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梦难圆》

23 关于“特殊国情”

作者:洪峰

自从中国因政治制度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创造了“特殊国情”这一政治词汇之后,许多事情一旦遇到冲突便使用它来解释。随着改革开放的领域不断拓展,“中国特殊国情”的使用率也越来越高。在足球界,这个概念不带积极意义,它成了向外界学习的一个障碍。俱乐部不能向国外看齐,是因为“特殊国情”;引进外籍教练不成功,是因为“特殊国情”;球员市场混乱,是因为“特殊国情”;反正一旦出现了问题,一句“特殊国情”就遮掩了一切,仿佛“特殊国情”是一个万能的借口,而使用这个借口的足球人几乎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这些人扭曲了“特殊国情”的积极意义,把它变成了保护自己既得利益、不思进取的理论武装。

对足球来说,它虽然因民族特质的不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但足球本身的东西并没有因此而变更。对于同操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哥伦比亚、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来说,他们和讲葡萄牙语的巴西一起构成了美洲足球,它和本世纪九十年代才为人注意的美国足球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战术模式。美国足球更趋同于欧洲,而欧洲足球虽然有拉丁派和力量派,但整体上又区别了美洲。作为一项体育项目,欧洲的强大足以影响世界足球的发展,往往哪一种足球率先进入哪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足球就染上了闯入者的色彩。比如说非洲足球,它们都和法国式的足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足球既有很好的技术同时也有更强烈的侵略性,这肯定和非洲人先天的生理特点有关,如果说足球受“特殊国情”的制约,往往在这些方面才显现出来。我的意思是说,球员的先天生理条件的不同才是真正意义的“特殊国情”,这些条件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人适合于踢哪一种足球。欧洲人的生理特点和非洲人、美洲人都不相同,他们只能使强壮和战术结合得更好才有可能抗衡美洲人的灵巧和柔韧。欧美近百年来一直难分高下,都是因为一直看重自己的“特殊国情”,各有长处又各有短处,谁能最大限度地限制对方的长处,谁学得更快更好,谁就会抢占先机。94年美国世界杯赛巴西人能杀出欧洲人的包围夺取冠军,取胜的根本原因是加强了战术方面的革命,他们学到了欧洲足球的理性精神,放弃了只重过程不重结果的表演性踢法,它更像一支欧洲拉丁派球队而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巴西足球。哥伦比亚人不信邪,它死抱往南美传统不放,其结果是每场比赛都能很长时间地戏弄对手,但最终还是被对手抓住时机一蹴而死。

对亚洲足球来说,近几十年来也正因为师承不同的足球传统面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等西亚国家还有东亚的日本,他们都把南美足球作为自己的榜样。对西亚的球队来说,他们学巴西学阿根廷似乎更合适些,阿拉伯人的身体条件似乎天生与南美足球有缘分,也正因为如此,西亚足球才有可能在94年世界杯中闯入十六强。日本人学巴西有些勉强,虽然他们也努力像巴西人那样跳桑巴舞,但总是跳得很僵硬。我不知道日本人是不是更适合南美人的那种奔放和无拘无束,但他的战绩至少说明他们还没有成功。同是西亚人,伊朗的足球却染上了欧洲的色彩,这是一种更崇尚力量和战术的球风,肯定是伊朗人的身体条件更适合于接近欧洲,因此伊朗足球在亚洲一直是很可怕的力量,如果不是战争不断破坏了伊朗人对足球的注意力,这支球队完全可以像土耳其一样和欧洲的任何一支球队杀个天昏地暗。韩国做事肯定要区别于日本人,他们老早就瞄上了欧洲,早年有车范根独闯西德,后来又有金铸成踢德国甲级联赛,这或许是德国式足球在韩国人心中扎根的潜在因素。韩国人讲纪律重体力热心于战术设计,这使他们能连续进入世界杯决赛圈,虽然至今尚无胜绩,但毕竟一届比一届踢得更好,它还差一点逆转了老师傅德国队。克林斯曼赛后心有余悸,对韩国人的顽强和努力惊叹不已。

轮到中国,马上会发现一个奇怪的足球。我们学巴西、学德国、学英格兰、学匈牙利、学俄罗斯,但最终没能把任何一个学成。从这方面看我们并不着重“中国特殊国情”,似乎我们的国情适合任何一种足球又对任何足球都不适合。我们派出了一支“健力宝”,在巴西折腾了好几年,结果一比赛就显示了它的不堪一击;我们还派了一支国家青年队去德国和俄罗斯临阵磨枪,结果东亚运动会上让韩国人灌了一个0:7。

如今又要重新挑选少年先锋再去南美和欧洲,看样子并不看重“特殊国情”,我们只是在引进时才看重中国国情。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走出去”只会给中国带来好处,而“请进来”则会直接威胁中国足球平庸之材的生计?“走出去”可以有人享受肥缺,“请进来”则有人要丢掉饭碗。正是因为这个,“特殊国情”才只在“请进来”的问题上生效,而“走出去”就没有了效力。我说中国足球人彻头彻尾强姦了“中国特殊国情”,就是源于对这种特殊现象的存在。我得不出更好的结论。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并不复杂,穿过冠冕堂皇的说辞你一下子就能看见现实利益的作用。其实中国足球到今天依然在“学习”上左顾右盼,一直用“特殊国情”排斥引进,传统观念只是起了一个引发国人排外情绪的作用,最直接的力量是来自于中国足球人自身的职业危机。如果这个分析可以成立,我们就不难看到中国足球不能飞速前行的人为障碍,也不难找出排除这些障碍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按生活发展的普遍规律办事,按竞技体育的普遍规律办事:适者生存,强者生存,优胜劣汰。

如此简单的问题,但真正要去解决却难上加难。一种民族的和历史的沉积又会在新的时代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它很容易掩盖住那些低劣的品质而冠之以“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和“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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