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袍先生》

读耕传家

作者:陈忠实

南塬上的村庄,不论是千二八百户的大村,抑或是三二十家的小庄,村巷整齐,街道规矩,家家户户的街门沿街巷开设,座北一律座北,朝南一律朝南,这一家的东山墙紧紧贴着那一家的西山墙,而自家的西山墙又紧挨着另一家的东山墙,拥拥挤挤,不留间隙。俗话说,亲戚要好结远乡,邻居要好高打墙。家家户户在自家的庄院里筑起黄土围墙,以防鸡刨狗窜引起纠纷和口角。院墙临街的中间开门,门上很讲究修一座漂亮的门楼。

那儿的农民十分注重修饰门楼。日子富裕的人家修建砖木门楼,多数人家则是土木门楼。无力修建门楼的人家,就只好在土围墙上凿开一个圆洞,安一个荆条编织的篱笆门,防贼亦挡狗,生人进入任何一个村庄,沿着街巷走过去,一眼溜过两边高高矮矮的各姿各式的门楼,大致就可以划出各家的家庭成份了。不过,这是解放初期的旧话。现在,门楼的规模和姿式,已经与土改时定的那个成份关系不大了;如果按着旧的习惯去猜度,准会闹出牛头不对马嘴的笑话来。

门楼正中,一般都要挂门匾,门匾上镌刻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的选择,实际是这个门楼里的庄稼主人的立家宣言。解放后,庄稼人心劲高涨,对门楼上的门匾的选择,免不了受时风的影响,土地改革时,好多人喜欢用“发展生产”、“发家致富” ; 合作化时又时兴“共同富裕”、“康庄大道”;三年困难时期又流行起“自力更生”、“勤俭持家”;及至“四清”和“文革”运动接连不断的十余年中,诸如“红日高照”、“万寿无疆”、“斗争为纲”、“真学大寨”等政治口号,确实风靡一时。

解放前门楼题匾的内容,可就单调得多了。凡是能修建得起砖木门楼或稍微像样的土木门楼的殷实人家,题匾上的立家宣言,十之八九都选用“耕读传家”四字,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杨徐村,在南源上的稠如星海的乡村里,只算个中小型村庄,二百多户农家中,门楼修茸得最阔气的是大财东杨龟年家的。水磨青砖,雕梁画栋,飞檐翘角,俨然一座富丽堂皇的四角亭子。门楼下蹲着两只青石雄狮,墙上刻着飞禽走兽。门楼正中,在象征着吉祥永久的鹤鹿图像中,刻下四个篆体“耕读传家”的题字,与团团祥云相谐调。杨龟年的大儿子在咸宁县政府作官员,家里有百余亩河川水浇地,整整两槽高骡大马,真是有耕有读,宣言与实际相一致。其余那些虽然也能修得起土木门楼的殷实户,也东施效颦地题下“耕读传家”的门匾,却大都是有耕无读,名实不符,甚至一家老少尽是些目不识丁的粗笨庄稼汉子。但作为立家宣言,自然主要是照亮后世,无读书人的缺憾,必当由后辈人来弥补。

杨徐村另一户能修得起砖木门楼而且名副其实的“耕读传家”的人家,当推我家了。

我爷爷徐敬儒,对“耕读”精神的尊崇,甚至比杨龟年家还要纯粹。杨龟年的大儿子在县府供职,主要是为官而不从读了,二儿子从军耍枪杆子而鲜动笔杆子了;家里的庄稼全靠长工和短工播种和收割而无需杨龟年动手抬脚。我爷爷徐敬儒,那才是“耕读”精神的忠诚信徒和真正的实践者。

我爷爷徐敬儒,人称徐老先生,是清帝的最末一茬秀才,因为科举制度的废止而不能中举高升,就在杨徐村坐馆执教,直到鬓发霜染,仍然健坐学馆,也不知出于什么的思想影响, 我爷爷把门楼上那副“耕读传家” 的题匾挖掉了,换上一副“读耕传家”的题匾,把“耕”和“读”的位置做了调换。字是我爷爷亲笔写的,方方正正,骨架楞蹭,一笔不苟,真柳字体,再由我父亲一笔一划凿刻下来。我父亲初看时,还以为我爷爷笔下失误,问时,爷爷一拂袖子,瞪了爸爸一眼,没有回答。我父亲不敢再问,却明白了是有意调换而不属笔误,该当慢慢地去体味,低下头小心翼翼地凿刻起来。

更有一件蹊跷的事。我爷爷垂老之时,对我父亲兄弟三人做了严格分工,一人继承他坐学馆,体现“读”;二人做务庄稼,体现躬耕;世世代代,以法累推。这样的分工,兄弟三人还勉强接受得了,临到爷爷咽气时,又留下严格的家训,可以归纳为“三要三不要”的遗嘱。其训示曰:教书的只做学问,不要求官为宦;务农的要亲身躬耕,不要雇工代劳;只要保住现有家产不失,不要置地盖房买骡马。

兄弟三个瞪大眼睛,你瞅瞅我,我瞪瞪你,不知所措了。他们三个正当成年,早就想着齐心合力一展宏图,在杨徐村与杨龟年家争一争高低。近几年间,杨家兵强马壮,置田盖房,百业兴旺,已成为方圆十里八村新兴的富户。眼看着杨家小河涨水似的暴发起来,兄弟三人对父亲拘拘谨谨的治家方针早已多所不满,又不敢说,想不到老先生活着时限制他们的手脚,临走前还要把他们死死地捆绑在这点小家业上。老先生似乎早已揣摸算计到三个儿子的心数儿,怕自己走后儿孙们有恃无恐,干脆一句话说死:不遵从父训者,孽种也!不许给他上坟烧纸。兄弟三人只好委屈隐忍,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遵循老先生的遗训,耕田的亲身躬耕垄亩,坐馆的潜心静气研读圣贤诗书。村里人把我爷爷这种古怪的治家训戒编成顺口溜:“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当作笑话流传。

嗬呀!到得杨徐村一解放,杨龟年家耍枪杆子的老二死在解放军的枪口之下;当县官的老大囚在人民的监牢当中;家里的深宅大院,高骡子大马以及水地旱田全部分给杨徐村的贫雇农了。我至今也忘不了那个晚上的情景,我爸兄弟三个,捧着我爷的神匣,磕头作揖,又哭又笑,简直跟疯癫了一样。夜静以后,兄弟三个又跑到村后的祖坟里,爬在我爷的坟堆上,啃啊!扒啊!恨不得掘开坟墓,把留下“三要三不要”遗训的先知先觉的老祖宗的尸骨抱在怀里亲一百次!该怎样感激老祖宗——比诸葛孔明还要神明的老祖宗啊!亏得他早已看破红尘,留下严格的治家遗训,使得儿孙后辈免遭杨家的洪祸!我们家订为上中农成份,虽然不是工作组依靠的对象,却也不在被打击被孤立的剥削阶级的圈子里,这已经是万幸了!

我爷爷瞑目前五年,已经选定我父亲做他的接班人,去杨徐村的私塾坐馆执教。据说,老先生在长期的观察中,觉得我伯父功于心计,善于谋划,带一股商人的气数。二伯父脾气拗倔,合当是一介武夫。我父亲自幼聪灵智慧,既不像伯父那么诡,也不像二伯父那样倔,深得老先生钟爱器重,加之对我父亲的面相也满意(用我爷的话说,天庭饱满,眉高眼大,肤色滋润),于是就在他年过花甲之后,由我父亲坐上了私塾里那把黑色的令人敬慕的太师椅子。

我依稀记得,爷爷死后,父亲脱下了蓝色长袍,换上了一件藏青色布袍,一来表示给爷爷的亡灵守志守节服孝,二来标志着他已过而立之年,该当脱下青年时期的蓝色长袍了。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爷爷死后,父亲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那眉骨愈加隆起,像横亘在眼睛上方的一道高崖,眼神也散净了灵光宝气,纯粹变成一副冷峻威严的神气,在学堂里,他不苟言笑,在那张四方抽屉桌前,正襟危坐,腰部挺直,从早到晚,也不见疲倦,咳嗽一声,足以使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吓一大跳,来去学堂的路上,走过半截村巷,抬头挺胸,目不斜视,从不主动与任何人打招呼。别人和他搭话问候时,他只点一下头,脚不停步,就走过去了。回到家中,除了和两位伯父说话以外,与俩伯母和七八个侄儿侄女,从不搭话。除了两位伯父,没有不怯他的。父亲从学堂放学回来,一进街门,咳嗽一声,屋里院里,顿然变得鸦雀无声,侄儿侄女们停止了嘻闹,伯母和母亲烧锅拉风箱的声音也变得低匀了。我和堂兄堂弟们要是打仗吵架,一不小心,父亲站在当面时,无需动手动脚,他只用眼一瞅,我们就都不敢出声了。他倒是从来不动手打孩子,可也从来不对任何人表示哪怕是少许的亲昵,我似乎比堂哥堂弟们更怯着父亲。

我现在唯一能解释父亲这种性格变化的原因,是爷爷死后父亲在这个十五六口人的大家庭里的地位的变化。爷爷死时,意外地打破了长子主事的传统法则,把全部家事委于父亲来统领。据说爷爷怕伯父太诡而远伤乡邻近挫兄弟,怕二伯父脾气暴烈而招惹家祸,于是就由排行最末的父亲统领这个家庭。他要领导两个哥哥和两个嫂嫂,要处理三兄弟三姑狸以及九个侄儿侄女和亲生儿子的种种矛盾,要处理这个家庭与远远近近几十家新老亲戚的关系,要处理与杨徐村二百多户同姓和异姓的乡邻的关系,真是太复杂了!我当时尚不能体味父亲的种种难场,只觉得他的脸上,笑颜永远消失了。

尽管父亲在这个家庭里严以律己——母亲、姐姐、弟弟以及我,宽以待人——伯父、伯母以及堂兄堂妹,家庭里的磨擦总不会间断,只是没有公开闹到分家的程度。大伯本来对父亲统领家事就觉得有失面子,再加上三条遗嘱死死捆住了他的手足,终日憋气。他的大儿子已经长大,意慾送到西安去学生意,因为父亲坚持遗训而不能成行,有气无处发泄,就哄唆直杠子二伯发难。父亲一切都看得明白,只是隐忍,不予理睬二怕的恶火,大伯也就无法了。

这样下去,终非久远之计,父亲不能眼看着这个以礼仪之风在全村享有最高乡誉的家庭,在自己手中闹出分崩离析的结局,令杨徐村人耻笑。他断然决定,从学堂里告退回家,统领家事。他自己在学堂执教,一心难为二用,顾了学堂顾不了家,顾了家庭又怕贻误人家子弟的学业。更重要的是,在他一天三晌坐在学堂里的时候,家里和地里,给大伯留下了毫无顾忌地唆弄事非的太大的时空环境。这样,在我刚刚交上18岁的时候,父亲就把我推到他坐过的那把黑色的太师椅上了。 

还没有读完?>>点这里设置下次自动从这里继续阅读《蓝袍先生》 或者>>点这里把本页面地址加入到您的本地收藏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