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袍先生》

这下该信我的话了

作者:陈忠实

父亲推开门,在门口站住了。

我正坐在桌前,抬起头,看见父亲苍白的鬓发,惊急气恨的眼色,就慌忙站起来,去找椅子。我的房子,变成学校的小库房了。办公桌上堆满一摞摞教案本和剩下的课本,垒着粉笔盒子,墙角堆着一捆稻黍管帚和葛藤编成的簸箕,地上放着两只木箱,装着篮球,杠铃,跳绳一类体育用具,那把椅子上,也搁着前几天刚购置回来的羽毛球拍和跳棋盒儿。整个小房子里,只有我栖身的一块窄窄的床和一把坏腿椅子闲着。我想把那稍好点的椅子腾下来,刚走出一步,父亲的巴掌就抽到我的脸上了——

“啪!啪!”连续两下。

父亲第三次举起巴掌的时候,被陪着他走进门来的刘建国校长拉住了。他按着他的肩膀,使盛怒的父亲在那把坏腿儿椅子上坐下。他说了一席安慰父亲也安慰我的话,就走出门去了。

我在凌乱得像个狗窝的床铺边坐着,垂下头,挨过抽打的脸颊烧辣辣的。我没有料到父亲会以耳光和我见面,却也没有惊慌失措。我第一眼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真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该怎么向他说明白我的处境,这一切的由来?他的两巴掌打过之后,我的心反倒安静了,不必再向他作任何解释了。我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很少对我表示过亲昵,微笑都稀少得像旱季的雨星儿,更没有通常家庭里父子间的嘻嘻哈哈了。然而他也没有动过拳脚,没有像一般粗庄稼汉和儿女们亲近时没大没小,生气时又动手动脚,骂出一串串秽言污语。他不苟言笑,也不打骂,常是冷着脸教给我怎么说话和待人。今天,他抽我耳光了,两下。

我坐着,低垂着脑袋,我成了右派,成了打杂的工友,我刚刚被旁人从房梁上的绳套里救下来……我开不得口。父亲也没有开口,我能听见他很粗的喘气声。

父亲端坐在椅子上, 没有问我为啥上吊, 也没有劝解,用压抑着的口气说:“你把我写给你的那两字拿出来。”

慎独!我到师范学校去进修的前一晚,父亲临行时写下的嘱言,我后来当作可笑的废物焚烧了。现在想到这个嘱言,我的心猛然一震,更加抬不起头来,就吱唔说:“毕业时……弄丢了……”

“丢了!哼!丢了!”父亲悻悻地自问自答,“这下你该明白那两字的意思了!”

我早就明白那两字的意思,要谨慎,尤其是单身独处时,一切都要慎重,时时刻刻都要谨慎从事,包括言,也包括行。我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慎行就是这意思;我弟弟的名字也是父亲给起的,叫慎言,还是这意思。我在进入师范学校进修以后,父亲自幼给我心理上设起的防护堤,被新的生活的浪潮一节一节冲垮了,我既不慎言,也不慎行了。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我从封建桎梏下脱胎成一个活泼泼的新人了。现在,父亲,以毫不疑惑的语气说的话,证明了他的正确和我的失败。叫我想,他此刻有更多的话可以说了,譬如说,如果在说话时慎重地考虑一番,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那么今天就不会是这样的局面了,如果在决定给新任的刘校长提意见之前,慎重地考虑一下这种行动的不好的后果,那么,今天也就不会落入这种尴尬的局面。如果……那么……父亲完全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教训我;如果把我的话在心里稍微当一点子事儿,那么也就不会自寻苦吃了。我想,父亲一定想这样说,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可他没有这样说,只是问他写下的“慎独”的嘱言,让我自己去想想。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父亲沉吟着,“谁都明白这道理,谁也难身体力行。图得一时馋嘴而染病,图得一时畅快而招祸……”

我心里痛苦极了,自从遭祸以来,我耳朵里灌进的全是严厉的批判反驳的正言义辞,没有一个人解析我的提意见的真实动机。现在,父亲用他的处事哲学来替我刨根溯源时,我仍然不能服气,心里有一个可怜的声音在叫着“冤枉”。我对父亲说:“‘鸣放’会上,县长,教育局长,都到会上来作报告,动员我们要‘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是每个党员和干部的革命责任心强不强的大问题’。我是人民教员,革命干部,又是预备党员,怎能不听党的话呢?我……”我又说不清了。

“我一辈子只求自己善处独身,不问人过。”父亲说,“我管不了别人:哪怕男盗女娼,我也无力管约。我只求自己做一个正人君子……”

“党章上批评的就是这样的思想。”我不能同意父亲的活,抱屈地说,“党要求每个党员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不是洁身自好,我是预备党员,我听党的话……”

“这个话你该问自己,怎么回事?”父亲并不觉得我有什么委屈,反而直挖我的心底,“我不是预备党员,不懂党的规矩;你是,你也懂,你说为啥?”

我说不清为啥。我虔诚地拥护“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是一个右派。我自己成了右派,也没有丝毫的异议怀疑反右斗争的偏颇。这样,我处于痛苦之中。即使处于痛苦之中,也不能重新接受早已听得心烦耳腻的父亲的处世哲学,经从我心里被荡除出去的陈腐发霉的东西了。但是,不管造成我的这种结局和处境的原因如何解释,而结论却正好证明了父亲的正确。

“我也不想再说这事了,说也迟了,无用了,于事无补了。”父亲此刻平静下来,一种世故的平静,“我想过了,君子不吃后悔葯。你也甭太难过。不能做先生,那就当农夫。回乡务农,自食其力。‘人到无求品自高’哇!”

我苦笑一下,告诉他,新社会的人民教师,是有组织性儿的,不像旧社会做私塾先生,愿意受聘即去,不愿受聘就不干,一切要听从教育局的调拨安排。

“那么,现在安排你做什么事?”

“打铃,扫地……”

“打铃扫地就打铃扫地,总没判你死刑吧?”父亲倒显得不大在乎,“你愿意打铃扫地就在学校打铃扫地,不愿意打铃扫地了回家去务农。你要再想死,先给我招呼一声,让我跟你娘先死,你把俩老人埋葬了,再死不迟。让我跟你娘给你抬棺下葬,你良心上能过得去?”

我的心里阵阵发酸,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我们父子间平时很少这类骨肉情长的交谈。我看见了他的白发,他的苍老的脸,虽然像过去一样严峻而死板,毕竟因为垂暮的神色令我醒悟出自己对家庭责任了。我真想放声痛哭一场,无遮无掩,痛痛快快地放开喉咙大哭一场。

“我没有力气来搬你的尸首了。 ” 父亲淌着泪,却说着这样凄惨绝情的话,“我也不会让杨徐村的乡亲来搬尸。你日后怎样活人,自己想想吧!我的话你不听,‘子大不由父’。我也管不上了!”

他要走,我也没有实心挽留。我在学校的这种低下的处境,他也没有脸面再待下去。我送他走上那条爬上东源的官路时,看着他拄着一根粗劣的手杖——实际是一根树枝一缓缓走去的步态,我可怜起他来了,狠狠地捶打自己的胸脯,我落到一种怎样的地步?学校里把我当作不忠诚分子,父亲也把我当作叛逆者,我算一个什么东西呢?

晚饭以后,校园里呈现出一种松懈下来的恬静的气氛,教师们有的提着水壶,懒洋洋地迈着步子到水房里去打水,或泡茶喝,或羼成温水擦身,再不像上课时那匆匆急急的样子了。有的教师在槐树底下下象棋,有的在井台上洗衣服,谁的舒悦的笛声在一排排教室之间缭绕。我关好开水炉,就提上锨和扫帚,去打扫厕所,这是清除师生们排泄物的最佳时空。

“徐慎行,你出来——”

天哪!田芳在喊我!我手中正在便池里掏挖的铁锨掉在地上,眼前一黑,我差点跌到屎尿池子里去了。我跌倒在墙上,那炸雷一样轰击我耳膜的余音还在回荡,心儿慌乱不止,我几乎被震昏了。

“徐慎行,你出来——”

我无处躲,又无处逃,从再次响起的声音判断,她就堵在男厕所的门口。我自发出那封臭骂她的信以后,就没有再想过还会和她相见,偶然的相遇也许不能排除,有意找我的事,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捂着良心和为人的道德,向她脸上泼去了多么脏的东西!我无脸见她,也不想再做解释。我要她永远恨我,甚至鄙视我,都比依恋我更好……我惶惶然从厕所门里走出来,做好了挨耳光的精神准备。

我一走出厕所门,就看见一双愤怒的火燃烧得痛苦不堪的眼睛,我立即低下头,再不敢看了。她在看见我的最初一瞬,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不容我多想,我就听见一声吓人的喝斥:

“我要批判你!到这边来——”

她的非常举动使我忐忑不安,她要批判我?我当了右派也有一段时间了,她现在才想起来要批判我?我机械地走到那个小花坛前头,随她站住了。这是学校里最显眼的地方,房檐下的墙壁上挂着一只大钟,下面写着四个仿宋红字:按时到校。有几个教师站在远处看着。

“徐慎行,你身为人民教师,预备党员,恶毒反党,攻击社会主义,我坚决要批判你——”

她站在那里,离我有两米远的地方,一本正经地对我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我垂下手,低着头,不做任何表示。我听见从两边纷沓而来的脚步声,好多教师围过来看热闹了。

“你想自绝于人民,愚蠢透顶!党和人民花了多大代价培养了你,你不知向人民向党报答恩情,反而反党,自杀,你的良心何在?”

我的心在颤抖,头上冒出汗来,这些司空听惯的批判语言,今天由她对面说出来,我痛苦极了,惭愧极了!周围已经围了许多教师,凡是闻听到消息的人,都来看热闹了。我不知道校长刘建国在不在场?我没有抬头的勇气。

“你不服气吗?说你反党,你不服气,用自杀来威胁别人,谁吃你那一套!你要明白,党不是抽象的存在,在学校,代表党的就是校长,你恶毒攻击校长,就是反党——”

“田芳,你啥时间来的?”我听见刘建国校长的声音,稍抬一下头,就看见他走到田芳跟前,一副老同学间热诚的口气,“你胡来啥哩!走,快到我房子坐……”

“我是专门来批判他的坏思想的。”田芳说,“我和你是老同学,和他也是老同学。他和你分配在牛王砭小学,不协助你好好工作,反而攻击党!我看哪,他这个家伙纯粹是想往上爬!借着整党之机,攻击你,自己再爬得高些……”

我的天哪!我想爬高吗?我想借着整风弄倒别人自己往上爬吗?我明白我有许多毛病,却还没有如此恶劣!

“唔!你的心情可以理解……”刘建国说。

“你多虚伪啊!”田芳指着我说,不听刘建国的劝解,而且气更足了,“我们同学两年,我怎么当时就没有发觉呢?你假装积极,实际是想往上爬,不惜攻击同志和领导,踏着别人爬上去,你多虚伪啊!你……速成二班出了你这个右派伪君子,是全班同学的耻辱……”

“行啦行啦!田芳——”我听见刘建国的声音,似乎有点尴尬,不自然,“走吧走吧!到我房子坐坐——”

“我要赶回学校去,没时间坐了。”田芳说,“我以速成二班同学的名义警告你,老老实实交待,老老实实改造,老老实实做人!历史从来不包庇虚伪的人……”

她走了。我听见她的脚步声朝门口走去,才敢抬起头来,她又回过头,给刘建国说:“我一有空儿,就来批判他!”说罢,昂起头,走出学校大门去了。

我一回头,看见刘建国有点发黄的脸色,眼里罩着一层憎恨的气色,气憋憋地走了。那些围观的教师们,有的莫名其妙,有的在神秘地交头接耳,不光是在嘲笑我吧?

我又走回男厕所,抓过锨把儿,心里猛然豁开,似乎此刻才完全醒悟,她是在旁敲侧击,痛骂的并不是我。骂我批判我,用不上伪君子这个名词,对这个名词更敏感的人,应该是他——刘建国校长。我竟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好像我骂了我想骂的人一样解气,痛快。我的胳膊上陡然涨起力气来,戳得那装着屎尿的便池哐啷哐啷响……

大约过了十天,她又来了,故伎重演。这次她来时,我正在房子里躺着。她在门外叫我的名字,大喊大叫要我“接受批判”。我慌忙跑出来,又站到挂钟下的小花园旁边。她又把我狠狠地批判一番,痛骂一番,挖苦讽刺,比第一次更尖酸了。我低着头,听着她的连挖带损的话,心里舒服极了。

刘建国这回也不客气了:“你不能随便来批判人呀!要批也得通过组织……”

“我一看见这个虚伪的家伙,眼都黑了!连组织手续也忘了……对不起!”

她走了,没有去刘建国的房子办组织手续,也没有进我的房子,竟自走了。

她又来了两次。几乎所有教师都知道她的举动中的真实含义,刘建国也更是恼恨。这样下去,又怎么办呢?她第五次来的时候,我在房子里听见她的叫我的声音,便从后窗跳出去,逃走了。

她再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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