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袍先生》

惑惶

作者:陈忠实

我成了右派。

详细告诉你我怎么当了右派的细枝末梢意思不大。不过,于今想起来我只觉得我当时太傻了!

仅仅只是因为一句话,我说了校长一句“好大喜功”的话,却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呀!

我真是太傻了!那年暑假,县里把小学教师集中在县一中里“鸣放”时,当时报纸上已经对右派进行反击了,我是抱着反击右派的决心去参战的,结果自已被弄成了右派。

我们学校新提拔的校长,就是我在师范进修时的同班同学刘建国,我俩一同分配到县西的牛王砭小学,他在速成二班当班长时,已经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党员之一。毕业后工作了一年就转正为正式党员了,第二年就提拔为牛王砭小学的校长。他鼓励我要大鸣大放,要起带头作用。我很信任他,不仅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重要的是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经他介绍,已经获得通过,正在预备期经受考验,他的话我是完全信赖不惑的。我除了猛烈地反击储安平对新社会的污蔑之外,对改进我们学校的工作也鸣放了一些意见,说校长刘建国有些好大喜功的话,就是那些意见中最尖锐的一条,祸就从此惹下了。

我现在也搞不清这是不是刘建国对我设下的圈套?他当时鼓励我“鸣放”是十分真诚的,说我们不仅是老同学,而且是在同一个岗位上战斗,应该把珍贵的礼物——意见,直言不讳他讲出来,帮助他改进牛王砭小学的领导工作,这不仅是老同学的关系,而且是对我的重要考验,我信下了。我和他在速成二班进修时,同学们对他在政治上的坚定,工作上的积极表现,没有不佩服的,只是有点好大喜功,这影响了他在同学中的威信。到牛王魔小学工作以后,尤其是在他当了校长以后的半年中,教师们私下的议论就很明显了,主要还是这一点毛病。我曾经不只一次在和他的闲聊中给他提示过,他也不反感。可是,当我在“鸣放”大会上正式当作一条意见讲出来以后,居然变成了“攻击党的领导”!

刘建国找我谈话,说他冒着风险替我辩解,领导小组才将我定为“中右”,要是搁在其他人身上,有十个我就会定成十个“极右”了。我没有被发落到农场去劳改,而是仍回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

我重新回到牛王砭小学的时候,这所我十分喜欢的小学对我来说变得陌生了,我的预备党员被取消了。我也不能再任高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而是代一些“地理”、“自然常识”之类的副课。没有多久,任何课也不能带了,让我打铃,烧开水,扫院子,完全变成工友了。

世界上的许多事,都是第一次留给人的印象最深刻,三五次以至数年累月以后,就习以为常了。我第一次牵着麻绳撞击吊在学校院中那棵槐树上的铜铃的时候,看着一个个男女教师走出办公室,端着教案和粉笔盒走向教室的时候,我想应该立即去自杀!当工友还有一件重要职责,每天给校长和教务主任送三次开水,教员们的开水是自己到开水房里去打。我第一次给校长刘建国送开水的时候,提着水壶,站在门外,又想到了自杀!我硬着头皮推开门,他从办公桌上拧过头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慌忙站起,接住我的水壶,说:“我的水……你甭送了!”我的心里感到一种被知的委曲,真想痛哭一场。当我再送去开水的时候,我也自然了,他也自然了,随后就一切都习以为常了,甚至我推开门,放下水壶,直到走出门,他连头都不抬起来。

小学校设备简陋,没有餐厅。我打过吃饭的铃声,教员们就到小灶房里买了饭,围成一个圆圈,蹲在院子里吃饭。这个时候,是学校里教师们之间最活跃的时刻,一边吃一边聊,尽是各班学生中的洋相和趣闻。我没有勇气再和大家蹲到一起去渡过这轻松愉快的时刻,我总是等那些熟悉的说笑的声音消失以后,才拉开门,端上碗,到小灶房里去吃最后一份饭,好在炊事员杨师傅总不会忘记我。当我端着已经不那么热乎的饭菜走回自己的住屋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应该自杀!

我能得到的唯一安慰,是田芳留给我的那件信物。我晚上打过熄灯铃之后,躺在我的小住房里,爬在枕头上,就摸出那个绣扎着那句动人心魄的古词的白布,眼泪就涌流出来,滴在那两颗重迭着偎依着的心的图案上。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县一中的“鸣放”会期间,那是我们毕业以后的又一次难得相聚的机会。后来,当我被宣布为“中右”时,她的惊恐并不在我之下。那天晚上,我被监护着,无法与她相会。我想立即向她诉叙这一切变化的由来,心情十分迫切,却不能单独自由来去了。直到“鸣放”会结束那天,她来到我们小组住宿的地方,帮助我捆被子、却不说话,我看见一滴一滴的泪水滴在捆扎被子的白色线绳上。捆完之后,我没有勇气看她一眼,低着头,懊丧地等待她开口。她没有告别,就走了,当我抬起头来,只看见她闪出门口时的一个背影。

当我回到学校,打开被子,发现有一张小纸条:

我真想打你……你太叫人想不到了!

我永远等你!

我真希望她抽打我,不是用手,而是用皮绳或者木棍,狠狠地抽打我,我在这亲人的抽打中才能得到一点负罪的解脱。

我天不明就爬起来扫地,而且尽量不扫出声响,以免惊醒正在酣睡的教师。我一天不是三次而是不计次数地给主任和校长打水,接着给所有教师都送水到房间。我打扫了院子,又自动去打扫厕所,教员厕所和学生厕所。我拣来好多烂砖头,把小灶房和走道之间的泥路铺接起来,使教师们下雨天来打饭时不踩泥水。我烧完开水,就拣尚未烧烬的煤渣儿,节约开支。我帮炊事员杨师傅洗菜,涮锅。总之,从天不明爬起来到打过熄灯就寝的铃声,我不使自己有一刻钟的闲歇时间。我想向全校一切人,校长,教导主任,男女教员,学生以及炊事员,用我的不懈的努力,证明我改造的诚心。我的老同学刘校长给我谈过,要认真改造,争取重新做人,我要用诚恳的行为,赎回我的原罪。我渴望重新做为一个人的心情越强烈,我表现出来的改造的心意就越诚恳。我甚至觉得这个六七百名师生的学校里的杂务太少了,不够我表现。

过了一年,没有人找我谈一谈我改造得怎样了?我有点急,又不敢流露出来。这天,刘建国把我叫到他的房子,对我说:

“你这一年的表现不错,同志们反映好。”

我的心扑扑直跳,做人的出头之日到来了吗?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他做出一个感激涕零的笑,却说不出话来。

“你的行动表现了你的决心。”刘建国说,“可你心里怎么想的呢?你应该向党表示一下。”

我的心又慌乱了,行动和内心难道不一致吗?我忙说:“什么时候表决心呢?”

我知道,这个时候,社会上已掀起一个“向党交红心”的运动,学校里早已刷上大红标语了。教师们每天下午开会,向党交心,我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只是埋头杂务。刘建国校长让我向党交心,我终于有了一个向全体教师剖白自己的机会。我一夜没有睡好觉,把那个发言稿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错误思想深刻地自我批判,争取早日拿起象征着人的标志的教案本来。

第二天下午,当我把自己狠狠地批了一通,狠得我痛哭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确轻松了一下。紧接着是大家的评议,第一个人的发言之后,我就没有眼泪可流了,随之而起的争先恐后的发言,一个比一个激烈。没有一个人提及我做了许多不属于我做的事。没有一个人说我表现过哪怕是一分的改造的诚意,而是对我说过的那句反党言论——好大喜功的话,重新进行批判,甚至比“鸣放”会上订我“中右”时的气氛还要严厉,火力还要猛烈。有人在分析我的反动言论的根源时,说我本身就是一个不纯洁分子,生活作风有问题……

我彻底垮台了。我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一头就栽倒了。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把自己的罪行看得太轻松了,尤其是把时间的概念完全弄错了。想重新做人,远得看不到头哩!我浑身没有一丝儿劲了。人的绝望,就产生于这种迷茫之中。我坚决自杀!

打过熄灯铃儿,我插了门,第一件事就是给田芳写信。我拔开毛笔帽儿,在红格白纸上写下一个“芳”字的时候,眼泪就糊住了眼睛。我听见敲门声,慌忙收拾了纸笔,拉开门扣儿,门外站着刘建国校长。

这是他第一次走进我的“工友室”,坐在一只椅子上,很关切地问:“思想压力很大吧?”

我抬起头,看见他很诚恳的关切人的脸色,不过,我觉得实际上已经没有压力了。当我一心想通过无休止的劳作来争得重新做人的权利的时候,我的心头压力很沉重;当我从“交红心”会上走回小房子,觉得永远也难得出头之日的时候,就绝望了;绝望了,反倒没有压力了。我苦笑一下,垂下头。

“同志们的分析,不是完全合乎实际。”刘建国说,“关键是你应该有一个正确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没有抬起头,又苦笑一下,我该怎样做到“无则加勉”这样纯正的心理修养的境界呢?我现在希望他走开,不要跟我谈话。我要处理我急切处理的事,给田芳写信。我应酬说:“我明白。”

“明白了就好,你明天继续‘向党交红心’。”他说。

“还……”我猛然扬起头,还没完呀?我只说这就完了,明天还要……我说,“我今天讲了我心里话,明天还讲什么呢?我把自己心里的话都交出来了……”

“同志们不满意啊!意见很大咧!”他用一种假借的口吻说,“比如你的婚姻问题,好多人议论纷纷,你……”

“这与我的罪有啥相干呢?”我打断他的话,“我是包办婚姻,婚姻法上规定过的不合理婚姻。我在师范进修时,你完全了解情况,你当时也支持我离婚……”

“情况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嘛!”刘建国说,“同志们现在认为你不仅政治上反动,生活作风也有问题、看来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生活作风的腐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你应该在明天‘交红心’时,深刻地挖一挖思想根子……”

“怎么能说成生活作风腐化呢?”我说,“田芳,我和她的关系好,可俺们没有……越轨的行为。再说,田芳也是贫农的女儿,她怎么会将我腐化了!我搞不清了。”

“你不了解她。”刘建国说,“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也比较轻浮。她向我……我拒绝了!后来,在她入团时,我到她们村里去了解情况,党支部介绍说,她爸旧社会在西安混荡,收拾下一个没来历的女人,有人说是……窑子!”

我的天啊!田芳的母亲有人说是窑子,田芳被刘建国看成了轻浮的女子,于是就将我腐化成反党的右派了!难道就是要我明天在“交红心”会上这样去揭根子吗?我忽然记起,田芳当着我的面,焚烧刘建国的第五封求爱信的情景,谁更可靠呢?

刘建国走了以后,我再次插上门,掀开墨盒,拿起毛笔。坚决割断和田芳的关系,越早越快越好。我无出头之日的指望,田芳不能真的等我一辈子。我知道,任何劝解她的道理都无济于事,只会招来她对我的更深的依恋。必须找到最狠毒的恶言秽语,骂她一个狗血喷头,才能遏止她朝我跳动的心。我找不出这样一个词来,我想给她按一个不好的毛病也找不到。我忽然想到刘建国刚才的话,只有他才能想到的话,此刻帮了我的忙,我咬着牙,大约把嘴chún都咬破了,血滴在信纸上,却没有感觉到疼痛,信纸上留下一行罪恶的墨迹:

“你妈是个窑姐,你把资产阶级思想传给我,将我腐化了……”

第二天,在又一次“交红心”会上,我只是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没有红心。我是颗黑心,反党的狼心狗肺,请大家批判……”我成了一节没有知觉的木桩,任凭四方的污言秽语朝我脸上泼来,而于心不惊了。

这天晚上,我用一条捆书的细绳合了几股,使它可以负起我的重量,挂上了房梁,在我把头伸进去的时候,心里竟是安详的。当田芳接到我的信时,也许同时就听到了我的死讯,她会憎恨我;憎恨我,比恋着我好;于她也好。

我没有死,当我恢复知觉时,才知道把我从另一个世界拉回这一个世界的人,竟然又是刘建国。他是一个细心的人,成熟的人,早已看出我“神色反常”,悄悄地防着我了。我不想感激这位救命恩人,倒憎恶他了。

死讯惊动了几十里外的父亲,他惊慌失措地赶到牛王砭小学里来了,一来,先抽了我两个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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