中有9个是受了感染的。这个结论同我们在扎伊尔摸iagh情况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并不就此罢手,我们要在“疾病控制中心”试试能否从这5份血样中分离出aids病病毒来。大多数病毒脱离了人体就难存活。艾滋病病毒也不例夕。只要抽出体外,少则几分钟,多不过数小时,它们往往就在血样中死去。为了保证它们的生存,采集血样的过程和随后的保存措施,必须极其小心。扬布库首次进行研究时,我们没有用心在意。在处置艾滋病病毒方面,最可取的方法是从病人全血中采取并保存好血细胞。可惜扬布库的一批血样没有保存血细胞,而只是血清。

这些血样远涉重洋送到亚特兰大,一路上倍加小心。用的是干冰运输法。干冰的温度保持在摄氏零下几度。但是,我们没法回避历经漫长10年这个事实。在保持病毒存活这一点上说,10年太长了。尤其一切相应条件远不理想,滴定率相对说来很低。我们也知道,出现抗体的5个接受采血者在采血的当时,还是活得很正常的,而且还是那次埃波拉病毒爆发中的幸存者。这5个人谁也没有出现任何像艾滋病这类疾病的症状,——至少那时候没有。

承担从5份血样中提取病毒这一项极不容易做好的任务的是一位年轻妇女。就是艾滋病病毒室的简·格彻尔。她身材高而瘦,年约三十五六岁,确是科班出身。由医务技术员干起,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她的学位论文就是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取得博士学位后,她又参加了“疾病控制中心”的新疾病实验室工作。这次,我向她提供了另一新的机会。她一如既往,又以她历来接受各个项目时同样的热忱和精力投入工作。

简的工作得到实验室一名矮壮墩实的技师的协助。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唐纳德(donald)。两人搞了自己的组织培养系统,并开始在这个系统里养育那极少一点点宝贝似的血清。为了查清5份血样中有没有找到病毒的可能,他需要做的第一步是从新鲜血液中培养出淋巴细胞,也就是从淋巴组织中把细胞分离出来。所谓淋巴组织是指淋巴结节、脾、扁桃体等等,都是人体免疫系统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病毒一露头,淋巴细胞必定挺胸而出、作出毫不含糊的反应。试验要求的条件是,淋巴细胞的量一定要足。所以简和唐纳德先得促生和繁殖这些淋巴细胞,把它同有病毒存在嫌疑的血样混在一起。说来容易,真要做起来,既费时又费心。安排组织一套接一套。而且要懂行,有经验,都得靠高度敬业精神。就算这些都具备了,还得碰运气。日复一日,简和唐纳德两人给培养基补充养分。该换的换、该添的添。全靠在这一部分流体中能看到淋已细胞繁殖增长。再就是定时试验了。要查看有没有逆转酶出现。这种酵素性质的酶等于是艾滋病病毒的拜客名片。一见到它,就知道那话儿来了。正是通过这种酶,核糖核酸才能复制成去氧核糖核酸。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艾滋病病毒的遗传物质,核糖核酸复制去氧核糖核酸不属于体细胞的行为。这才是为什么在正常情况下,体组织或体液中找不到酶的道理。要是有酶出现的话,随后必有病毒(如艾滋病病毒)混在这部分混合体中。理论上虽是如此,谁也不能肯定一定会有什么结果。需要放长线是肯定的,有没有大鱼能钓上来,仍是个未知数。再说,剩下的血液量少得可怜,看上去只能再做一回了。我们曾经从1983年采自玛玛那模医院病人的血样中成功分离出多种病毒,那是头一年的事。这次在扎伊尔,我们认为分离出病毒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分离出象这样长时间的古老病毒来。

如此这般,几经挫折。一次又一次,血样在新鲜的细胞培养基中不见动静。终于有一份血样出现了反录活动增多的苗头。简和唐纳德暂且按耐住激动的心情,再一次把血样放入新鲜的人体淋巴细胞培养系统中进一步察看。果然,繁殖成功!无论在哪一部分新鲜细胞中,逆转录酶猛增。这就是说,我们抓住了艾滋病病毒的老祖宗了。而且是活捉!

由简和唐纳德提取出来的这份病毒成了艾滋病病毒的原型菌株,可用来研究该病毒的演化史。因为爱滋病病毒有多种不同形式,原型菌株的出现对众多科学家来说,无疑在弄清不同时间和空间分离出来的艾滋病病毒之间的关系方面提供了帮助。有些科学家进一步给这个原型病毒菌株建立了遗传信息序列。还有些科学家根据序列更进一步探索出这个原型病毒菌株的各系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代发生过多大的变化和哪一些变化。用简单的话说,我们因此而弄清楚了病毒各个变种之间的先后序列、相隔年代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亲疏近远,而且有了进行判断和加以分别的准确手段,把这些研究成果归纳起来,勾画成可以称之为世系图之类的种谱。病毒的种谱条块分明之后,艾滋病病毒同猿猴感染的病毒似是实非的异点,就一望而知了。兴许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人类获得性免疫功能缺陷(即艾滋病)的病毒曾经同出一源,但两者的遗传史程却证明它们分道扬镖,已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究竟这类病毒是首先见于猴体,而后感染及人,还是从人到猴,可能我们永远解不开这个谜。我们所能肯定的,是这种两者间发生的感染关系,不可能是近些年的事。

我们同时希望我们的病毒提取工作能造福于挽救今天的生命。所以我们乐于把研究成果提供给索尔克研究所(solk institute),用于研制对付艾滋病的疫苗。糟糕的是,不论是索尔克研究所或其它单位制出的疫苗迄今都尚无效。

虽然我们在实验室里把病毒分离出来了,这种病毒在非洲人群中繁衍的程度,却还是个待解的谜。艾滋病善于伪装,而且伪装的面目大多,不仅装来像肺结核,还像很多很多其他疾病。以至想摸清艾滋病流行的程度和范围,都很难办。治病救人,总得先弄清楚得病人数,目前使我们处于困境的就是这一条了。

形势发展得很炔。我们1983年在扎伊尔的调查,加上同时在卢旺达开展的另一个调查,证实艾滋病病毒猖撅的地带是整个中非。此时,世界卫生组织传染性疾病部门的负责人是埃及人法哈里·阿萨德(fakhrv assad)。此人干劲十足、热情洋溢。我同他初识于1979年我赴苏丹的途中。我们的难题正好是他的职责范围。经过大量的电话和书信往来,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使他认为确实有必要由世界卫生组织出面主办和实施一项相应项目。问题卡在他的顶头上司哈夫丹·马勒博士(dr. hafdanmahler)那里。此人很难说服,他就是理会不了目前情况的重要性。后来他弄通了便十分支持。

1985年初,我开始进行中非共和国艾滋病病毒的工作。中非同扎伊尔和苏丹接壤,人口约240万。1976年我追踪埃波拉病毒时,也是在这个国家。当时我企图从它同扎伊尔北部边境接壤地入境,未能实现。这次我改道而行,假途该国首都班吉。我只能假定1976年时用来堵塞通道的那些树障都已清除,那些不能用的废旧渡船也已更换一新。

此行主要同伙是班吉市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阿兰·乔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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