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梦难圆》

36 又见王健林

作者:洪峰

大连这一天下了雪,但它们在空中差不多就融化了。大连人说这一天是入冬以来最冷的日子,必须穿上厚毛衣才抗得住。我和建法住进了万达国际饭店,这地方比我想象的要差些,主要问题肯定是那扇大转门转动起来非常吃力。门口站着高个子年轻人,他替进出的客人开门,他必须使很大的力气才能让门转动起来,看上去他不是在开门而是在推动一台巨大的风车。每进出一次我都想到了推磨,我是中国农民的后代,首先想到的总是推磨,风车的联想属于阅读洋人小说的副产品,有些附庸风雅的意味。这是个性缺陷,很难一下子就改变。

和头两次不同,这一次我们当天就接到了通知:晚上七点钟在富丽华大酒店大堂咖啡厅会面。

此前,和迟尚斌通了两次电话,迟尚斌似乎不愿接见。他的确真忙,第二天要主场出战太阳神,当天晚上要开庆功会。他说上一次有时间但你没有来,现在没时间呢。他说的上一次是中国队主场出战卡塔尔的时候,建法和迟尚斌通了话,迟尚斌说上午可以谈谈。但我想迟尚斌毕竟是国家队教练组成员,下午就要打比赛,上午我这么干有点添乱了,于是就没有如约去金州,大概这使迟尚斌有些不高兴。我猜要采访他的记者肯定非常多,他能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接见我已经很给面子了。我还得感谢徐小斌,她和迟尚斌已经很熟,建法通过徐小斌才得到迟尚斌的电话。

我解释了失约的原因,后来迟尚斌说过一会再联系,他此刻正在汽车上,球队正去训练中心训练,结束之后再联系一次。在约定的时间我们又通话,最后商定第二天晚上九点钟时通一次电话,他只有在庆功会完了之后才有一点时间,5日早上又要带队去济南打比赛,然后还要去上海和北京。

其实我的耐心比迟尚斌差远了。按我的想法,我的这本书有谁没谁一样写,我的着眼点是中国足球的整体,万达也好,迟尚斌也好,只需看比赛看媒体的报道完全可以得出我自己的结论,根本犯不着搞这种采访。况且我也不是追星族,对谁都没有很大的兴趣,我要见迟尚斌和王健林,完全是因为出版社方面的愿望。按我的个性,早就拍屁股走人写自己想写的去了。

事情的变化来自于我对中国足球的全面观察,我觉得有必要见见王健林,把我对大连万达的想法告诉他,也算是我作为一个球迷对万达所寄予的厚望,为了这个也情愿等一等。

晚上七时整,王健林准时到达。我和建法先是由富丽华的朋友陪着在商场里转了一圈,评论了一番根本买不起的西装和休闲服,然后坐在咖啡厅边上等候王健林。

王健林第一次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一回的印象同样很深。我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王健林虽然对在中国搞足球感到失望,虽然对许多事情非常愤怒,但还是非常热爱足球。我认为这一点格外重要,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一直干他们并不热爱的工作,这使他们免不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比如说有一些搞足球的决策人士就根本不爱足球甚至对足球抱有偏见,这种人就更不会把足球和自己的生活命运联系在一起。我觉得王健林确实热爱足球,而且对足球的理解也有别于一般的专业人士。他毕竟是万达集团的董事长,这使他考虑问题更符合市场规律。我们交谈的当然不是如何赚钱,主要是有关万达俱乐部,更多的是从整体上谈论中国足球。

我们一直到十点钟时才分手。我视力不好,没看见王健林打哈欠,建法看见了,就提出告辞。其实我还是有点兴奋过了头,而且自己是夜猫子就把别人也当成夜猫子,他完全可以直通通说我们换个时间再谈,打哈欠让人难堪。我想王健林也有犯混的时候。这个想法让我高兴,突然间觉得这个四川大连人挺可爱的,鲁迅说南人北相北人南相,王健林两下都占了,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

王健林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尖锐的表达,我们在评析中国足球上有相当多的共同点。我的难处是光骂一顿不行,必须要说理,而且要尽可能地提出一些建议。我想最主要的建议是中国足协应该有王健林这种集团老板,应该有王健林这种对足球很痴迷的人,应该有王健林这种有话敢讲不玩官场手腕的人。当然,能经营好万达俱乐部的老板经营中国足球也不会很吃力。

问题在于足协还不是一个善于广纳人才的好去处,王健林这种类型的人大约正是他们又恨又怕的,不想法子让王健林们穿上小鞋大约已经是很值得庆幸了。我的猜测是,王健林只有搞好万达俱乐部一条路可走,他只能在自己可以支配的领域里施展能力。如果万达有一天能打遍亚洲无敌手,王健林对中国足球的贡献肯定要超出中国足协的所有成就,将为中国足球的起飞做出最了不起的贡献。到那时,中国足协或许也进步到可以自由选举的程度,王健林或者王健林们能众望所归当选常务副主席也未可知。但眼下的王健林还只能扫好门前雪,他最急迫的任务肯定是把万达真正纳入国际轨道,这才是万达做大贡献的唯一选择。王健林说:“万达到底什么水平没人能说清楚,这一回打亚俱杯是个好机会,我就是想看看万达和韩国和日本能打成什么样子。输了也罢赢也罢,行家一眼就能看出两支球队有没有差距。如果万达真行,就意味着中国足球并不真的差那么多;如果一打真的不行,就得琢磨怎么快点提高。”

王健林说:“明天打太阳神估计是赢了,这就是提前5轮夺冠。作为俱乐部当然高兴,但搁在全国就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低水平竞争拿100个冠军又怎么样?

打不了亚洲,万达就没有道理翘尾巴。”

这中间我们一直喝王健林的咖啡,其实我已经有几天没有休息好,连续十几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种状况搞得我非常疲乏,头昏脑胀注意力难以集中。我连续喝掉王健林一壶咖啡,大致相当于运动员赛前服用兴奋剂。建法的情况稍好些,但他肯定一直惦记着保龄球。在离富丽华不远的地方有一家保龄球馆,几个朋友在那里打保龄球,他们一边打一边等我们和王健林会见的结束。建法肯定早就坐不住了,要知道他对足球不感兴趣,完全是为了陪我采访才一遍一遍地听这些关于足球的谈话,那肯定是让他深感乏味的声音,我猜他比王健林更想打哈欠。

在没有见到王健林之前,我的确想单独写一写万达俱乐部,但和王健林两次见面之后,我告诉自己还不是时候。这只是某种直觉,按说根本不存在时机问题。

俱乐部是一个存在,什么时候都有理由成为某一本书的主角。但我还是觉得不是时候,直觉或许来自某个瞬间,而一个特别的瞬间肯定具有特别的意思。我很少分辨意义是什么,只是让自己服从直觉,多年来直觉从不欺骗我,我料想这一回也不会有什么意外。也有另一种可能,这不是直觉起作用,而是由四次赴大连积攒起来的细节作出的决定。我来这座足球城之后的总体感觉有些混乱,它越来越云里雾里,也越来越相互排斥。我还不知道它们的来源,但至少感觉到某种精神、观念和情感上的距离。

这应该说很糟糕。我要写的是足球,本不该进入这些更虚幻的领域,它容易偏离足球的轨道进入人性的领域,这肯定不是我所希望的,也是足球业内人士要愤愤不平的。

王健林说:“我也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万达要实现的东西最后还是取决于中国足球的大环境。”王健林补充说:“我会时不时有放弃的念头,这个念头让我非常难受。”

我想我知道他难受什么,像他这样难受的人肯定很多,比如说青岛的刘国江,上海的郁知非和吉林人洪峰,这些人感到难受的东西大致相同,但都无能为力。他们所能做的是搞好俱乐部带好球队写好他的书,每一项工作都应该是有价值的,俗话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了这个,我想自己受一些冷遇还是应该的。我的写作生涯在这一年突然有了新的内容,这让我很高兴。足球在我的生活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只是1997年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当我开始写文章给《球报》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喜欢那块绿色场地和黑白相间的皮球。我能回忆起自己曾经有过踢球的梦想,甚至认定会比那些国脚更智慧;我还曾经设想自己指挥国家队征战亚洲的情形,自信比现有的教练更有谋略。当然只是想想,想和做毕意是两码事,就如同说和写是两码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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