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袍先生》

新浪潮拍击下的老农民

作者:陈忠实

积雪覆盖着原野,乡村间的大路上。午间融雪时踩踏得稀烂的泥巴,夜间又冻结成硬块了,路面坑坑洼洼,绊绊磕磕。道路朝南,沿着漫坡而上的原野延伸,在雪地上像一条随意丢下的皮绳,曲曲弯弯。

我们三人——班长刘建国、班主任王老师和我——一行,冒着渭河平原数九隆冬的清晨时分凛冽的寒风,正沿着这条乡村大路朝南走,要赶到一个叫田家寨的村子去,找田芳的父亲田茂荣老汉。我们将交给他四百块钱,由他再交给把田芳许订给的那一方的家长,偿还他接受过的彩礼或者说聘金,从经济上彻底割断捆绑着田芳的绳索,这是怎样一件令人鼓舞的壮举!

四百块钱装在我的书包里,沉甸甸地挂在我的肩上,那无异于几百颗腾腾跳跃着的心,我怎能不感到沉重呢!

新年晚会上,我们的《白毛女》歌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田芳的名字消匿了,那些认识或不认识她的外班的同学,那些教她或根本没有教过她的老师,见面都亲切地叫她白毛女了,我们班的同学更不用说了。戏剧里的白毛女已经获得了新的生活的权利,获得了幸福自由的爱情,现实生活中的白毛女——田芳,笼罩在心灵上的封建的乌云还没有消散。

虽然发生过轰动小镇的抢劫田芳的事件,她的父亲仍不改口,绝不许她毁弃三媒六证确定过的与大张村的婚约。对她压力最大的不是她的父亲,她说她将永不回家,甚至断绝父女关系,也决不回到“黑咕咚咚的万丈深的枯井”里去了。对她压力最大的是八石麦子,她的父亲把她许订给大张村所接受下的聘礼,早已被全家老少吃掉了,变成粪土,施到田地里去了。八石麦子,一石十斗,一斗三十五市斤,整整两千八百斤,折合人民币三百多块钱哪!

一场募捐活动在师范学校掀起来了!

想起这场募捐活动的前前后后,我至今仍然激动不已。起初,只是我们篮球队几个同学的举动,想不到竟然扩大到整个学校里去了。那天与县武装部的篮球赛结束以后,我和队长何长海回校的路上,闲扯着已经过去的田芳被抢劫的事。我说,我要是有三四百块钱,我就愿意拿出来,解除她心上的债务。何长海说,咱们球队凑一凑,能不能凑够呢?十来个篮球队员在一块凑来凑去,不过几十块钱,远远不够。回到学校后,消息传给班里的男女同学,大家纷纷向我捐款。紧接着,外班的同学也赶到我的宿舍、我的教室里来捐款,甚至有十几位老师也捐了……啊呀!短短的三四天内,我的书包里装进了五百多块钱,超过需要的数目了。我和班主任王老师商量之后,决定把多余的一百多块钱退回那些捐数最高的老师和学生,留下四百元足够了。

“为了砸断封建锁链!我捐三块……”

“再不能容忍我们的姐妹作封建婚姻的牺牲品!我捐一块……”

“为了解放,为了自由!我捐……”

那一张张男生和女生的脸在我眼前迭印,那一声声慷慨激昂的话在我耳畔响着,永生难忘!大伙不仅是同情田芳的遭遇,而是一种共同的时代要求,刚刚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强烈的反封建的意识是共同的要求,这些师范学校的学生,尤其是速成班的学生,来自社会底层,不单是仇恨地主资本家,尤其仇恨封建的婚姻,好多人与田芳有类似的遭遇,离婚和解除婚约,在师范学校不仅不会被人耻笑,而会得到普遍的支持和同情。

“你离婚了?”

“离了!”

“完全弄零干了?”

“零干了。你呢?”

“我刚提出来,正离哩!”

“赶紧离了!重新自由去……”

这是公开的交谈,不会令人议论……田芳这样的引人注目的白毛女,得到热烈的募捐就是不奇怪的事了。

我按按书包,四百块人民币正在手心,我的心止不住一阵发热,隆冬原野上清晨凛冽的寒风也不那么厉害了。

我们三人走进田家寨,几经打问,终于找到田芳家的门口。

两间厦屋,连个围墙也没有,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家十分贫苦的农民。我们三人站在厦屋门口,一个女人走出来,大约四十出头,一眼就可以断定是田芳的母亲,脸形太相像了,她一看见这三个穿戴不同于庄稼人的陌生人,先愣怔了一会儿,有点惊恐地问:“寻谁?”

王老师说明了我们的身份,田芳母亲脸上的惊恐立时消失了,却更加慌,把我们让进屋,却无法使我们坐下来。炕上的一张破烂的被子下,围坐着四个娃子和女子,地上竟然没有一个可供人坐下的凳子。她擦擦手,闪身出了门,再进门的时候,端着一条长凳,大约是从邻家借来的。不管怎样,我们三人挨排儿在长凳上挤着坐下了。

她张罗着倒水,取烟,取来了一只装着烟未的木盒子,却找不到烟袋。王老师点燃自己的纸烟卷,劝她再甭麻烦了。她在灶锅下的木墩上坐下,却不知该说什么好。没有经见过世面,也没有和公家的干部打过交道的农家妇女,常常都是这个样子。王老师尽管很和气,问她家里的状况,她头不抬,烧着火,简短地答上一句,半天又没话了。田芳的父亲拾粪去了,她告诉我们,随之就指使坐在炕上的儿子去找。

老汉回来了,头上裹着一条黑布帕子,鼻子冻得红红的,一进门,大声说:“三位先生来了!抽烟——”把那个短杆旱烟袋依次让给我们三人,随之在门槛上坐下来。

“三位有何贵干?”他仰头问。

王老师和他谈起田芳的婚事,给他解释新社会婚姻自由的道理。老汉低着头,抽着烟,做出一种耐心听着的姿态。一当王老师停住口,他仰起脸,做出深明大义的神气,说:“新社会好,咱农民拥护共产党。儿女的婚嫁之事,应该由家里管,政府和学校管这些事做啥?”

王老师又耐心给他解释学校应该管的原因。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田芳的父亲说,“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比我懂得多,我跟人家说下一句话,三媒六证,邻里皆知,而今一水冲了,我在田家寨还算不算人?”

我心里暗暗吃惊。这个老农民,一身黑色家织粗布棉袄棉裤,补丁摞着补丁,肘头露出变成黑色的棉花絮子,一脸皱折,鼻尖上吊着清凌凌的水一样的鼻涕滴子,捉着烟袋的手指像树皮一样裂开着口子,嘴里却吐出一串一串半生不熟的词句。我早已从田芳口里得知,她的父亲是个一字不识的粗笨庄稼汉。一个大字不识的粗笨庄稼汉子,谈起话来,却要讲信义,夹杂些半通不通的古文词。如果是我的父亲这样讲话,也不足怪,而田芳的父亲却叫我奇怪了。

王老师索性问起八石麦子的事。

“有这事。”田芳的父亲一口应承,“家家的女子都卖钱,家家的儿子订媳妇都花钱。我吃了人家的麦子,我不昧良心……”

王老师又讲道理,说那根本不是昧良心的事。我也就一手掏出四百元钱来:“这是我们同学和老师的一点心意,目的只有一个,让田芳能安心读书,再甭逼她上轿了……”

老汉瞪大眼睛,瞅着我递到他眼前的一厚扎票子,愣住了。他显然没有料到我们的这个举动。愣了半天,忽然醒悟了似的,猛地伸出双手,把我的手推开,并且站了起来:“这不能,这不能呀!”

“我们是为了田芳的前途……”我说。

“为了啥也不能失信!”老汉说。

“你要是不收,我们就——”王老师看看说服不下,就使出我们路上商量好的最后的一着,“交给乡政府,由乡政府交给大张村那家人。当然,这样一来,媒人和你难免就不好看了。你知道,上次抢人,县上扣了大张村三个人,刚刚释放……”

“唉呀!”田芳的父亲颓然坐在门槛上,双手抱住头叹息。

王老师示意我把钱放下,我瞅瞅那张破烂的用麻绳扭着腿儿的小桌子,上面摆着盆盆罐罐,把钱放下了。

“我们走了。”王老师站起来说。

田芳的父亲抬起头,看见桌子上的那一摞钱,没有推辞,脸上露出愧疚不堪的神色,张开双手,挡住门:“说啥也不能走……不吃饭了,再坐坐……”

我们又坐下了。

“唉,三位同事……”他摆摆头,一脸诚恳的又是慌愧的神色,“解放了,已往的礼性全部不合时了吗?”

王老师笑了:“也不是这么说。你,一个贫农,翻身了,扎实种你的地,把日子往好里过,顾那么多臭礼性做啥?”

“解放了好!确实好!不拉兵了,不抽税了,官人不欺百姓了,确实好!可这新社会——”田芳的父亲现在显出一个老庄稼的天真来,说,“全都没大没小了么?男女不分了么?不顾脸面了么?”

王老师哈哈笑着,摇摇头。

“你看——”老汉举出例证来,“俺田家寨,有五个姓氏,田姓是主,其余是后来添进来的。人说,‘歪胡家,捣秦家,恶鬼出在刘、李家,仁义礼智大田家’,而今,田家人也不讲礼义了!你看看,那些男男女女,这个离婚呀,那个自由呀!闹得全都乱了套……当然,咱连咱的女子也没管得住!”

“你为啥要管人家哩?”王老师笑着问,“人家年青人,听啥不听啥,自己有主意了!你拿那些老封建思想管人家,肯定管不住!”

田芳的父亲叹息:“咱们人老几辈儿没跟人胡说白道过,穷是穷,可没做下让人指脊背的事……”

“你把我压迫了一辈子!”田芳的母亲说,“而今孩子压不住了……才好!”

“你——”田芳的父亲红了脸,“我看我活不成了!”

“穷得叮当响,臭礼性倒多!”女人更加壮起胆子,“土改时,工作组分给咱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他呢?晚上悄悄给人家送回去,让民兵抓住了,审了半夜,说他跟财主有勾搭,他只说……我不能白受不义之财……你们三位听听,这就是他的礼性!”

告别了田芳的父母,我们三人重新返回来。太阳升起在冬日灰蓝的天际,寒气消散了,道路上开始松冻,泥泞布满乡间大道。我们三人回味着刚才和田芳父亲的有趣的谈话,说着笑着,走到漫坡顶上。

眼前是渭河平原的壮丽的原野,坦坦荡荡,一望无际,一座座古代帝王、谋士、武将的大大小小的墓塚,散布在田地里,蒙着一层雪,他们长眠在地下宫殿里,少说也有千余年了,而他们创造的封建礼教却与他们宫廷里的污物一起排到宫墙外边来,渗进田地,渗进他的臣民的血液,一代一代传留下来,就造成了如我的父亲和田芳的父亲这样的礼义之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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