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 夜》

重印信

作者:姚雪垠

亲爱的读者:

如今我将三十多年前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长夜》送到你们面前,请你们在工作闲暇的时候读一读。请你们在欣赏之余,给予批评。我顺便将关于这部小说的若干问题,以及我的一些创作愿望在解放后未能实现的憾事,在这封长信中告诉你们,使你们更容易了解这部小说,同时也了解我在创作道路上的部分经历。我还要告诉你们《长夜》和《李自成》有密切关系,读《长夜》是打开《李自成》的创作问题的钥匙之一。因此,我将这封信作为《长夜》重印本的代序。

这部长篇小说写于抗日战争末期,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当时只印了两千本,没有引起读者注意,甚至不为人知。但个别读过这部小说的朋友给予一定的重视,告诉我它是一部有意义的作品,写出了别人不曾写过的题材,即民国年间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虽是中国农村的一个侧面,大概也反映了河南全省,也许还包括陕南、陕北、鄂西、皖西、皖北、鲁西、冀南等广大农村二十年代曾经有过的、大同小异的普遍现实。

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虽然也有虚构,但是虚构的成分很少。小说的主人公陶菊生就是我自己。我是农历九月间生的,九月俗称菊月,所以我将主人公起名菊生。这故事发生在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到次年春天,大约一百天的时间。现在我将这一故事的历史背景告诉你们,也许对你们阅读这部小说是有帮助的。

一九二四年的夏天,我从教会办的旧制高等小学毕业后,(我没有读过初小)跟随一位姓杨的同学到了直鲁豫巡阅使、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驻节”的洛阳。他的巡阅使署在洛阳西工。洛阳西工成了当时中国北方军阀、政客们纵横捭阖的活跃中心,也是吴佩孚的一个练兵中心。他亲自兼师长的嫡系精锐部队是陆军第三师,大部分驻扎西工。第三师附属有学兵营和幼年兵营。我怀着进幼年兵营当兵的目的到洛阳。我的大哥已于春天受到别人怂恿,进了学兵营当兵。他对于军队内部的黑暗已经有一定认识,坚决不许我当吴佩孚的幼年兵,请那位姓杨的同学将我送到信阳,进教会办的信义中学,插入初中二年级读书。学校设在信阳西门外,浉河北岸,面对贤隐山。

这年九月,酝酿数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吴佩孚离洛阳急速北上,由大总统曹银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进驻秦皇岛,指挥直系各部队约二十万人向奉军进攻。双方都使出全力作战,战事胶着在山海关和九门口一线。原来也属于直系军阀阵营的冯玉祥,因受吴佩孚排斥,丢掉了河南督军的重要位置,挂一个陆军检阅使的空名义,驻兵南苑。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吴佩孚任命他为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命他率部队进入热河,威胁奉军右翼。当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山海关一带鏖战正酣时,冯玉祥暗从热河回师,突然于十月二十三日进入北京,控制了北京各要地,拘押了曹银,通电主张“和平”。吴佩孚前后受敌,被迫从大沽口乘船南逃。他将在山海关一带作战的直军交给张福来指挥,随即全线瓦解。吴佩孚从吴淞口入长江,到武汉上岸。他原来打算依靠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力量成立“护法军政府”,进行反攻,但这些军阀各为自己割据的地盘打算,离心离德。驻节武汉的两湖巡阅使萧耀南对他也是表面拥戴,实际抗拒。吴佩孚不得已急回洛阳,另谋集合兵力。但是反直势力不让他在洛阳有喘息机会,首先是国民二军胡景翼部由冀南攻入河南,接着是镇嵩军的憨玉昆部由潼关东进。吴佩孚不能在洛阳立脚,退驻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而他的部队在信阳车站外挖掘战壕,大有在信阳作战之势。

吴佩孚在鸡公山驻的时间不久,一筹莫展,只好通电下野,暂时到岳阳住下。胡景翼做了河南军务督办,自兼省长。小说结束时,已进入胡景翼做河南督办时代。到这年春天,为抢夺河南地盘,胡景翼和憨玉昆在豫西发生激战,被称为胡憨之战。结果憨玉昆战败。胡景翼不久病故,所以小说结尾处提到薛正礼一股杆子投奔一位将做信阳道尹的绅士家中,那位绅士姓刘,是国民党人。因为胡景冀死去,河南局势大变,姓刘的官梦并未实现。这最后一股杆子的下落,我不清楚。

由于信阳的局势混乱,学校提前放假,通知学生们迅速离校。我同我的二哥,还有另外两个学生,顺铁路往北,到了驻马店,然后往西,奔往邓县(今邓州市),在中途被土匪捉去。被捉去的地方可能属于泌阳县境,我当时也不清楚,只知距离姚亮镇不很远。关于我被捉去的经过和在杆子中的生活,小说中所写的都是真实情况。

小说中提到的徐寿椿和马文德这两个地方小军阀,都是直系军阀的残余,互相争夺南阳地方的地盘,同时也争夺杆子武装,争夺我们的杆子。

自从这部小说出版之后,我自己没有再看过一次。如今因要重印,我从头看了一遍。它深深地将我带回到二十年代河南农村生活的历史气氛中。这部小说中描写的不是一般的农村生活,而是土匪生活,是通过写一支土匪的活动反映二十年代历史条件下的中原和北方的农村生活。如今重读时候,它唤起我关于当时那种奇特的历史生活和一群绿林人物的回忆。总之,它是半个世纪以前的现实生活,不是凭空瞎写。我就是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与历史气氛中进入社会生活!

因为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所以我在进行写作时,不追求惊险离奇的故事情节,不追求浪漫主义的夸张笔墨,而力求写出我少年时代一段生活经历的本来面貌。像这样题材,加一些惊险离奇的故事是很容易的,但是我尽可能按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这部小说。同志们,你读的时候也许会感到这书中有许多浪漫主义气氛,但是那气氛是生活本身提供的,不是我故意加进去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本来就不少,在有些境遇中显得特别浓厚。

在写作时候,为忠实于现实主义,我决定不将主人公陶菊生的觉悟水平故意拔高,也不将贫雇农出身的“绿林豪杰”们的觉悟水平和行为准则拔高。我写了几个本质上不坏的人,但他们有各自的弱点,而且有时杀人放火,姦婬妇女。他们有可爱的和值得同情的地方,但他们毕竟是土匪。我是从他们杀人放火、姦婬掳掠的生活中看出来他们若干被埋藏的或被扭曲的善良品性。当然,并非在所有的士匪身上我都毫无例外地发现了善良本性。倘若我在写作时故意将菊生和几个主要人物的觉悟水平拔高,这部小说就变成另外一种面貌。如果那样写,纵然能获得某种成功,但是它将丢掉艺术的真实,也背离了历史生活的真实。忠实地反映二十年代河南农村生活的重要侧面和生活在那样历史条件下的人物的精神面貌,是我要写这部小说的中心目的。小说中当然反映了我的世界观和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决不背离历史生活的真实,故意加进去某些思想宣传。

在这部小说中,我写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因没有生活出路而叛乱。我写出他们的痛苦、希望和仇恨;他们“下水”(当土匪)后如何同地主阶级存在着又拉拢又矛盾的关系,其中一部分人如何不得不被地主中的土豪利用;我写出来杆子与地方小军阀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还写出来杆子内部存在着等级差别:有人枪多,放出一部分枪支给别人背,坐地分赃;有人背别人的枪;有人当“甩手子”,地位很低。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关系,正是我在少年时代曾经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现实。

《长夜》的时代正是中国农村因军阀混战频繁、帝国主义加紧经济侵略,加上其他各种人祸天灾,进入大崩溃的黑暗时期。内地没有现代工业,城市不能吸收农村的失业人口,农民失业后或者逃荒异地,或者大批饿死,而年轻男人最方便的道路是吃粮当兵或当土匪。那时到处城镇有招兵旗。吃粮当兵,一打败仗可以变为土匪,土匪一旦受招抚就成了兵。当然,善良农民,像小说中王成山那样的人,是多么地希望能够不当土匪而生活下去!

农民在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以前,一代代都有为生存而斗争的武装叛乱,但不能成为自觉的阶级斗争。有的武装斗争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例如希望推倒旧江山,建立新江山,但也不是阶级的自觉。至于那种没有清楚的政治目的,仅是为着不饿死,为着报仇,从事抢劫,姦婬,过一天算一天,便只算低级形态的武装叛乱,不能算作起义。我在《长夜》中所写的武装斗争,就是低级形态的武装叛乱。

低级形态的武装叛乱就是拉杆子,当蹚将,通常的贬词是土匪。

一支人数较多的土匪武装,其阶级成分是复杂的:有真正的失业农民,有农村中的二流子,有离开军队的兵油子,有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还有曾经受过招安成了官军,因打败仗或不得意而重新下水的军官,这种人下水后利用他们的号召力、组织才能、以及手中掌握较多的枪支而自己拉杆子,作为管家的,即土匪首领。

在古代史、近代史和民国年间的现代史上,往往有武装叛乱在开始就有比较清楚的政治目的,我们称之为起义;也有起初无明显的政治目的,随着武装活动的发展而有了较清楚的政治目的,我们也称之为武装起义。但是从封建的中国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各种农民起义都没有觉悟到要从根本上改变封建的社会制度,使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得到解放。农民只有得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教育,才开始懂得阶级解放的道理。

我在小说中所描写的土匪生活没有清楚的政治目的,这是二十隼代前期从汉水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直到关外,大半个中国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在北中国的茫茫大地上,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很少数知识分子、大城市产业工人和铁路工人中间传播,没有同农民结合。所以对广大农村来说,当时还处在漫漫长夜的黑暗时代。不过,黎明也临近了。

土匪由于是没有政治觉悟的叛乱武装,成分复杂,所以不会有好的纪律。姦、掳、烧、杀,成为土匪的“家常便饭”。土匪并不是农民的出路,而是社会的破坏力量。

为抑制和消灭这种破坏力量,就产生了它的对立面,即红枪会。在二十年代,除红枪会外还有势力较大的大刀会,势力较小的黄枪会、绿枪会、红灯照、金钟照等等组织,但是红枪会最普遍,成为代表。时至今日,有些名目就只有很少人知道了。

据我的粗浅认识,红枪会等武装组织,都属于地主武装,也从属于比较富裕的农民阶层;从历史源流说,都来源于元、明以后的白莲教分化的各种支派。农村中在乱世年头比较敢作敢为、地主和富农阶层的头面人物掌握着这些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在快枪不普遍的年代,这些武装组织靠迷信、念咒、下神、宣传神灵保佑,刀枪不入,鼓舞斗志。依靠人多,人海战术,进行作战。等快枪普遍之后,这一类原始的武装组织就由军事织制的民团代替,完全变成地主武装了。

上述这一类武装组织,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斗争的侧重点不同。有时带有“反洋”色彩,有时带有反政府苛捐杂税色彩,有时起着反军阀作用,但是持久不变的斗争目标是土匪。红枪会的以上斗争目标都和农村中地主阶级的利害一致,所以受到地主阶级的提倡,支持,而且往往被地主阶级掌握着领导。土匪对红枪会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没有妥协余地。在北洋政府时期,陆军人数很少,忙于内战,不经常驻扎各府、县地方,所以地主阶级和广大农民为要保障社会生活平稳,就得依赖红枪会这种武装组织。土匪可以与地方一部分地主互相勾结利用,同地方小军阀互相勾结利用,但没法同红枪会及支持和领导红枪会的地主、绅士互相勾结利用。土匪有时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阀招安,但不能受红枪会招安。这是两种水火不能相容的力量,斗争是残酷的。小说中写李水沫杆子攻打刘胡庄,又写薛正礼一股打进一个小村庄,杀人放火,都是对红枪会的斗争。攻打刘胡庄还有抢劫牲畜财物和掳掠妇女、肉票的目的,烧毁那个小村庄就只是为着对红枪会的报复。

由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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