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梦难圆》

02 1997年9月13日大连金州

作者:洪峰

沈阳球迷助威团在这天早上3点15分离开沈阳,这一天我起得很早,妻子在门口说:“我也看看这场球。”我说:“你在家里替我祈祷,中国队赢。”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有些沉重,那或许是很不好的感觉。我没有流露这种感觉,尽可能带着希望上路。

车队在高速公路上一点一点拉开了距离。沿途遇见了一起车祸:三辆汽车撞到一起,一辆小汽车的车头已经没了,挡风玻璃上有一个很大的洞,洞的边缘呈放射状形成几十条裂纹。我猜测一定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冲破挡风玻璃射了出去,但愿这个人还活着。

到达金州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体育场外面有许多人,其中一些人手里捏着一沓一沓的球票,他们卖得很便宜。比原价格低了许多。二百八十元一张的票只要一百元。入场时遇到了很多麻烦,我的面包也被警察抓出去丢了。警察还用金属探测器在你身上探测。然后又有警察伸手在你身上摸一遍用口是很糟糕的感觉,跟你心爱的异性摸你完全不同,这种拍抚使你周身都会产生被虫子爬一遍的那种恐怖和恶心。

这一天金州赶上了晴朗的下午,看台上的球迷始终无法安静,鼓乐不时响起,还有人不停挥舞手中的旗帜。足球场是这里唯一安静的地方。绿色的草地和上边蓝色的天空还有看台上密集的球迷,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很特别的景致。我已经是第四回坐到体育场看球了。第一回是1985年的5月19日,那时候我出差去南方路过北京,一个朋友给了我去工体的球票。比赛输了。第二次是1990年夏天,我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混日子,刘毅然也是很痴的球迷。他买了大约六七张球票,我们一共去了和票数相当的人。比赛输了。第三次是1995年秋天,我和赵力群从阜新赶回沈阳,那天辽宁队迎战广州太阳神。比赛输了。一下子就到了1997年,张昕说他们的总编辑吉明刚打算送我一套球票。

我当然很高兴,但张昕送票来的时候我又开始犹豫,我说了前几次看球的不幸。张昕说:“事不过三,这一回肯定行。”一路上我老想着“事不过三”,但心里还是盼着中国队千万别先进球。我更愿意这场比赛以0:0结束。我把这个想法跟同车的一个记者讲了。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很乐观,认为中国队能赢。我当然也希望中国队能赢,但我不相信能赢,我认为我比戚务生更了解亚洲足球,而且相信我看的比赛比中国球员和教练都多,中国球员和教练的时间都花在比赛和训练上,我则有更多的机会通过电视看中国以外的比赛。我对杨一民带回的伊朗队情报深表怀疑,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伊朗队胜韩国纯属偶然这个结论的。

我有点崇洋媚外,对足球尤其如此,我确信德国足球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项目。它不可能选择低能的球员去自己的国家挣钱。代伊、巴盖里和阿齐兹能进入德国甲级球队可不是拉关系走后门的结果,这三个人构成了伊朗队的中轴线,这标志着一支球队形成了最坚强的脊梁。我不知道中国队靠什么去摧毁这条中轴,除非出现奇迹。

球迷们一直不肯安静,一直吹一种怪声怪气的喇叭。

北京来的球迷还在《中国足球报》上发表了倡议,大意是建设一个文明的主场。这一天他们也来了,集中在一个看台上,他们开始齐声喊北京球迷最顺口的“傻×”。口号声一下子把全场震住了,似乎每个北京之外的球迷都无法判断出这句“傻×”是不是文明的标志,他们只能默默地听北京人喊了四五回“傻×”。

此前我不知道北京球迷来了,这一回果真知道他们来了。我第一个反应是想到了他们在《中国足球报》上的那篇倡议书,然后想到这才真是一伙“傻×”,分明是自己抽自己的嘴巴。让全国球迷瞧不起。果然有球迷开始起哄,哄得北京球迷很孤独,不是“傻×”是什么?

球赛开始的时候天色有些暗了,两国球员进场热身时享受了不同的待遇。伊朗人试图跟看客们交流中伊友谊,但被中国球迷狠狠地哄了一家伙。这没什么可指责的,主客场的全部内涵就在这种哄叫声中了。后来,我在凌晨两点多钟时回到家里。我非常饿也非常渴,我吃了一些很凉的东西然后喝了水然后进了卧室。妻子醒了,她说:“心里边难受吧?”我说不难受。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听现场录音。录音机里只有山呼海啸般的叫喊声,我感觉中一直是赢球时的声音。妻子说:“中国队进球的时候我乐得在地上乱蹦,真有点彪了。”她是辽南人,那一区域的辽宁人把发疯发傻都说成彪了。我没有说什么,心里别扭极了。妻子又说:“怎么能这样呢?让人家一下子进了四个球?”我说我不知道。她又说:“干吗让人高兴呢?莫不如开始就输两个了。”我说是这样。妻子又说:“伊朗队真的比我们厉害是不是?”我说是。这时候已经是天要亮的时间,她又说:“伊朗队员真吓人,眼睛跟狼似的。”我马上想起从望远镜里所看到的伊朗队那个代伊和巴盖里。我还回想起我在动物园里所见到的狼的眼睛,那是一种平静的冷酷的充满寒意和杀气的眼睛,它看着你仿佛你根本不曾存在,它似乎凝视着你身后的某种东西,你不寒而栗。是这样的,代伊和巴盖里就睁着这样的眼睛。妻子又说:“我们进了球怎么会是那样的表情?”我问:“哪样的表情?”“好像受了多大的冤屈终于昭雪了一样。”

“伊朗人呢?”“他们进了球很高兴,像孩子似的光是高兴。”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球员和外国球员的不同了。这种不同使我们的球员在球场上负重踢球,要想发挥自身的潜能谈何容易?究竟是怪教练还是责怪我们的教育方式呢?

比赛开始了。全场三万多球迷都大声唱国歌,那是一个让人有流泪冲动的时刻。我看见中国球员手拉着手,他们的脸实在太僵硬了,这不是好兆头,他们应该放松肌肉把力量转移到自己的眼睛里,但我们的球员每一双眼睛都有些紧张的神色,他们的求战慾望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突然附加了别的东西,我说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但我也跟随他们紧张起来。

比赛开始了。伊朗人有些放不开,他们每一次拿球都遭到三万球迷的嘲笑,同时也遇上了中国球员近乎疯狂的抢劫。伊朗人不时把球踢到界外,这使他们遭到更大声的嘲笑,看样子伊朗人有些傻了。但赛后古汉告诉中国人,为了破坏中国队的速度节奏,他指示球员不惜把球踢出界外。这看似发昏的方式果然抑制使了中国队的进攻速度,中国教练员当然不知道这是一种计谋,他和球员及球迷一样被鼓舞了,而我们的体能就是在这种冲击中一点一点消耗了。赛后戚务生把体能不足归结为心理紧张,听起来很有科学道理,但事实上我们没能把握住节奏,而掌握了节奏的人就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在这场比赛中,如果中国队不是意外领先两球,真的就会只剩下输球了。伊朗人本想后发制人,但失球使伊朗人不得不提早改变自己的节奏。可以这样讲,不管中国队怎样提前消耗了自己,但毕竟打乱了客队的战前部署,也就是说中国队在无意识中占了先机。我们就是在这种占尽先机的大好形势下输掉这场比赛的。如果我们的教练和球员有经验,这场球至少不会轻易输掉,我们就有了很好的局面。

比赛结束了。全场没有了声音,所有人都不肯相信刚刚发生的事情。几个中国球员朝观众挥了挥手,然后低着头走出草坪。戚务生有些发呆,他肯定和球迷一样不愿相信大好河山就这样奉送给了对手。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体育场外面到处是汽车,它拥挤在金州狭窄的街上,警察格外温和地疏通人群和车流。我一时间找不到“沈阳球迷助威团”的车队,我窜来窜去四处打听,但没有人知道沈阳的车队。后来我听到有人叫我,我的心放回肚里,沈阳电视台的体育记者朱挺也同样乱窜呢。再后来我们上了汽车,我渴极了。嗓子干得说话也费劲;还很饿,但吃了一口就吃不下。

中途在一个加油站有许多人下了车,我没有动,实在没力气。我更担心买了水喝得憋尿,天太晚了,停一回车都会让同行者着急。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忍耐几小时,我知道这不会让人死。我让自己努力忘掉球场上发生的事情,努力想一些和足球没有关系的事情。

后来我成功了,我注意到身边坐着一个小伙子,他一直脸朝窗外。我发现他很年轻。比一股的男人更白些。这时候他回过头来,于是我开始分辨出这是一个女人。我很尴尬,因为我差一点就叫“嗨!小伙儿。”

那肯定会被认为要耍流氓了。如今的女人遇着真流氓只会害怕,对惹着她的老实人反倒不依不饶一副抗暴安良的架势。我说:“女球迷可不多。”她说:“我喜欢足球也才近几年的事。”这时候又有几个人加入了谈话,没有人谈这场比赛,都谈一些别的。我只是东一个西一个问,他们东一个西一个说,后来演变成几个人相互说明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个女的说她每天都打保龄球,每天都要消费二百元左右,她还伸出手让人看手指上的茧,我不知道保龄球怎么打,但想象中应该磨出老茧。其他人看样子都没有她的那种优势,就讪讪地说些别的。我说:“一般人没法养活你是不是?”她说是。我说我一个月的薪水才八百元,只够她打四天保龄球。她说一般人的确消费不起。这时候我想到自己的妻子,她肯定不会要求打保龄球的,她甚至舍不得花一百元买一张球票来看球。我于是很激动,想自己没有下车买矿泉水喝是正确的,一个人最好的活法是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知道妻子可以在晚上去沈阳北站的广场上逛一圈,那里有免费的花和绿草可以观看。还有变幻色彩的灯光广告可看,也不收钱。我们不去想保龄球馆或者ktv包房,憋得狠了,在家里唱几首歌也挺高兴。至少。我们有电视可以看,里边经常有很好的电影。

到达《辽宁日报》社时沈阳已经十分安静,我骑自行车回家。一路上我一直听现场录音,里边是中国队进球时的狂欢。还有中场休息时球迷唱歌的声音,还有一些球迷的叫骂声,还有我对录音机说话的声音:“中国队现在进了球,范志毅罚中了点球。”“这是中场休息。”“李明为中国队进了第二个球。”接下去再没有解说的了。我已经关闭了录音机。它里边记录了我和球迷的欢乐。我想在这—天我只须记住自己曾经是多么快乐,我不想让那种从天空直坠而下的绝望和恐惧留在我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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