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独白》

在大自然中和解

作者:郭晋丽

我逃离了刘晓庆。当一个女人得知爱人逃离时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她的哭泣,她的痛苦,她的愤怒是我造成的,我至今还很内疚。

1999年春天,介绍欧洲生态保护的14集电视片《环球绿色行——法国篇》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引起人们的赞叹。该片“洋味”十足,显见是一位对欧洲文化极为熟悉的人制作的。今年元月,制作者又端出12集的《环球绿色行——瑞士篇》,让中国观众看到了像爱眼睛一样爱自己绿色国土的瑞士人,他们以生产雷达表一样的精细,剔除微小如丝的污染。

只有生在中国、住在欧洲的人能够拍出这样的电视片,他就是华裔法国著名作家亚丁。

我像一只“北方的狼”进入了巴黎上流社会

成是在河北农村长大的,7o年代末考进北京大学西文系,毕业后留在北大办杂志、翻译并创作。大概不会有人记得,1985年夏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都报道了一个消息:中国年轻翻译家亚丁获得法国政府翻译家奖。

我翻译的是萨特的《理智之年》和《巴黎的忧郁》,我那年27岁,到法国领奖。

我留在了法国,我发现法国人对中国太不了解,几乎每个中国大学生都能说出五个以上法国作家,而只是百分之一的法国大学生能勉强说出一个中国作家。于是我决定用法语写作,介绍中国。

没想到写我小时候故事的《高粱红了的时候》一举轰动法国,成了法国十年来最畅销书之一,获了四项奖。我第二本书获两项奖,第三本也获两项奖……

法国政府认为我在文化上做出了杰出贡献,授予我欧洲骑士勋章,我等于进入了“贵族”阶层,要在两百年前,不是男爵就是子爵。

作家在法国是最受宠的,我在那儿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礼待。我在法国十年,写了五本书,用一本书的定金买了房子,在这个房子里写完这本书,又赚了很多钱。

赚了钱就乱花。在那儿如果你稍微有点钱,那就不是人活着而是机器活着,一切都是机器干,甚至连切菜都是机器。电脑控制着空调、音响、湿度……你实在是想不起生活中还能干什么,你所做的就是天天挣钱养活这些机器。后来连花钱的乐趣都没了,一个星期去超市推着车把东西都买回来,然后一个星期后又把垃圾堆到一个地方。人这样活着确实感到厌倦了。

法国是爱情之国,但我没有得到爱情的拯救。我那时年轻有钱,有很多女孩子追我。其中交往比较长的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女孩子。她栗色长发,蓝眼睛,笑容就像地中海的阳光一样灿烂,走到哪都会引人注目。她的家族古老而富有,是拿破仑时代三大银行家之一。有一天,她打电话让我参加她20岁的生日晚会。我走进了一座精美的铁栅门,经过长长的花间大道,远远我看到一座富丽堂皇的古堡。巴黎上流社会人士差不多都来了,女友特意让我坐在她的右边,全场都把目光集中在我身上。后来我才知道,坐在女孩子的右边表示爱情。这在巴黎社交界引起轰动,一个显赫家族的独生女要嫁给一个中国人……

但我对她产生不了心心相印的感觉,我对她说:“巴黎有两种人,一种是财富和精神的持有者,另一种是一无所有的外来者,后者的使命就是抢夺前者,你属于前者,我属于后者,因而我们天生是对头。”她很不理解我这个“远方的狼。”恋人之间如果有文化的隔膜是很可怕的。这时我才深深理解中国古人讲的“异邦无情侣。”

我感到空虚,日子白白耗过去了,爱情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恐惧。存款哗哗往下掉,只能再写文卖钱。开始勉强写了一章,几天后再写只写了一页,最后是几行……没了生活,没了冲动,写不下去了。

我理解了日本作家为什么爱自杀,我在离香谢里舍大街不远的住宅里走来走去,好几次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我回忆起,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小时候在农村,我父亲虽然是一个县长,但一点工资要养活一大家,生活还是很困难的。但那时天蓝水碧,原野葱定,在那种环境中人很容易快乐。

我要找回小时候的快乐,于是我回到中国。奇怪的是我一回来就感到特别舒服,我琢磨这是因为水与西方不一样,人身体大部分是水,水里某种因素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中国的污染特别严重,人们毫无顾忌地糟蹋着山水,这个时候我萌生了为保护故乡山水一战的想法。

我逃离了刘晓庆

当我在西方陷入极大孤独时,我碰到了刘晓庆,他使我摆脱了灰色情绪。

1993年,我带着为《巴黎竞赛画报》写稿的任务回到中国。我要写的是中国的新贵,有人推荐刘晓庆,她当时正在琢州拍《武则天》。我赶去采访,发现她并没有传言的那么富,但非常有活力。结果“新富”文章没写出来,我们的感情却发展起来。

我们一起为凤凰卫视中文台做《刘晓庆打开引号》。在青海塔尔寺,晓庆是主持人,问我在这地方说点什么,我说这是世界屋脊,离天最近,只有到了这个地方才能体会青藏人对大的感受,为什么这么虔诚……结果这段话播出后,许多港台人都说特别好。

《刘晓庆打开引号》每星期一集,播了一年,在港台和东南亚影响很大。我们在经济上大大改观,我买来我们的第一辆车,我们之间的感情也深厚起来。晓庆不单对我好,关心我的身体,同时她对我的父亲也很孝顺,我永远也忘不了父亲去世时我不在身边,她一个人跑到医院料理后事……

晓庆对自己人是很溺爱的,她极力把我介绍到影视圈里,有一次北影让她拍部电视剧,她把我推荐过去,结果我平生第一次当了电视剧导演。

我和晓庆一起去法国度假,想在那买一座古堡。我们确实很亲密,在巴黎我们登记结婚两次,但都因为种种急迫的事情最终没有正式结成(在法国,结婚登记只是最初步骤,必须一个月后再由市长主持婚礼才算正式结婚)。

这时,我已攀到了幸福的顶峰,但突然又感到生活失去意义,早上又不想起床,木想干事,无精打采,像在巴黎的时候那样。

我意识到,这是我致命的症结,我永远是从零开始,取得成功,然后又回到零。正像我年轻时所翻译和喜欢的存在主义大师加缪的作品《西西里佛神话》所讲的那样,人的一生就像滚着一块大石头上山,爬山时精神抖擞,到了山顶,就觉得不过如此,人也就没了斗志,然后再回到山底,重新开始。我的生活需要困难,健康的困难,像登山的困难那样,而享受成果是下山的困难、负面的困难。我骨子里有一种逃离意识,一旦有钱了,有名了,有爱情了,就腻烦,想赶快逃离。

这时,我和刘晓庆碰到的困难是负面的,先是为怎么分钱,怎么瓜分利益而互不信任,对自己爱的人不信任最容易产生矛盾。然后是吵架。我经常在闹别扭后,一气之下,夜不归家,像小孩一样故意给人难堪,看到晓庆到处寻找,我似乎感到一种快感。

关系处在冷战状态,我时时想逃离。

我当导演时,碰到新疆来的演员素娃,她有一种健康的、属于阳光的那种美,像高原扑来的新鲜空气,使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她是单纯的,同时又有一种野性,她不知这里演艺界的险恶,屡屡上当。我升起一种保护弱小的感觉,我与她在一起又回到了和自己爱的人共同攀登的那种心境。

我逃离了刘晓庆。一个女人知道自己的爱人离开时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她的愤怒,她的痛苦,她的哭泣是我造成的,我现在还很内疚。

晓庆是一个色彩很丰富的人。她有时很女人味,有时又有一种执拗的霸气,她的计谋很多,爱玩一些可爱的心眼——她有时不喜欢一个人并不直说,事后又装做大吃一惊:怎么,他被解雇了?总之,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跟她接触的人,很难逃脱她的魅力。

但是我逃离了。

分手之后,我和晓庆又见过面。她一直对我不理解,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很多时候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但我嘴上说:“可能是咱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吧?”

有朋友说:你是全中国最大的傻x!我说我就当定了。

恳请我伤害过的女孩原谅

爱情永远是痛苦大于欢乐的一件事,她的折磨会使人很疲倦。于是我全身心投入环保以逃避。我试验过多次,当我陷入爱情的泥潭中时,任何事情都没法把我拉出来,包括写作,除了与森林湖海打交道。这次从瑞士拍片回来,有很多感想,觉得生态保护就是对地球的爱情。这个爱情代替了那个爱情。

搞生态使你不能分心,因为你会遇上一些可怕的事情,比如在法国的宇宙监测中心,通过卫星照片,科学家发现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一种黑灰色的物质在地球上空出现。这是一种过去从未发现过的空中尘埃,它们在几百公里上空形成一片可疑的“大陆”。专家们说,空气污染、水污染是可以想象的,而我们不知这片东西从何而来,要飘向何方。它不可能是地上的尘土,面积很大,如果越来越严重,那大概就是世界末日了。科学家不想把这个情况对老百姓说,怕引起恐慌。

这恐怖的景象使我在爱情中产生的负罪感得到缓解。

同时搞环保就像做慈善一样,是治心理病的最好手段,因为你会碰到人与自然那种很温暖的故事。比如我在瑞士拍片,来到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小城维根,发现没有私人汽车,只有红色的垃圾车、绿色的邮车,在火车站,还发现了小小的行李车,专门来往于车站和宾馆之间。这些车都是电动的。居民说:“我们不买私车不是因为没钱,而是不愿破坏我们的财富——美丽和宁静。”

在瑞士最漂亮的城市卢塞恩,我发现人们用水发电,但你看不到水电站,一切设施都在水下,因为它的旁边是瑞士最有名的木桥。水电站还留有一个鱼能自由上下游动的暗道。

在瑞士,人们可以买不同种类的电,那儿的老百姓都指明购买太阳能发的电,虽然太阳能电比普通电的价格贵许多;瑞士人还搞了一项十分庞大、激动人心的太阳能试验,如果成功,可以解决人类整体能源的30%。到时候在赤道和沙漠收集到的太阳能,可以用手携带,或者灌进汽车的油箱里,到多云多雨的地方用……

我搞环保是为了寄托感情,当然也有保护我的家乡的用意,那是我维持健康的地方。

我逃进环保里并不意味着我就心安理得了,我还是诚恳地恳求我伤害过的人原谅。愿我们在大自然中和解,我保护自然也就是保护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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