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袍先生》

萌动的邪念

作者:陈忠实

无论如何,对杨马娃的一顿板子,彻底划开了我和同伴、同学之间的界线,那些心存侥幸企图开我的玩笑的人,那些想试试新上任的先生的脾气软硬的人,全都得出了自己应该得到的结论,学堂里的秩序按照父亲过去的模式继续下来了。

杨马娃退学了。挨打的当天后晌,他就没有再来上学,扛着撅头跟他爸上坡挖地去了,迅速地从村子各个角落反馈到我耳朵里的反应,却是绝对的一边倒。没有任何人同情杨马娃,听说连他爸也骂他不知深浅。执事杨步明当天下午跑到学校,给我撑腰:“打得好!念了几年书,连个礼性儿也不懂,没有一点规矩!不打的话,明日该翻天了!”他故意用大声说话,让那些坐在学堂里的娃娃都听见。不光执事杨步明,几乎所有送子入学的庄稼人,在我来去的街巷里,一律支持我动板子的举动。不过,我心里明白,不尊师长的越轨行动是不会有人同情的,所以并不觉得意外。

对杨马娃的退学,我也不觉得遗憾。按照我爷爷在这个学堂里开创的独特的教程(后来又经过了我父亲的补充),启蒙生从一二三四五开始识字,然后学《百家姓》,中年级学《七言杂志》,大约三年时间。附加的课程是珠算,先学加减,后学《九归》。三年时间里,那些穷庄稼汉的后代,学会了日常生活惯用的杂字,会打一手算盘,就走出学堂跟他们的父兄做庄稼去了,或者到西安某个铺店、作坊当相公(学徒)去了。留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富裕户的子弟,接着就开《论语》,步步深造。这一套教程,从爷爷创立,颇受庄稼人欢迎,可以说贫富皆宜,有普及也有提高,照顾了“面”又保证了“点”。杨马娃早该退学去做庄稼或当相公去了,只是生得矮小,父母疼其体力不支,就叫他在学堂多混几年……迟早是要走的。

两月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秩序正常,执事杨步明对我父亲几次夸赞:“栽培有方!”父亲自然很欣慰。我的自我感觉也甚好。我从村中走过去时,可以踏出缓急有致的脚步了,再不紧张了。我在教桌前端直坐一晌,看书或授课,不再觉得腰酸腿困了。人说,我活脱就是二十年前我爸的原样儿!连脾气也跟我爸一模一样了。

我也意识到我的脾性儿变了。我小时爱笑,妈说我长了一副笑面菩萨的脸儿,而且一笑脸颊上就有两个酒窝,我爸为我的爱笑没少训过我,说我长了一副没楞角的脸,尤其讨厌我脸上的那两个倒霉的酒窝……现在,我改掉爱笑的毛病了,酒窝自然也就极少出现了,我面对一伙性格各异的学生,没有威慑的力量是不行的,父亲说绝不能跟学生嘻嘻哈哈,笑了就失掉威势了。另一个不便说出口的原因,我自打媳妇一娶进门,就笑不出来了。

她是坐着轿子来的,在伴娘的搀扶下走进厢房,我一把揭开她的盖脸的红布,狂跳着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再也跳不起来了。我实在无法预料,父亲会给我娶回来这样一个媳妇。当然,父亲那种奇特的理论,我不敢顶撞,想想我现在在杨徐村的地位,想到徐家三代人在杨徐村所树立的威望,我觉得心里十分沉重,我不能给祖先丢脸,更不能耽于女色而使徐家的门楼上的“读耕”精神毁断于我手,这个女人的位置和比重一下子给划开了。

我从学堂放学回家,她就怯怯地招呼我:“先生,用饭。”她从来也不敢正眉正眼地看我的眼睛。当我发觉她在注视我的时候,我一回头,她立即把眼光避开了。她不会撤娇,只会烧火、洗锅、刷碗、缝衣、做鞋。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大约是怕说得不合适,我见了她就没有话说了,所以小厢房里总是静悄悄的。

配偶的不甚称心和夫妻感情的不甚融洽,为新承担的教书工作的热情和兴味所冲淡,我觉得十分喜欢教学。这一方面的如愿与另一方面的不如愿掺和着,我就这么过,也没有感觉到活不下去,生活虽显得古板,却也平静。

我的平静的心境突然被打破了!

这天放学时,天下着雨,大雨点子在院子的积水上打出一片白花花的水泡。大学生们不顾雨大路滑,缩着脖子跑出学堂去了,院子里响起一阵杂乱的噗哧噗哧的脚步声,只有几个小娃娃躲在门口的房檐下,不敢出去。我站起来,舒展一下腰身,走到房檐下,劝那几个小娃娃再等一会,雨住了再走。这时候,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走进学堂院子来了,撑起的红纸雨伞遮住了她的头脸。我却早已认出,这是杨龟年的二儿媳妇。我返身走回学堂,在椅子上坐下。

这个女人走到学堂门口,她的儿子已经扑到她的膝前,抱住了她的腰。她一面摸着孩子的头,笑容可掬地说:“把这把伞给你先生送去,你跟娘打一把伞行了。”

我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推辞,要她和孩子一人打一把伞,我到雨住了再走。她的儿子把伞放到桌子上,跳出门,她牵着他的手,转身走了,在院子的泥水里,小心地挑选可以下脚的地方,走出院子去了。剩下的三五个小娃娃,大约估计到他们的父母不会送洋伞或草帽来,就冒雨跑了。

学堂里静下来,剩我一个人,看着桌子上那把红色油漆纸伞。我拿起伞掂掂,却嗅到一股淡淡的香味,那是脂粉一类东西的诱人的气息。我坐在椅子上,眼前浮现着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如果不是这样近距离地看见她的眼睛,我真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好看的眼睛。她穿一件紫红旗袍,披着卷发,细皮嫩肉,不过二十四五岁,旗袍紧紧包裹着丰腴的胸脯和臀部。我突然奇怪地想,如果我有这样好看的一个女人,难道真的就会荒废学业了?

雨小了,漾漾的雨雾从浓密的树梢笼罩下来,院子里昏暗了。我最后看了那把红伞一眼,终于没有用它,锁上门,走回家去。

大约过了十天,或者半月,她牵着孩子的手走进学堂来了。站在我的教桌前,斥说儿子想逃学,她把他亲手牵来了。我让她的儿子归坐。她却不走,从腰间摸出一块纸,摊开在我眼前的桌子上,问:“徐先生,这个字怎样念?”

我一抬头,发觉她并没有瞅字,而是瞅着我的眼睛,那眼里有一种令人动心的神色。我忙回答了那个字的读音,就把脸避开了。她笑笑,说声“劳驾”就走出门去了。

从这以后,每当我从杨龟年家门楼前走过的时候,就忍不住扭头瞥一眼那深宅大院了。往昔里,我和父亲一样,是不屑于瞅一眼这角亭式的阔绰的门楼的。瞥一眼,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到。这一天,终于在门口撞见她了。我向她点一下头,就走过去了,她却又叫了一声:“徐先生——”我停住脚,转过身。

“孩子肚子疼,后晌不能上学了。”

“那好。让娃儿在家养息。”

“缺下课……”

“娃儿病好了,我给补。”

“真麻烦你了!”

“不客气。”

我回到家中,那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在我眼前忽闪飘浮;我在学堂,那两只眼睛又在字行间闪眨……

这天晚上,我回到家,看见父亲脸色不悦,从地里犁地回来,把犁杖重重地磕摔在台阶上。他回到家中,已经和大伯二伯一样亲身躬耕了。是累得心生烦躁了吗?

直到夜深人静,大伯二伯和堂兄弟们都睡定了,父亲终于把我叫进上房里屋,关了门,压住声儿,严厉得怕人:“你和那个臭婊子有啥好说的?嗯?”

我像当头挨了一砖,眼前都黑了,说:“她给孩子请假……”

“我不要你回话!”父亲站起来,可怕的鹰一般的眼睛,“我只想给你说一句,那个婊子再找你搭话,你甭理识!那是妖精,鬼魅!你自己该自重些!”

我低下头,简直无地自容,好像我已经和那个女人真有过什么苟且之事,其实不过就是说了二三次话,都是说的关于她的孩子念书的事,每一次也都是那么简单的几句。我想分辩,解释,不光是父亲盛怒之下,难于容纳,而是我自己感到有口难张,羞于启齿了。

“走吧!”父亲负气地一摆手。

我不知是怎样从父亲住的上房里屋回到自己的厢房的。躺下之后,怎么也睡不着,心里烧躁憋闷,脑袋嗡嗡响。

这个女人,是杨龟年的二儿子在河南娶下的小老婆,因为战事吃紧,送回老家来了。杨龟年压根儿不知道儿子在外已经娶下小婆娘,气得吹胡子瞪眼,无奈那女人引着一个可爱的小孙孙,毕竟是杨家的后代,才收容下来,心里却见不得这个操着异乡口音的女人。那个经明媒正娶的大婆娘对于这个妹妹,更是恨入牙根了。这个女人在杨家,没有援助也没有同情,活得没滋没味儿,村里人说她夜夜都偷着哭哩!村里人不明底细,纷纷传说,杨龟年的二儿子从河南送回来的洋婆娘,是抢霸的一位良家女子;有的却说得截然相反,说她原本是开封府里一家妓院的窑姐儿……云云。

无论父亲的态度怎样生硬,叫人难以忍受,但冷静之后,我就不能不暗暗慑服父亲那洞察细微的眼睛,我虽然没有和那个洋婆娘有任何拉拉扯扯的事,可从心里反省,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确实弄得我有点神不守舍。如果不是父亲警告,长此下去,即使不会发展到做出什么有损门风的丑事,也极其危险,任何一点半句风言浪语都可能毁了我,毁了父亲,毁了徐家几代人守节持仪所建树起来的家风……父亲直接砸向我脑门的这一砖头是狠的,也是及时的。

我的心在收缩,被那个洋女人搅起的一缕纷乱的云霓,消散了。我再也不理睬那个被父亲骂作妖精鬼魅的女人,甚至连村中一切年龄尚轻的女人也都一概不予搭理。我不能让桃色亵渎徐家贞节的门楼……

杨徐村解放了,人民政府给杨徐村派来三位先生,真是令我大开眼界。他们穿四个兜的短褂,戴着八角制帽,废止了我的教程,给学生发下西北军政委员会编的课本,设语文和算术课,另开音乐、体育和图画,其中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教孩子唱歌,张着嘴唱呀唱,令我目瞪口呆。

我自动辞职了。没有办法,我不会算术,连那些阿拉伯字也没见过;语文科的新课本,虽然是浅显通俗的白话文,我却教不了。我离开了那个祖孙三代执教的学堂,让位给那三位新派来的新先生了,跟父亲去种地。我的蓝袍脱下来了,做务庄稼穿它太不方便罗!

半年后,一天后晌,我和父亲在村西的官道边的田地里翻耕靠茬地,乡政府的通讯员送来一张通知,要我到城南的师范学校去进修。去不去?敢去不敢去?该去不该去?我拿不定主意,不知该怎么办。父亲也拿不定主意,自从那三位新先生进入杨徐村,父亲不只一次地讥诮说:“蹦蹦跳跳,行走唱唱喝喝,男女不分,见谁都想搭话,啥好先生的样子!”现在他明白,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先生肯定都是那个样子,我将来也可能就是那个样子,他拿不定主意了。为此事,他专门走访了一回县教育科,回来后就拍了板:去!

临行的前一晚,我坐在父母住的上房里屋里,悉心听取父亲的临行教诲,怎样和先生说话,该当如何与同窗相处,远离家乡,一切都需自己检点。母亲又接着叮嘱生活上的琐屑事,忌食生冷食物,加减衣服要注意。我的那位媳妇呆呆地站在一旁,惶惶不安的样子,一直没有插嘴,这时问了一句:“我该给先生准备哪件衣服出门?”

我一愣。这是一个暂时被父母连同我自己都忽略了的事,该穿短褂呢?还是长袍?我想了想,没有主意。看看母亲,母亲又瞅瞅父亲,看来也是不知该穿哪样才合适。父亲正在桌上磨墨,沉思一下,抬起头来,对我说:“穿蓝袍。”

我有点疑惑:“爸,我看咱村来的那三个新先生,都没穿长袍。解放了,不兴穿长袍了。”

“解放了,没听说不准穿袍子!”父亲讥诮地说,“你看那三位洋先生,穿个短褂儿,又那么短!前裆后臀无遮无盖,有失大雅。为人师表,成何体统!”

结论定局了,穿蓝色长袍,我的媳妇就退出去,准备我明日的行装去了。

父亲已经磨好墨,拔开毛笔帽儿,在砚台盖儿上再三的顺着毛笔尖,然后猛然悬起手腕,在一张硬纸上写下两字:慎独。等得墨迹干涸,交到我手上,严厉而又含蕴不露地瞅着我。我双手接住那父亲题示的嘱咐,夹在那只折迭小皮夹里,装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表示一定要在远离父亲的陌生的环境里,一切都谨慎行事,尤其是独自一人,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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