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袍先生》

自觉进入

作者:陈忠实

我收到田芳一封信。她只字不提她几次赶到牛王砭小学来批判我的事,既不解释这种举动的真实动机,也不询问后来产生的效果,纯粹是对于我的那封恶毒地骂她的信的答复。

她在信中说,如果不是信的末尾附着我的名字,她会百分之百地判断成刘建国写的呢!在她拒绝了刘建国的求爱信以后,刘建国就说过一句类似的话。狐狸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甚至说葡萄的祖宗更酸。她不计较我,是因为她认为那恶毒的信并非我的真心……

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感情的折磨。我应该立即奔到她的面前,跪下,说明我的真心,让她抽我,打我。我抓着信纸,贴在脸上,像贴着她的手,饮泣不止。我流够了眼泪,冷静一点之后,我就给她写回信了。

我写道,我仍然坚持前信的看法,解释也没用。而且宣布,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写回信,不看来信,接到即投之以拒;我再不和她见面,一切都到此为止……

不要骂我心硬吧!我成了什么人?简直不是人了呀!我怎么能牵连着她跟着我受苦?只有用最冷酷的斧头砍断俩人的纽带,除此无法使她和我的心分开。我只能这样做。

她又来过几封信,我咬着牙扔进烧水的炉膛里,连拆也不拆开。她后来又找我两次,我仍是从后窗逃避了……我相信我的举动是为着她好。

她到牛王砭小学来批判我的行动,完全撕开了我和刘建国之间的那一层老同学的关系。即使我当了右派,刘建国表面上仍然是关心我的,他说,要不是他关照,我不会定为“中右”,早该定成右派,发落到农场去劳改了。他说,他并不在意我当众说他“好大喜功”的话,只是我的话说得不是时候,在右派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我的话正投合了右派的需要,性质上就变成右派反党大合唱的一个音符了,并不是对他刘建国本人的威信有何伤害……我最初相信这些话,也相信刘建国,即使我当了右派,我也相信他说的主要是在非常的背景下说了不合适的话、现在,自从田芳来过几次以后,刘建国再也不对我说什么了,他冷着面孔在院子里喊:“怎么搞的?院子脏成这样?”那无疑是在大庭广众中谴责我没有尽到扫地的义务。

他对我给他每天送水再也不觉得不好意思,甚至连头也不从报纸上抬起来。

每月一次的改造汇报,他都亲自主持,在全体教师面前,我把自己骂一通,让教师们再批判。尽管我觉得那些污水脏物是自己吐到自个脸上的,教师中有几位总是还嫌我吐得少。刘建国过去还要肯定我一点进步,越到后来,反倒一丁点儿也不肯定了,总是强调我思想深处的东西,尚没有触动。我已经从记不清多少次的改造检查中得出一个结论,真诚的检讨和应付差事的检讨得到的实际效果是一样的。你真诚地批判自己,他说你没有“触动思想根子”;你应付差事地乱骂自己一通,他照样说你没有“触动思想深处的肮脏东西”。我索性不再伤脑筋了,居然也能做到面对众人检讨时“脸不改色心不跳”了。

我烧水,打铃,扫地,打扫厕所,替炊事员杨师傅烧火,择菜,洗锅涮碗。我与任何人也不主动说话,而当别人问我一句话时,我竟然感到一种荣幸,似乎我的身价也提高了。久而久之,我完全接受了“右派”的既成事实,自己也没有一丝信心把自己当人看了。过去,有的学生骂我一声“右派”,我心里忐忑一下,现在已经于心不惊了,甚至莫名其妙地对喊着“右派”的学生笑一笑,讨好似的笑一笑。

和我接触得最多的是炊事员杨师傅。本来,帮他添煤看火,洗锅涮碗,是我为了表示改造的诚意而主动承担的额外的事,时日一长,他倒把我当成半个炊事员了。活儿稍一紧,他就叫我,甚至骂骂咧咧地在院子里喊:“徐慎行,你狗日的钻到老鼠窟窿去了吗?火灭訚咧!”或者是:“徐右派!没水咧!你不绞水,挠訚去啦吗?”我一听见他的喊声,就去烧火,就去井台上绞水。我也不恼,也不说明我正在忙着其它活儿,好像我真的躲到老鼠洞里偷闲,或者是在做下流的事——挠訚去了。

他也有对我好的时候,那往往是他受了校长的批评的时候,就会对我十分诚恳,把两倍于定量的饭菜塞到我面前,赌气地说:“吃!不吃白不吃!你不吃,指望刘建国那个杂种说你的好话吗?妄想!甭那么不顾死活地干!你指望刘建国给你说好话,摘帽子吗?妄想!那个杂种没有人的心肝!狼心狗肺!你怕他,我不怕他……”

他有时对我又十分恶劣,那往往是他受了刘校长表扬的时候,就会对我瞪起三棱子眼睛:“你狗日的一天磨磨蹭蹭的,不好好改造,你死到阴司也不是个好鬼!人家刘校长跟你是同班同学,瞧人家而今在啥位位上敬着?你而今在啥洞儿里蜷着?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你敢反党,真没看出,你后脑勺上长了一根反骨……”

然而更多的是他既没受到刘建国的批评也没受到表扬的时间,他就一边揉着面团,一边斜着眼儿,说着损我的话。他一个人做饭,许是太寂寞;教师们一般不屑于和他有过多的交往,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于是就把我当做开心的对象:“徐慎行,听说你的本事很大的咧!能写能画,吹拉弹唱,是个全才咧!听说你能倒背《论语》,学问深沉咧!你没事干了,挠挠訚去嘛!怎么就要长嘴长舌地提意见?这下倒好!放着人民教师的位位不能坐,跟我这号下苦人烧锅燎灶,侍候人家。本来该着我这号受苦人侍候你哩!”

他有时又显出很下流的样子:“你这家伙艳福不小哩!那个装模作样来批判你的女先生,长得多疼人哪!听说你跟她念书时,‘咕咚’在一搭?嗨!你说实话,你跟她×来没有!哈呵!甭脸红哇!只要摸她一把奶,死了也值了!”

我要是不能忍受而抽身走掉,他就会大喊大叫:“这贼驴日的右派又钻到哪达去了?不看看火都灭咧!真是顽固……”

我索性不说话。无论他骂,他损,我都权当是狗放屁。我最怯火的,是他到刘校长面前对我的揭发。刘校长经常通过他了解我的言行。祸从口出,我记下了这个千古名言。时日一长,我甚至能对着他骂我损我的脸孔傻傻地笑笑,讨好地笑笑。

我的妻子的变化更富于戏剧性。

我自那年暑假成了右派,就没有回家去过。我怕见父亲,怕见杨徐村的父老兄弟,尤其怕见我的妻子淑娥。我不知该怎么办,和田芳断绝了,我更愿意孤身独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难处理的关系是她。离婚吧,我正是政治上遭难的时候;回去与她凑和着过吧,我心里觉得自己太下贱了,连个人味儿也没有了。

寒假里,我没处去了,想在学校呆着,刘建国安排了轮流护校的人员,居然没有我,更不容许我整个一个假期都呆在学校了。他不放心我,怕我纵火或爆炸吧?我在寒冷的腊月里,回到了有点陌生的家乡杨徐村。

村子里的临着街巷的墙壁上, 有用白灰刷写的大幅标语: “社会主义好”,“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反击右派进攻。”我几乎再不敢东张西望,低着头进了自己的门楼。

我踏进院子,听见小灶房里有啪哒啪哒的风箱声。我的妻子淑娥大约听见脚步响,从小灶房里探出来,看见我,站直了身子,问:“你找谁?”

她装作不认识我了。我也不知该怎么对付这种局面,避开她的恶恨的眼光,径直往里走。

“噢!这是有名有望的徐老先生的好儿子呀!我这笨人笨眼,倒认不得了!”她在灶房门口拍打着手,拍打着膝盖,大嘘小叹,挪揄着说,“听说你干阔了,从左派升成右派了!真气魄呀!给徐家争下光了!”

我的心像是给扎了一锥子,疼得几乎窒息了。我走进自己的住房,瘫痪似地跌坐在椅子上,脑子里麻木了。

她又赶进房里来,手插在腰里,站在门口,嘲弄地撇着厚厚的嘴chún:“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你的白毛女呢?那个野婆娘呢?”

“你……”我的血一下子冲到脑顶,忽地站起,拳头捶在桌子上,“你再……胡说一句!?”

“在我面前凶,算啥本事?”她根本不怕,反而挺挺腰,“有本事在学校里发凶去!”

我想到我在学校的屈辱,顿然软了,坐了下来。

“你的右派,也不是我给定的,在我跟前凶啥呀!”她得势了,“你压迫了我成十年,欺侮了我成十年,我低声下气跟你快十年了!够了!你而今落下个大右派,跑回老窝儿来了,要是不当右派,你还是钻在野窝儿不回来……”

“那……”我说,“你也用不着这样。你不愿意了,随你的便!”

“离婚!”她随口说,“我找个农民,他也不弹嫌我人丑没文化。我早受够了,离……”

“好,既然离婚,再甭说了。”我说,“明天去办手续,各走各的。”

“谁不离就不是娘养的!”她跳起来,更加不可抑制,“我现在就去社长那儿开介绍信!”

她走出门去了。

屋子里很静,父母亲不知做啥去了,屋里没人,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开始抱怨父亲,如果当初不是他用剃头刀威胁,何至于此!这个张淑娥,过去像个绵软的蛾子,总是怯怯地看我,从来也没有高声说过一句气话,开口总是叫我“先生”,像旧戏里的侍女一样低声下气地服侍我。现在,她变成一只凶恶的黑蛾了!扑拉着翅膀,大喊大叫着要和我离婚,从门口沿着街巷喊过去了!我想,这下子,杨徐村人都知道我们的家丑了。

父亲和母亲走进院子,脸色惊恐,问问我和她闹仗的原因,唉叹一声,也不再说谁是谁非,只是母亲连连挥手:“快去快去!把她拉回来。让她在街道里大喊大叫,打粪场上的人跟戏台下一样,真是丢尽人了……”

直到天黑,母亲也没能把她拉回来。她在粪场喊,说她坚决要离婚,随之又赶到社主任家,哭一阵子喊一阵子,说要是社主任不给她开离婚介绍信,她就不回家……

连续三天,她从早骂到晚,到社主任家要离婚介绍信。我的父亲是个好面皮的人,这下气得躺下了,茶饭不进。母亲跟前撵后,给儿媳妇说好话,劝解,急得都哭了,仍然不济事。俩老人惊叹:怎么也想不到腼腼腆腆的淑娥,一眨眼变成羞耻不顾的母老虎了。唉唉!

最后只得由我出面,去给社主任说话,我说了话,他才给她开了介绍信。

第二天一早,她洗脸梳头,催我到县法院去离婚,我心里冷冷地跟她上了路。

走进县城,走过一家饭馆,她说:“给我买饭,我饿了!”

我忽然有点难受,可怜起她来了。她跟我结婚成十年了,这是第一次进饭馆吃饭。我忽然觉得我过去对她太……我买好饭,炒了几个小饭馆里最好的菜,从窗口取出来,放到桌子上。她倒神气,右腿压着左腿,二郎担山坐在桌旁,等着我端来菜又端来米饭,像是报复似地瞅着我:你来服侍一回我吧!

“给我取盐来!”她支使我。

我从另一张桌子上取来盐碟儿,给她。

吃罢饭,她率先走出去,我在后面跟着。走到县百货公司跟前,她走进去了,站在柜台前,对售货员说:“取一双雨鞋。”她试试大小,然后对我说:“开钱!”我连忙给售货员开了钱,心里不由地又酸酸地像潮起醋了,这是我跟她结婚以来第一次亲手给她买东西。

“走,你领路。”她出得门来,精神抖擞,“你认得法院的路。”

我走到法院门口,回头一看,不见她的影子,她大约是第一次进县城,该不是在大十字走错路了吧?我慌忙去找,跑遍了县城的东关西关,又跑了南关和北关,没见她的踪影。从午间找到午后,我的两腿酸困,只好往回走。走过十里平川,路经一条小河的时候,我在桥头上看见她冻得发紫的脸。

“你……”我站在她跟前,气呼呼地说不出话,“你……怎么在这儿?”

她缓缓地站起来:“我在这儿等你。”

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说话也柔气儿了,忙问:“你不是要我跟你到法院吗?”

“到法院做啥?”她装傻卖呆。

“离婚呀!”我说。

“离婚?我才不干那号傻事!”她说,“我要叫杨徐人都知道,我也敢离婚!这几年你要跟我离婚,女人们都下眼看我,说男人不要我了。现时,我也不要男人了!其实,我哪能真儿去离婚哩!”

我一下子瘫坐在河边的枯草地上,她在村子大叫大喊,到社主任家大哭大闹,原来是为了挽回她的可怜的面子啊!

她哭了,用袖子揩揩眼泪,一甩头,就踏上了木板搭成的独木桥。

我从干枯的草地上站起,走过去,踏上小桥。冬日惨淡的夕阳的红光,在蓝色的河水里投下淡淡的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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