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斯舅舅》

译序

作者:巴尔扎克

谈及巴尔扎克,人们首先会想到他的《高老头》、《欧叶妮·格朗台》、《幻灭》,而《邦斯舅舅》恐怕就要稍逊一筹了。然而,我们却读到了也许会令中国读者意外的评论。安德烈·纪德曾这样写道:“这也许是巴尔扎克众多杰作中我最喜欢的一部;不管怎么说,它是我阅读最勤的一部……我欣喜、迷醉……”他还写道:“不同凡响的《邦斯舅舅》,我先后读了三、四遍,现在我可以离开巴尔扎克了,因为再也没有比这本书更精彩的作品了。”二十世纪文学巨匠普鲁斯特也给《邦斯舅舅》予以高度的评价,称赞作者具有非凡的“观察才能”,整部作品“触人心弦。”可见《邦斯舅舅》确实是一部非常耐读的小说。

读《邦斯舅舅》,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一部传统的小说,自然可以用传统的方法去解读。让我们着重看一看《邦斯舅舅》中的主要人物邦斯舅舅。

邦斯舅舅是个旧时代的“遗迹”。小说一开始,便以极富象征和概括性的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他那悲剧性的外表及这外表所兆示的悲剧性的命运。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巴黎,那是七月王朝统治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经受着激烈的动荡。贵族阶级逐渐没落,资产阶级政客、大银行家,投机商和大批食利者占据了法国的政治和经济舞台,而邦斯舅舅在这个时代的的舞台上是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衣着的某些细微之处依旧忠实地保留着一八○六年的式样,让人回想起第一帝国时代。”这个“又干又瘦的”老人,“在缀着白色金属扣的暗绿色上衣外,又套着一件栗色的斯宾塞!……一个穿斯宾塞的人,要知道在这一八四四年,不啻于拿破仑尊驾一时复生,”怪不得他一出场,巴黎街头早已麻木的无聊看客也不由得发出含义丰富的微笑,带着讥刺、嘲弄或怜悯:他“身上无意中留存了某个时代的全部笑料,看起来活脱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化身”,“就像人们说帝国式样家具一样,毫不犹豫地称他为帝国时代人物。”

这位“帝国时代人物”,原本是个颇有才华的音乐家,他的曲子还获得过罗马大奖。当初,国家把他派往罗马,本想把他造就成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可他却在那儿染上了古董癖,还“染上了七大原罪中恐怕上帝惩罚最轻的一桩:贪馋”。

一方面,邦斯那颗“生机盎然的心灵永不疲惫地欣赏着人类壮丽的创造”,在收藏和欣赏人类的艺术创造中得到慰藉和升华;另一方面,他那张挑剔的嘴巴充满嗜慾,腐蚀了他的气节,那“嗜慾潜伏在人的心中,无处不在,在那儿发号施令,要冲破人的意志和荣誉的缺口……”

从表面看,似乎是邦斯犯的那桩原罪——“贪馋”把他推向悲剧的道路,由一个具有艺术追求的音乐家“沦落到一个吃白食”;养成了“吃好喝好”的恶习,“只要能够继续活个痛快,尝到所有那些时鲜的瓜果蔬菜,敞开肚子大吃(话虽俗,但却富有表现力)那些制作精细的美味佳肴,什么下贱事都能做得出来”。他不仅为满足自己的贪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且还被腐蚀了灵魂,“对交际场上那些客套,那些取代了真情的虚伪表演全已习以为常,说起来恭维话来,那简直就像花几个小钱一样方便”。

然而,这仅仅是邦斯人生悲剧的一个方面,一个非本质的方面。他的悲剧的深刻原因,在于他的“穷”,在于他与他的那些富有、显赫的“亲戚”根本上的格格不入。一个在一八四四年还穿着斯宾塞的“帝国时代人物”,偏偏又生活在一群七月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之中。在他身边,有法国葯材界巨头博比诺,“当年闹七月革命,好处尽让博比诺得了,至少与波旁王族第二分支得到好处不相上下”;有“不惜牺牲自己的长子”,拼命向政界爬的老卡缪佐;有野心勃勃一心想当司法部长的最高法院庭长;有公证人出身,后来当上了巴黎某区区长,捞尽了好处的卡尔多。邦斯担任乐队指挥的那家戏院的经理,也同样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暴发户。

从本质上讲,邦斯是个艺术家。只有在艺术的天地里,他才拥有青春;只有与艺术交流时,他才显得那么才气横溢。在乐队的指挥台上,他的手势是那么有力;在他的那间充满人类美的创造的收藏室里,他是那么幸福。对于艺术和美的创造,他是那么一往情深。他“热爱艺术”,“对任何手工艺品,对任何神奇的创造,无不感到一种难以满足的慾望,那是一位男士对一位美丽的恋人的爱”。甚至,当他因为得不到爱而绝望,投入到“连富有德行的僧侣也不可避免的罪过——贪馋”的怀抱时,也是“像投入到对艺术品的热爱和对音乐的崇拜之中”。

然而,他对艺术的热爱是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相悖的。对七月王朝时期那些资产阶级暴发户来说,音乐只是那些音乐家的一种“糊口的”手段,戏院经理戈迪萨尔看重邦斯的,不是他的才华,而是邦斯编的乐曲可以给他招徕观众,带来滚滚财源;对爱慕虚荣,耍尽一切手段要让丈夫当上议员,乃至司法部长的德·玛维尔庭长太太来说,邦斯搜集的那些艺术品,那些稀世珍品,“纯粹是一钱不值的玩艺”,艺术痴迷的邦斯,完全是“一个怪物”。

在这些人的府上,邦斯老人经受着百般的奚落、嘲讽和耍弄,最终被逐出“他们的天地”,实在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这里,没有艺术的位置,他们“崇拜的是成功,看重的只是一八三○年以来猎取的一切:巨大的财富或显赫的社会地位”。剧院的头牌舞女爱洛伊斯·布利兹图说得是那么一针见血:如今这个世道,“当老板的斤斤计较,做国王的巧取豪夺,当大臣的营私舞弊,有钱的吝啬抠门……艺术家就太惨了!”看来,邦斯由艺术家沦为“吃白食的”,这不能不说艺术本身的沦丧,而邦斯的悲剧,恐怕就是艺术的悲剧了。

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在探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叙事话语时指出,伟大的作品,“它们运转的动力之一就是读者有选择的认同,好感与恶感,希望与焦虑,或如我们共同的鼻祖所说的恐惧与怜悯。”①读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我们不可能不强烈地感受到作为叙述者的作者对读者的认同所产生的强大的影响力。我们会特别注意到作者赋予人物的心理和道德特征,尤其是作者着力描绘的人物外部特征对读者的价值取向、情感起伏起到的重要作用。

①见热奈特著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巴尔扎克是个公认的天才小说家,他具有非凡的观察力,在他的小说中,如《邦斯舅舅》中,故事是由一个能洞察一切的观察者加以叙述的。在步步深入的叙述过程中,作者善于步步缩小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进入他的世界,观作者所观,感作者所感,最终达到认同和共鸣。

就以作品中作者着墨较多的茜博太太为例吧。

茜博太太是邦斯居住的那座公寓大楼的女门房。她原先是巴黎有名的“牡蛎美女”之一,后来在命运的安排下,嫁给了诚实可靠的看门人茜博。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看到茜博夫妇俩相依为命,“为人绝对正直,在居民区很受敬重”。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出生,根本就不知道基督教理”的茜博太太对丈夫很忠诚,再加以前在蓝钟饭店干过,做茶做饭很有两下子,居民区的门房们对她的丈夫很是羡慕。确实,对作者介绍的这样一位女门房,读者不可能不抱以好感,尤其是邦斯和施穆克住到她的这座大楼来之后她自告奋勇,为他们俩料理家务,而拿她自己的话说,纯粹是出于“慈母般的爱”,不是为了钱。后来,邦斯被逐出上流社会,一病不起,茜博太太更是关怀备至,并声称要找“欺压邦斯的人算账,臭骂他们一顿”。面对茜博太太对邦斯的这一片真心实意,读者也不可能不深受感动,对她的为人,对她“那颗金子般的心”,读者都会啧啧称道的。

可是,作者笔锋一转,让读者跟随他发现了茜博太太的另一面:贪财、狠毒的一面。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金钱这只怪物对人的灵魂的扭曲和腐蚀。当茜博太太经唯利是图的旧货商雷莫南克的点拨,了解到寒酸的邦斯竟拥有百万家财之后,“在这女人心中那条在躯壳中伏了整整二十五年的毒蛇”被唤醒了,“激起了她发财的慾望”,她“用潜藏在心底的所有邪念”去喂这条贪婪的毒蛇,并对这条毒蛇言听计从。

随着叙述的进一步展开,作者一层层剥开了茜博太太的伪装,把一个“阴险、毒辣而又虚伪”的茜博太太活脱脱地暴露在读者面前。而作为读者,我们似乎也跟着邦斯和施穆克,经历了一个由对茜博太太的欣赏、信任,转而渐渐认清她的真面目,最终对她无比厌恶、憎恨的过程。我们不能不叹服作者非凡的叙述手法,它不是图解式的,它拥有巨大的感染力和深刻的启迪性。

巴尔扎克的笔是犀利的,无情的,面对他那匕首般的词语,任何伪装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剥去。于是,邦斯身边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一个个显出了原形:女门房茜博太太是只凶狠的“老虎”;诉讼代理人弗莱齐埃“是条蝰蛇”,“目光如毒蛇一般狠恶”,连一身的皮肤也冰冷异常,“活脱脱是一条毒蛇”。当“老虎”茜博太太在“贪慾这条毒蛇”的引诱下,用令人发指的行径把邦斯折磨得精疲力竭,昏睡过去之后,把贪婪无比的旧货商雷莫南克,工于心计的古画迷马古斯和心狠手辣的诉讼代理人弗莱齐埃引入“艺术的殿堂”——邦斯收藏馆的时刻,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多么可怖的图景:他们一见那些稀世珍品,立即像“一只只乌鸦嗅着死尸”一般,如秃鹫般猛扑过去。一边是人类美的创造,一边是凶残的猛禽,对比是如此强烈!透过这些极富蕴涵的外部符号,我们不难想象邦斯和邦斯的那些收藏品最终遭受的将是何种命运!

有评论说,“巴尔扎克是鼓吹天主教信仰的”,“他认为‘宗教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①在邦斯与恶的力量的那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上帝对善的救助。然而,上帝的力量是那么软弱无力,它未能挽回邦斯那悲惨的、被邪恶所扼杀的命运。

① 见柳呜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

《邦斯舅舅》中,施穆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因为他是“上帝身边的羔羊”,“是上帝派往邦斯身边的代表”,是对邦斯那颗始终得不到抚爱的、“绝望、孤寂的心”的一种慰藉和希望。

在浊世间,邦斯是孤独的,是孤立无援的,几十年来,“这个可怜的人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问起他的情况,问起他的生活,他的身体。不管在哪里,邦斯都像是条阴沟,别人家里见不得人的东西都往里面倒”,遭受着侮辱和打击;直到一八三五年,命运才“赐给了他一根俗语所说的老人拐杖”,在施穆克的“友情中”获得了“人生的依靠”。

确实,施穆克体现了“上帝的慈爱”,体现了“灵魂的纯洁”,他对邦斯倾注了高尚的爱。当邦斯遭到了上流社会的遗弃,经受了心灵上致命的打击之后,原本像“羊羔一样温顺”的施穆克发出“罗兰①的狂怒”,大骂那些欺侮邦斯的人,把他们“叫作畜生”!

① 诗人阿里斯多德的《愤怒的罗兰》中的主人公。

然而,这位上帝的代表实在太“软弱、无力”了,“人世间的一切都不放过(指邦斯)这位可怜的音乐家,滚落到他头上的泥石”无情地使邦斯“陷于绝境”,而施穆克是那样“束手无策”;这位上帝的代表也实在“太幼稚,太诚实”了,当茜博太太引狼入室,对邦斯的那些珍宝下手时,施穆克非但没有丝毫的察觉,反而连连受骗,最终充当了“同谋”的角色,使邦斯八幅最珍贵的古画落入了群魔之手。当邦斯在弥留人世之际,提醒施穆克,“世上的人那么邪恶……一定要提防他们”的时候,施穆克似乎还执迷不悟,仍把茜博太太当作“天使一般的”好人。

还是经受磨难的邦斯认清了人世,认清了上帝。他知道是“上帝不愿让他过他向往的生活”,是上帝“把他遗忘了”。上帝的代表施穆克不仅未能拯救邦斯,连自己也被上帝所遗忘,死在了浊世间那帮虚伪、狡诈、阴险、贪婪的恶人之手。确实,邦斯的悲剧是颇有讥刺意味的,上帝的善未能战胜人世的恶,从这个意义上说,邦斯和施穆克的死,又是对上帝的一种否定。

《邦斯舅舅》还可以当作一则“寓言”去读,它具有警世的作用;还可以当作“巴黎生活的一个场景”去读,它具有社会的认识意义……有心的读者,不妨尝试一下,多开拓几个阅读视角,那肯定会有意外的收获,享受到一份阅读的惊喜。

                                 许 钧

                          于玄武湖畔南京大学公寓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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