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

第09节

作者:陈忠实

他很得意自己的判断得到了现实的验证。他没有读过历史,也没有研究过社会发展史,他只是看过好多古典传统的秦腔戏,他对历史的了解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以戏的内容为依据的,而且拿那些戏所给予他的影响来评价现实生活,有些很对,有些也就偏狭了。

“你看嘛!现时给人家平反,啥意思?”马罗盯着我,依然很得意,“我说么,为人在世,不管刮啥风,下啥雨,以实为实总也没错儿,你耍心眼搞下虚虚套套的假事,害了人,终究不得长久喀!”

我很同意老汉这种观点(权且称作观点),而且深有同感,附和他说:“对!实际上就是要实事求是。”

“有的人一遇运动,就疯张起来了,把实事求是当口诀儿念,实际尽搞虚套子。”马罗老汉有点愤愤然了,“‘四清’那年,惠家庄那个‘运动红’,跑到我的庵棚里,要我写个材料,证明给惠畅他爸熬过长工。我给他说,我确实熬了一辈子活,可不是给惠畅他爸熬活,我在河北那家财东家,一直熬到解放。那小子还要缠我,我骂他,‘甭给人捏包子噢!包子是虚的,终究要从心里臭的!’”

“看咋着?”马罗更加得意,“我当初要是给人家捏下假事,现在有啥脸面跟人家惠畅父子说话?你看吧!那个‘运动红’而今黑下来了,我听人说,他今日钻在屋里没出门……”

那个被马罗老汉卑称为“运动红”的人,自然是那位团支书了。我已不年轻,经历了世事,心中此刻倒也平静。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这样。生活中有惠畅的落难,也就必然有团支书那样的乱世英雄,也不会没有马罗老汉这样用良心和传统道德的盾牌抵挡了袭击的人。

他已经年近七十,仍然住在河滩上扬树园子中间的庵棚里,队上干部让他搬回村里去,他不愿意,说是在河滩清静惯了,倒不能忍受村子里的嘈杂。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那位阿克西尼亚的情况,因为他毕竟是胡须花白的老者了。我对他的那个庵棚又顿生留恋之情,我和惠畅毕竟在那里度过最舒畅的月夜,保留着一种令人眷恋的浪漫色彩,我说:“马罗大叔,今天我顺路回家,晚上到你的庵棚去,咱们和惠畅放开啰,让他带上板胡,我想听你的乱弹了!”

“好!惠畅今日平反,我给他放一声火铳!”马罗老汉也兴致大发,“为惠畅呜冤放炮!”

平反大会直开到太阳偏西,会后,我和老肖一行四人,一齐拥挤进惠畅的厦屋。

那张老式抽斗条桌,依原样搁着,那只红漆暗淡的板柜,也依原来的位置放在背墙根下,墙上挂着大锯小锯,墙根的小木箱里装着刨子、锤子、凿子、钻子,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木质的气味。桌子上只有一个墨水瓶,使人还能想到这是一位发表过小说与笔墨为伍的人。

“你最近尽快写出一篇小说,或者散文,寄给我。”老肖对惠畅说,“我们加一条按语发出去,在报上再给你平一下反。”

“我已经写下一篇了。”惠畅也很兴奋,“二十年没动笔,尽跟斧头锯子打交道,写起来好难哪!心里踊跃,临到提起笔来,没词儿了!我耽搁得太久……”

“原来的基础还是在嘛!多多写吧!”文教局副局长鼓励他,一片坦诚,随之又指示文化馆赵馆长和我说,“惠畅有啥创作上的困难,要尽量想法解决……”

秀花脸上和头发上落着烧锅时的柴灰,送来茶水,又忙着拉风箱做饭去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大约十几年来第一次接待这样多的城里干部,她很快活,也很拘谨,完全乱了手脚,烧锅也烧不出旺火来,柴烟从小灶房的椽眼里泄出来,她自己也被呛得泪汪汪的。

“稿子给我带走吧!”老肖说。

“不好……”惠畅拉开抽斗,取出稿子,交给老肖手里时,有点惶惶,“你要多指正。”

我们四个人,说了许多重复的鼓励和安慰惠畅的话,就告辞了。惠畅送我们出门时,握手送别,我看到他的眼里已经潮起的红丝儿,有点笨拙地伸出那只已经变形的粗糙的手,和客人一一握过,站在那儿倒说不出话了。

秀花拍打着围腰布上的面粉末儿,有点懊丧地抱怨我:“你是熟人,也装起客气来咧!让我擀下那么多面,可怎么办?”

省报编辑老肖打来电话,有关处理惠畅那篇槁子的事,想征求我的意见。他以令人感动的惋惜的口气告诉我,稿子写得不理想。发吧,质量不过关;不发吧,作者属于令人同情的一种特殊状况。他的心里十分作难,而偏于退稿的倾向却是明显的,而且要我给惠畅做些解释。

“争取发了!”我几乎在恳求老肖,“如果质量差点,读者可以原谅的。他现在需要鼓励,需要声援,哪怕删得只发一千字,就是最好的鼓励和支持……”

“我知道……”老肖听完我的话,更加难为情地说,“我是编辑,得为读者负责……”

我体察了一个老编辑的责任心,就不好再使他作难。稿子终于没有发出去。他把原槁退给我,并附寄一件诚恳委婉的长信,让我一并交给惠畅,再做些解释工作。

我看了这件退稿,稿子的确是差些。奇怪的是,他受了那么多苦难,而他的稿子却仍然是写一位爱队如家的老队长。《小河秋高》写的是一位铁面无私守护集体财产的老贫农。这两篇作品基本相似他的笔调,仍然是60年代那些报刊上常见的笔调,在伤痕文学席卷文坛的时候,显然觉得它太浅了,同时也使我看到,现在文坛上冒出的一批新作家,较之惠畅60年代发表的作品,起步要高过不止一个台级……

他骑着自行车到县文化馆来了。我在院子里瞅见他,自行车后头的衣架上,捆缚着一摞短木头。坐到我的房子里,他说今日到县上的农贸市场,买下几节圆木,正好可以作大衣柜的材料。他又从提兜里掏出两篇槁子,交给我说:“你给看看,怎么修改。”

自行车后架上载着他割制家具的木头,车头上挂着的提包里装着小说稿子,无须细问,我就可以想象出来他在怎样生活和追求着文学。

“还是你念吧!”我说,“你来一次县上很不容易,咱们当面听了谈意见。”

“你看吧。”他有点不好意思,不念。

人真是有一种对过去习惯的特殊心理,稍有改变,就使人产生明显的对比的差别,并因此而有许多联想。惠畅过去给我读他的新作而不让我亲自去看,似乎习以为常了,现在他不念,一定要我自己去读,而且脸上少了点自信而多了一点说不清的表情,令我心里反而难受了。

他坐下喝水,抽烟,翻阅着我桌子上堆积的杂志。我就认真地读着他的小说稿子。

两篇小说稿子接近读完,我的心里难受起来,与省报老肖退给我的那篇搁一起考虑,我便觉得心情沉重起来。我不能不承认,他的文学的表现方式和表现能力,依然停留在60年代他写作《小河秋高》的水平上,依这样的水平写出的作品,要满足70和80年代交接时期的读者的审美胃口,显然是不行的,我知道了,十多年以来,他是着实与文学相隔太远了,现在所要努力的侧重面,应该在哪里呢?

“我可以看出,你觉得作品太差。”他笑着说,“我知道我的稿子的实际。你不要难为情,敞开说,我都能接受。”

我总也不能敞开说,更不能像20年前我们所发生的毫无忌讳的争论那样,那样的气氛无法形成了。我终于决定以说长处为主,然后劝他多读些书,把近年间新出版的中外优秀作品介绍给他。我总怕因为语言不当而使他泄气,所以连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地慾言又止,说不顺畅。

“你怕我灰心,所以不敢直言。”他说,“不过,稿子差劲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放心,我现在的劲头,比60年代那时候还大!现在文艺界的兴旺景象简直叫人睡不着啊!我拼死也要……”

我虽然在鼓励他,其实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我深知,他要在当今的文坛上露出头角,不会是半年八个月的事,那么,他现在有没有长期苦斗的耐心?

他的信心很足,说他已经和秀花谈妥,家务事由她包揽,腾出他来看书和学习。他说他将豁出三年时间,从基本功上练起,争取三年以后大见成效。“大见成效”是当时国内建设的口号。他对个人事业的追求毫不动摇,信心百倍。

两个月后,正值暑期,文化馆决定举办一次全县业余作者的创作会议,邀请本省近年间涌现出来的几位青年作家讲创作经验,好多本县的文学青年闻讯后奔走相告。开会的第一天,就出现了没有通知的文学爱好者要求参加会议的矛盾,弄得筹备会议的我和馆里的其他几位同志措手不及。可是,惠畅却没有来报到。

午饭时,我从县招待所回到文化馆,接到一封信,一看那飞扬的笔迹,我就猜出是惠畅的信了。是他病了呢?还是家里有事拖累?打开信封,他却写着让人伤心的话:

我不能参加创作会议,尽管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我要去一家工厂做工。工厂盖新楼,我与几个木工包揽了窗子和门的活路,有一笔收入。我现在无法放下刨子,暑假快完了,孩子上学要交学费、灶费,三个孩子需得近百元,我得去给他们挣回来,好让孩子高高兴兴去上学。这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向省内外的杂志投递过七八篇小说了,全都完璧归赵了。我现在不能不从实际考虑,先放下钢笔,捞起刨子……

我在县上的创作会议结束之后,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去找文教局局长,我想应该给惠畅订一份合同,让他到文化馆来管理图书,有一点固定收入,好应付家庭日常用度,使他能够搁置下锯子和刨子,拿起钢笔来。

文教局局长同意我的意见,在我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字。我就到劳建局去办理手续。

劳建局郝局长接过我的申请报告,只看了一眼,就把老花眼镜摘下来,搁到桌子上,顺手拿起一份铅印的文件,递给我,笑笑,没有说话。

这是一份由市政府发下的文件,要求县、区以下的机关和工厂全部清退所使用的农业人口的合同工,空缺下的名额用来安排城市待业青年。劳建局长向我摊开双手,做出爱莫能助的表情,就把申请报告送还给我了。我也没有说一句话,礼节性地向他点点头,就把那份申请报告塞到裤兜里,走出县政府办公大楼。没有办法,惠畅看来还得玩他的锯子和刨子!

我走在尘上飞扬的古老县城的水泥街道上,朝文化馆走去。此刻,我深切地感觉到了:文化馆——这个被一些注重权益的人放不进眼睛的闲事单位,对我来说,实在是侥幸的理想王国了……

我应邀到市里一个剧院去讲创作体会。

诚惶诚恐,惶恐不安,先一夜竟然吓得失眠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当我想到要面对千余双各种各样的眼睛,我就惶惶然起来。似乎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觉得应该读的理论书却没有读,应该有更好的作品写出来而没有写出,才造成这种理不直而气不壮的诚惶诚恐的畏缩心理。

我终于走上千余人的大剧院的讲台了。我索性谁也不看,先用一根烟来镇静一下……

我刚才走向讲台的一瞬,突然记起我和惠畅那年来听老肖做《散文散谈》的文学讲座的事,我那时坐在后排听众座位上,诚惶诚恐,十分自卑;而今我来到讲台上的时候,心里依然自卑、畏惧;我的不知怎样形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啊!

我不知我是怎样讲完的,只是在台下响起一片活动座椅的庞大的响声之后,我才觉得我属于自己了,这当儿,从台下涌来一伙青年,要我签名留念……

我和主持这场讲座的文联的老张从后台偏门走出去,就进入一条背巷,我无法相信,老张竟然说我讲得不错,很实际,我只信他是出于鼓励我。

他约我到附近的一家小吃馆吃中饭。我跟他刚走到小巷里,惠畅却迎面走来。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听你的报告。”

“你听我的什么胡扯……”

“嗯……”

我们走进小饭馆了。老张去交钱买饭,我和惠畅坐在桌旁闲聊。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细帆布料工作服,胸膛上尚有黄色的厂名,他说是工厂里给他照顾的一件工作衣。他大概是刚从木工车间里来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松脂的气味,衣服皱折着,夹着锯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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