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袍先生》

归来已觉不是家

作者:陈忠实

接到父亲一封信,我才记起,离开家庭已经四五个月了,父亲关心我的学业,我的身体,问我是否恪守着“慎独”的嘱咐。父亲的很合规范的文言体书信,功夫独到的小草墨迹,把一个遥远的记忆勾回到我的心里来了。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陈旧。

班级之间的篮球比赛正在进行,我继续履行我的衣服架子的职责,父亲的信装在口袋里,赛场上激烈的竞争牵动着我的神经。有人在拉我的胳膊,我一回头,是田芳。什么事,等不到球赛结束吗?我实在不能从这紧要关头走开。她却拉着我的袖子,硬把我从人窝里拽出来。

“告诉你一件事。”她说,“县宣传部来人通知学校,让我们的《白毛女》歌剧下乡宣传演出。”

“真的吗?”我忙问。

“真的。”田芳说,“王老师刚才告诉我,让我叫你去,商量一下。”

“什么时候演出呢?”我问。

“寒假里。”田芳说,“马上要放假了。”

我和田芳找到王老师的房子,完全证实了这件事。这无疑是一件光荣的任务,王老师也很高兴,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什么困难也没有,只是应该回一趟家,放假后就没有时间了,王老师批给我两天假,让我考试前赶回学校,下周就要期终考试了。

“你这次回去,你爸可能要认不出你了。”王老师笑着说,“你把老先生能吓一跳!”

田芳瞅着我,抿着嘴笑。我也笑了。

从王老师房子出来,我又朝操场走去,仍然惦记着速成二班的最后的胜输。田芳狠狠拽了我一把:“那么球迷呀!我还有事儿跟你说。”

我只好站住。

“你把募捐时记下的花名单给我。”她说。

“要那做啥?”我问。

“有用。”

“干啥用?”

“你别管。”

“你不说清楚,我不给你。”

她无奈了,只好说:“我要保存下来。待我毕业以后,有了工资收入,我要加倍给每一个募捐的同学偿还!”

“噢!这样——”我说,“这样……不好。”

“为什么不好?”田芳说,“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很不安呀!”

“那样……起码在我,就伤心了!”我说。

“你伤什么心呢?”她问。

“我们募捐,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封建婚姻的反抗。”我说,“那些外班的同学,有的根本和你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你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为啥自动捐款呢?你想想……”

“我明白。”她说,“即使这样,我也应该偿还。同学们的心意我明白……”

“当然,怎么处理这件事,由你决定。”我说,“不过,你千万别给我……偿还什么钱!”

“那……好吧!”她沉吟说,“你把那个名单给我,我要保存,比什么东西都珍贵了!”

“这倒好!”我说,“我抄出一份给你,我也保存一份。过多少年,看见这名单的时候,心里会是怎样呢?啊……这是几百颗心呀!”

“你说得多好!”田芳眼里浮出动人的泪光,声音低低的,抖颤着说,“比金子还贵重的心呀!”

从学校吃罢早饭就动身,回到东源上的我的老家杨徐村的时候,暮云四合了。冬日天短,又是步行,八九十里路走回来,整整用了一天时光。我的心情很好,离家几近半年,家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我站在门口,门楼兀立在寒冷的暮色里,那令整个家族引以为自豪的“读耕传家”的门匾题字,有点孤寂,也有点过时黄历的冷漠,我走进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和我的媳妇住的那间厢房,传出牛粪和牛尿的混合气息,我一探头,就看见一头黄牛正在槽头嚼草舔料。走进上房,父母住的房子从中间隔开了,分成两间住屋了。父亲正在小小的南间屋的火炕上坐着,抽着烟,母亲在炕的另一头坐着。天气寒冷,人都坐在炕上了。

昏黄的煤油灯焰下,父亲伸着脑袋,辨认着我。我叫了他一声。他惊喜地从炕上下来,坐在椅子上,就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母亲也溜下炕来,走出门去,从门外领着我的媳妇进来了。

“先生,你擦擦脸。”她把洗脸水放到我面前。

她还叫我先生,这是结婚以后她对我的称呼,而今我不是先生,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了,她还那么叫,听来已经恍若隔世了。

“先生,你想用啥饭?”她在身后问。

“随便做点吃的。”我说,听见她又在问母亲,究竟该做什么饭。我的答复反倒使她为难了。母亲总算点出清汤细面的食谱,她轻轻走出屋子去了。我心里清楚,她的言语和行为举措,全是结婚后到我家里养成的。请人洗脸叫“擦脸”,洗手叫“净手”,吃饭也说成“用饭”,全是我父亲的家规。这些我过去司空见惯的东西,现在听来倒有一种好笑的味道了。

父亲在灯下伸着脖子,瞅着我的衣服,我这才想到,我从家里走出去时,穿的是一件蓝袍,小包袱里装着一件备换的蓝袍,头上戴的是礼帽。父亲现在是第一眼看见我穿着的列宁服和头上的八角帽子,就那么狠看。

“你把蓝袍换了?”父亲问。

“换了。”我心里有点忐忑,父亲会生气吗?“我是用蓝袍……改的这身衣服。”

“改了好!嗯,改了好!”父亲笑着点头说,“而今先生不兴穿袍子了。”

我的心里高兴了,父亲也在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我坐在炕边上,和父亲聊起家常。

在我离家的半年里,家庭分化瓦解了。父亲很伤心,说人心不古了,民风不朴了,连我的两位伯父也在家庭内部捣他的鬼。土改时,兄弟三人感激涕零地抱着我爷爷的神匣儿哭笑一场之后,看看再无什么风险,政府一股劲鼓励庄稼人发展生产,二位伯父把爷爷死时留下的遗嘱统忘记了,要买牛,要置地,要增盖房屋,再不听父亲的指挥了,把爷爷确立的我父亲的主事位置不当一回事了。争论时有发生,矛盾难以掩盖,终于分化瓦解了。

“鼠目寸光!”父亲简单地给我叙述完这种变故,不屑地说,“你大伯、二伯,全是鼠目寸光!”

我一时弄不清家庭里的谁是谁非,不好掺言,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既然过不下去,各家过各家的日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管怎样,你该去给大伯、二伯问安。”父亲说,“家里分家归家里,你在外边读书,全当过去在一起过那个样子,该走的路要走到,该行的礼要行全,不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我点点头,就去看大伯。

大伯住在上房东边里屋,正在吃晚饭,放下筷子,忙让我坐。一句关于家庭矛盾的话也不提,只是夸赞我出息了,完全像个新社会的干部的模样了。

“这新社会真是好!”大伯说,“国民党的官人一进村,吓得百姓鸡飞狗跳墙,躲的躲了,跑的跑了,跑得丢了鞋子也不敢拾!而今共产党的干部一进村,老百姓一呼啦就围上了,胡拉乱偏,到饭时争着往屋里拉……我的天,那天正在碾子上说闲话,老杨同志顺手从我嘴里拔下烟袋,塞到嘴里就抽!你看看而今的公家干部多亲……”

我也很感动。解放初期,受惯了国民党官匪欺压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最敏感,谈论也最多,我虽已不惊奇,却仍然很感动。

“好好念书,日后好好干工作。”伯父说,“你能在外边干事,咱徐家人都光彩!”

我告别大伯父,又走进二伯父的屋门。

二伯父正在给牲口拌草,扔下搅草棍子,把我引到他住的厢房里:“屋里地方窄,没处坐,你坐炕边上。”

“你走时咱是一家,回来变成三家了。”二伯父笑着。这样毫不掩饰地说出分家的现实,反倒使我觉得实在。他笑着说,“天下水朝东流,弟兄们再好难到头。我看呢,分了也好,免得好多麻烦。谁有啥本事谁就成自家的精去!”

我与二伯的想法很接近,就笑着赞同他。

“二伯一辈子说话不会拐弯。”二伯直着脖子说,“你爸过去管家还管得住。而今管不住了,咋哩?新社会了嘛!他在家里想当家作主哩,人家公家干部大讲大唱男女平等哩!所以,过去你爸在屋里说话,没人不服,而今就不服了!惹得他自己也是一肚子气……我说分了好!”

“分了好!”我附合二伯说,“我爸那些管家的规矩,肯定行不通了,越往后越行不通。”

“对!大侄子,你跟二伯看了一步棋。”二伯说,“比方说,政府派干部到咱村,成天宣传说,要发展生产哩!你爸还是按照你爷爷在世时的主意,‘房要小,地要少,养头老牛慢慢搞。’不合党的政策嘛!我也不满意。这不,刚一分家,我就买下一头好母牛,一年生一头牛犊,就是半个家当……”

二伯是个耿直的庄稼汉子,我一向很喜欢他,对他坦诚的说话也特别觉得实在。

“做梦也想不到的太平年月!”二伯父说,“不拉兵,不收税捐,一年交屁大一点公粮,庄稼人做梦也没敢想的好世道呀!大侄子,二伯说句结实话,而今谁再过不好日月,不光得不到邻里同情,反是要被人耻笑!咋哩?肯定是懒家伙!”

我被他的憨气逗笑了,弟弟过来叫我吃饭。

我回到父亲住的上房里屋,坐下吃饭、一碗清汤细面,十分可口,吃罢饭,我向父亲汇报了师范学校的学习情况。父亲也不显出惊奇,他大约对新社会的诸多变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淡淡地说:“人家新学堂那样教,你就那样学吧!反正,不管新学堂老学堂,总而言之一句话,还是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也!’当学生,求学问,还是要记住‘业精干勤荒于嬉,形成于思毁于随。’这话,新学堂不至于反对吧?”

“学校里提倡努力学习,老师抓得很紧。”我说,“我们的学习还是很紧张的。”

“紧张了好。”父亲说,“要成学问,不刻苦不行。”

我问他分家后,忙得过来忙不过来。

“屋里的事都有我撑着,你弟也行了。”父亲说,“你专心念你的书。记住,要处处留心,别胡乱张狂!”

我的心一震。我在学校的生活状况,父亲显然还不了解,还在给我打预防针。

“村子里有些人好张狂!”父亲鄙夷地说,“一个大字不识,满世界跑来跑去开会!有几个年青女人,黑天半夜跑着开会,张狂得要上天了!前日听说,那个杨发奎入党了!那么一个二杆子货,共产党居然看中那号人……”

我的心里潜入一股冷气。父亲看不惯的人和想不通的事,我却在师范学校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于那些满世界跑着去开会的男人和女人的非难,令我反感,我听不顺他对这些人的讥刺。就劝他说:“农民刚刚翻了身,高兴……你可是别给人家泼冷水,别说风凉话儿……”

“我说他干什么?”父亲不屑地说,“我只看着这些人张狂,啥也不说!你——”父亲瞅着我,“在学校里,要慎行慎言!我看到村里这些人的疯张劲儿,才提示你……甭张狂!”

我低头喝水,避开了父亲的逼人的眼光。

“我给你写的那张‘慎独’的字,还记着没?”

“记着。”

“你去歇息。”父亲说。

我走向自己的住屋。原来的厢房变成牛圈了,我的住屋迁到和父亲一墙之隔的上房西屋的北间。

“先生,你喝茶。”我的媳妇说。

“我自己倒。”我说。

“先生,你洗脚。”

“我自己一会儿再洗。”

我坐下,还是接住她倒下的茶水。她坐在炕边上,又捞起鞋底儿,并不看我。我坐在椅子上,一时也没说话。我忽然想抽一支烟,尽管我从来没有尝过烟味儿,现在却很想抽一支烟。我对她说:“你以后不要叫我先生了。”

“那……”她抬起头,旋又低下,“叫什么呢?”

“叫我名字。”我说。

“那像啥话?”她慌然说。

“早就不兴叫先生了!”我说。

“我在屋里叫。”她说。

我不再坚持了,她对我的过分尊敬,甚至带着根深蒂固的畏怯,使我很难受。她自愧貌丑,又没有文化,那种卑怯的眼光使我浑身都不自在。我忽然想到田芳,那手按琴键给我一句一句纠正唱音的姿态,那在师范学校礼堂里唱《翻身歌》的动人情景……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像一道电光闪耀了一下,匆忽消失了,我自己也被震住了:如果我提出和她离婚,她会怎么样?我的父亲会怎么样?这个家庭会怎么样呢?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而且心情是那样急切,渴求立即回到那个温暖的集体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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