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

第17节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包娣小姐在电视上重播的晚弥撒于11时结束后就寝。她曾几次邀请我晚饭后和她一起坐坐,看看电视,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能找到合适的理由婉言推辞。

我坐在室外的楼梯上,等她屋里的灯光熄灭。我可以看见她的侧影在室内移动,检查门锁,放下窗帘。

我猜想,年迈的老人会逐渐适应孤独的生活,尽管谁也不会希望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形单影只地度过最后的岁月。在她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相信她展望未来时,一定是满怀信心地以为,自己将会在孙辈们的簇拥下欢度晚年。她的两个儿子将会住在附近,每天回来看看妈妈,给她带来鲜花、甜饼干和礼物。包娣小姐没有想到会在一座老房子里,怀着对往昔的模糊的记忆,孤孤单单地走向人生的尽头。

她很少谈论自己的儿孙。屋里虽然放着几张照片,但从式样可以看出,它们都是若干年以前的产品。我在这里已住了几个星期,却没发现她和儿孙们有过任何接触。

我晚上没有陪她坐坐,我感到很内疚,但我有我的道理。她喜欢一个接一个地看那些愚蠢的情景喜剧,而我对这种东西却最受不了。再说,我需要复习,为资格考试作准备。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包娣小姐一直在相当强烈地暗示:房子需要粉刷;等到把覆盖土料撒完,她将开始下一个工程。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得离她远一点。

今天,我给亚特兰大的一位律师寄了一封信,信末用j.利曼·斯通律师帮办的头衔签了我的名,就包娣小姐最后一任丈夫安东尼·l.莫丁的产业提了几个问题。我在慢慢地向前走,尽管运气不太佳。

她卧室的灯光熄灭了,我轻手轻脚地走下摇摇晃晃的楼梯,赤脚穿过潮湿的草坪,走到挂在两颗小树之间的帆布吊床上。吊床的帆布已经脱线,不是十分安全,但前天晚上我躺在上面摇晃了一个小时,并未发生危险。躺在吊床上,透过树丛,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圆圆的明月。我轻轻地摇着。今夜真温暖。

今天在医院亲身经历了范·兰德尔事件之后,我心里一直很不安。将近3年前初进法学院时,我有着崇高的理想,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用我的律师执照,使社会有所改善;而制约我将从事的那个光荣职业的道德准则,我以为所有律师都会努力遵守。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梦想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里工作,在这个环境里到处都是聪明绝顶的能干人,而且他们都能坚持高尚的道德标准。我想努力工作,发展我的事业,不是靠花言巧语的广告而是靠名誉来吸引客户。在我的本领提高和财富增加以后,我将能够承办一些别人不愿承办的案子,接受一些别人不愿接受的委托人,而不必考虑律师费的多寡。对刚进法学院的学生来说,这些梦想并不特别。

我们学习和讨论职业道德,不知化了多少个小时,这对法学院的名声自然大有裨益。由于特别强调这一课程,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一行业对于执行一套严格的道德准则非常热衷。而现在,所见所闻却让我沮丧。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一个又一个真正的律师,用飞镖击穿了我的氢气球。为了一个月1000美元,我让自己成为医院自助餐厅里的偷猎者。堕落到了如此地步,令我悲伤恶心;堕落速度如此之快,令我胆战心惊。

我念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名叫克莱格·巴尔托。我们在同一寝室中住了2年。去年我还参加了他的婚礼。刚进大学时,他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毕业后教高中历史。他很聪明,大学的课程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我们对这个问题曾讨论过很久。我觉得他说想去教书,是在欺骗自己;我拿自己未来的职业与他的比较时,他常常会生气。我追求的是赚大钱,并且获得高档次的成功;他追求的却是课堂,但当了教师,那些影响工资的因素他自己就无法控制。

克莱格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娶了一位教师,目前在教九年级历史和社会研究课程。她已怀孕,在幼儿园里当老师。他们在乡下有座漂亮的房子,占地几英亩,里面还有个小花园。在我认识的人中,他俩是最幸福的一对。两个人一年的收入大概有5万。

但克莱格对钱并不在乎。他在干的正是他一直想干的事,而我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些什么。他的工作意义巨大,他在浇灌学生的心田,他可以预见自己的劳动成果。可我呢,明天去办公室上班时,却不得不希望通过设置圈套或使用欺骗的手法,能逮住某个正在不幸的泥潭中打滚而又轻信别人的客户。要是律师挣的工资和学校教师一样,10家法学院马上就会有9家立即关门。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在改变以前,至少还有两个灾难,可能会落到我的头上。首先,可能会因为莱克事务所那场大火而将我逮捕;即使不逮捕,也会使我处于窘境。其次,我可能会在律师资格考试上翻船。

想到这两个可能发生的灾难,我不禁全身抖动,在吊床上一直抖到凌晨。

布鲁索一早就到了办公室,眼睛红红的,余醉未醒,但穿著名贵的全毛西服和浆得笔挺的全棉白衬衫,打着高价真丝领带,一身打扮十分醒目。头上那几绺蓬松的鬃毛,今晨显然做过精心的梳洗修饰,干干净净油光发亮。

他今天要去法院,就一件贩毒案进行预审辩论,因而十分紧张。我奉命站在他的办公桌前,聆听他的指示。

“范·兰德尔的案子干得不错,”他说,头仍旧埋在一大堆文书档案之中。德鲁在他身后忙忙碌碌地转来转去,离他不远也不近,恰好处于危险范围之外。鲨鱼们用饥饿的目光盯着她。“刚才我跟保险公司通过电话啦。投保的数额很大呀。看来责任也很清楚。那小伙子伤得怎么样?”

昨夜我在医院和丹·范·兰德尔及其妻子一起度过了一小时。他们问了许多问题,让我大绞脑汁。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能拿到多少。有几个问题我做了具体回答,大多数问题我都含糊其辞,表演的律师说话技巧很值得赞赏。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变卦。“断了一条腿、一只手臂、几根肋骨,身上有很多伤口。医生说他在医院要果上10天。”

布鲁索笑了笑。“抓紧点儿。调查一下。照戴克说的办。这件案子可以解决得很美满。”

美满是对他布鲁索而言。拿到的费用我可分不到一文。这个案子弄到的钱,不算是我的产出。

“警察要你弄个声明,谈谈那场大火的事,”他一边伸手取一份档案,一边丢出了这么一句。“昨天晚上跟他们谈过啦。他们将在这里和你谈,在这个办公室,有我在场。”

他说这话的口气,就像一切已经决定,我别无选择。“我要是拒绝呢?”

“他们可能就会把你带回去审问。假如你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话,我建议你给他们这份声明。我在场,你可以跟我商量嘛。跟他们谈谈吧,谈完不就没事了吗?”

“这么说他们认为是有人纵火?”

“这一点他们相当有把握。”

“他们想从我这儿了解什么?”

“你当时在哪里,做什么,时间,地点,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诸如此类的。”

“我不可能什么问题都答得出,我只能陈述事实真相。”

布鲁索笑着说:“那么事实真相一定会让你获得自由。”

“我把声明写下来行吗?”

“咱们下午两点一起来写。”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真怪,目前处境如此困难,我竟然对布鲁索·斯通深信不疑,而在其他情况下,我是决不会信任这样一个人的。

“我需要请一段时间假,布鲁索。”我说。

他那双动个不停的手凝固在半空中,眼睛瞪得老大地望着我。在一个角落里理着文件柜的德鲁,也停下瞧着我。一条鲨鱼好像也听到了我的话,停在那里不再游。

“你才刚刚开始嘛。”布鲁索说。

“是的,这我明白。但是资格考试的日期就要到了,我确实已经落下了很多功课。”

他的头歪向一边,用手捋着山羊胡。布鲁索饮酒作乐的时候,目光总是变得很严厉,此刻他的目光却与激光差不多。“要多少时间?”

“呃,我想早上来上班,工作到中午左右。然后,你知道,再根据出庭和约会的时间表,在恰当的时刻溜进图书馆学习。”我本想幽默一下,但说出来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平谈。

“你可以和戴克一起学嘛,”布鲁索突然笑了一下说。他这是在开玩笑!所以我也哈哈傻笑了一阵。“我告诉你怎么办,”他又严肃地说。“你工作到中午,然后带上你的书,去圣彼得医院自助餐厅。你要拼命用功,啊,同时也要把眼睛睁大点儿。我当然希望你能通过资格考试,但目前我对搞几个新的案子来更为关注。带个大哥大去,我可以随时跟你通话。这够公平了吧?”

我干吗提这件事,提出资格考试,我等于自己在屁股上踢上一脚。“当然。”我皱着眉头说。

昨天晚上躺在帆布吊床里的时候,我还梦想交上一点好运,可以不再去圣彼得医院。可现在,我却奉命成了那里的常驻代表啦!

光顾过我的房间的那两位警察,出现在布鲁索面前,请他恩准对我进行审问。我们四人围着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坐下。桌子中间放着两台录音机,磁带盘都已开始转动。

审问很快就变得令人犯腻。我重复着第一次看到这两个小丑时就说过的那些话,而他们则把大量时间花在芝麻绿豆上炒冷饭,企图逼得我在毫无意义的细节上自相矛盾——“记得你说过穿的是件海军蓝的衬衫,可你现在却说蓝衬衫啦。”——但我讲的绝对是事实,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嘛。磨了1个小时,他们似乎意识到我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了。

布鲁索听得很不耐烦,一再叫他们别老在原地踏步。他们也听他的话,但只有一会儿。我毫不怀疑,这两个警察害怕布鲁索。

他们最后终于走了,布鲁索说事情到此为止。我不再真的是个嫌疑犯,那两个警察来此只是为了擦干自己的屁股而已。他明晨跟他们的头儿打个招呼,让他把这件事彻底了结。

我谢了谢他。他给了我一只巴掌大的大哥大。“随时都要带在身边,”他说。“特别是准备资格考试的时候。我一想找你就必须立刻找到你。”我手上那个大哥大突然变得沉重了,通过它,我一天24小时,都要听凭他那异想天开的念头支配。

他打发我回自己的办公室。

我回到靠近整形外科病区的那个餐厅时,已经做出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决定:躲在角落里复习我的材料,把那该死的大哥大放在手边,但对周围的人则视而不见。

这儿的饭菜还可以。在大学食堂里吃了7年以后,吃什么东西都会津津有味。我买3个甜椒奶酪三明治和一袋油炸土豆条。靠墙坐在角落里,面前的桌子上摊着资格考试的复习材料。

我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一边打量别的食客。多数人穿着医院的工作服,医生们穿着消过毒的手术服,护士们穿着雪白的护士服,技术人员穿着在实验室穿的茄克衫。他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谈论着我闻所未闻的疾病和治疗的详情。这些公认为关心健康、营养的人,吃的却是差得不能再差的东西:炸土豆条、汉堡包、玉米片和比萨饼。我望着几个挤在一起吃饭的年轻医生,心里想着:假如他们知道身旁坐着一位律师,一个正忙着准备通过资格考试以便将来有一天可以起诉他们的人,他们将会有何感慨?

他们会不会在乎,我拿不准。我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光顾这个自助餐厅的权利。

谁也没有注意我。偶尔有个把病员扶着拐杖一跛一跛地走了进来,或者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进来。我没有发现有别的律师坐在旁边,随时准备扑向我。

我在下午6时买了第一杯咖啡,不久就专心致志地把头埋在合同和房地产这两门课的复习材料之中。复习这两门折磨人的课程,使我不仅又回想起在法学院读一年级时的可怕情景。但拖拖拉拉拖到今天,已经无法再拖,我只有奋力向前。一小时后,我又去把咖啡杯加满。顾客已经稀稀落落,我看见在餐厅的另一头有两个伤员坐在一起,两个人身上都裹着许多绷带和纱布。换了戴克,一定会迎面向他们走去,但我决不。

又过了一阵,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自己居然喜欢呆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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