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

第24节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戴克究竟是真的了解正在发生的事,还是仅仅是个准确得惊人的预言家,我大概一辈子也弄不清楚。他不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并没有带着一层又一层的假面具。而且,他的许多想法也都比较浮浅。但此人不仅外貌古怪,在他的内心深处,肯定还隐藏着一定程度的稀奇古怪的秘密。找有一种很强的直觉:他和布鲁索的关系比我们大家知道的要远远亲密得多;范·兰德尔案件了结之后,布鲁索和我们做的那笔私下交易是戴克艰苦游说的结果;布鲁索是以此向我们发出无声的警告,警告我们他即将垮台。

不管怎么说,当我的电话在凌晨3时20分突然响起时,我并不感到特别的惊讶,是戴克打来的电话。他含含糊糊地向我宣布:联邦调查局侦探午夜过后不久袭击了我们的事务所,布鲁索已经溜出孟菲斯。而且,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已贴上了法院的封条,联邦调查局的侦探可能还要找所有在那里工作过的人谈话。最令我吃惊的是,普林斯·托马斯看来也和他的律师兼朋友一起失踪了。

你能不能想象出,戴克对着话筒咯咯笑着说,那两条披着花白长头发、脸上长满毛的肥猪,乔装打扮溜进机场腾空而去会是个什么样子?

估计在今天便会对他们提出起诉。戴克建议我们中午前后在新的办公室碰头。我反正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当即表示同意。

我朝黑糊糊的天花板看了半小时,接着便披衣起床出了房间,赤脚穿过阴凉潮湿的草坪,一头倒在帆布吊床上。像普林斯这样的人,往往会引起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流言。他喜欢现金。我第一天在尤吉打工,就听一个女服务员说,80%的现金从来不入账。他究竟刮走了多少现钞,是雇员们喜欢闲聊和猜测的话题。

除了酒店,他还从事别的经营活动。两年前,在审讯一个诈骗案时,有个证人作证说,某一家脱衣舞酒吧90%的收入都是现金,而其中的60%从来不纳税。假如布鲁索和普林斯拥有几家色情俱乐部,他们就等于在开采金矿。

有谣传说,普林斯在墨西哥有一幢房屋,加勒比有银行存款,牙买加有个黑人情妇,阿根廷有座庄园,还有别的内容,我已记不大清。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道神秘的门,据说门后的小房间里放着许许多多箱子,箱子里塞满了20元一张和100元一张的钞票。

假如他开溜了,我祝他平安。我祝他带着他那宝贵的现钞,成功逃脱,永远不被逮住。他是我的朋友。我可不管他究竟做了什么不对的事。

多特领我到厨房中坐下,坐的还是上次那张椅子;又请我喝速溶咖啡,用的还是上次那只杯子。早饭吃过不久,在这杂乱无章的厨房里,弥漫着一股咸肉的油腻味。巴迪在外面呢,她挥挥手说。我没有朝外看。

唐尼·雷的体力在迅速衰竭,她说,已经两天没起床了。

“我们昨天头一次去了法院。”我说。

“已经去过啦?”

“不是审案子,跟审讯没有关系。只不过是案子受理前的一场辩论。保险公司想叫法院不受理这个案子,我们在进行激烈斗争。”我尽量说得简单明白,但我还是拿不准她是否听懂。她的目光穿过肮脏的窗户,射进后院,但肯定没有落在那辆破烂的福特汽车上。她似乎并不在乎。

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奇特的安慰。假如黑尔法官真像我想的那样要撤消这个案件,而我们又不能在另一个法院重新提出起诉,那么这桩案子就完了。也许这一家子已不抱希望。也许我们被一脚踢开时,他们不会对我大叫大嚷。

我在驱车来此的途中,已经打定主意只字不提黑尔法官和他发出的威胁。提到他只会使我们的讨论复杂化。要谈黑尔法官,以后有的是时间;等我们没有别的好谈的时候,再谈也不迟。

“保险公司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建议。”

“什么性质的建议?”

“给点儿钱。”

“多少?”

“7万5美元。他们算了一下,打这场官司给律师要付这么多手续费,所以现在打算用这笔钱把一切都了结。”

她突然满脸通红,牙关紧锁。“这些混蛋,以为拿几个臭钱,就可以收买咱们,啊?”

“是的,他们是这样想的。”

“唐尼·雷不需要钱。去年,他需要移植骨髓。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我同意。”

她拿起桌上的烟盒,点了一支。她的眼睛气得通红,泪水盈盈。我错了。这位母亲决不会善罢甘休,她要以血还血。“7万5咱们拿来究竟有啥用?唐尼·雷就要死了,以后就只剩下俺和他。”她用头朝福特汽车所在的方向指了指。

“这些混蛋。”她骂道。

“我同意。”

“你准是跟他们说咱会拿这笔钱的吧?”

“我怎么会这样说呢?没有你的同意,我是不能了结这桩案子的嘛。不过,明天上午以前,我们一定得作出决定。”法官可能驳回诉讼的问题,又再次出现了。我们有权要求黑尔法官作出与被告愿望相反的裁决,这可能要拖个一年半载,但我们至少是有机会据理力争的。再说,现在和她讨论这件事,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默默地坐了很久.双方都在各想各的心事,等着对方开口。我设法梳理自己的思绪,她脑子里在转着什么念头,那只有老天知道。可怜的女人!

她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烟头,说道:“咱最好去跟唐尼·雷谈一谈。”

我跟着她穿过黑洞洞的房间,走进一条短短的走廊。唐尼·雷的房门关着。上面贴了一张“请勿吸烟”的纸条。她轻轻敲了两下,我们跨进房问。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散发着一种灭菌剂的气味。角落里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开着的窗户上装着栅栏。床脚边放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旁边,在离他枕头很近的地方,是一张小桌,上面放满了装着葯水和葯丸的瓶子。

唐尼·雷像一根木头一样僵直地躺在床上,瘦弱无力的身体上紧紧地裹着一条床单。看见我时,他高兴得眉开眼笑,用手拍了拍身旁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的座位。多特则在我对面坐下。

他一边竭力维持住脸上的微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他感觉良好,今天一切都比以前好。仅仅是有点儿疲倦,如此而已。他说得非常吃力,声音很低,有时候低得我简直听不大见。我又把昨天听证会的情况复述了一遍,把对方提出的解决办法向他做了解释,他听得非常认真。多特握着他的右手。

“他们能再多出一点吗?”他问。这个问题我和戴克昨天吃午饭时曾经讨论过。大利保险公司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从原先的一个子儿也不给,到现在肯付7万5。他们最多也许会愿意付出10万这个数。但是在我的委托人面前,我不敢如此乐观。

“我不敢肯定,”我说,“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他们最多说一个‘不’字,此外还能拿我们怎么样?”

“你将得多少?”他问。我根据委托书的规定解释说,我拿总数的三分之一。

他望着他母亲说:“这就是说,你和爸爸得5万。”

“咱要这5万块钱有什么用?”她问他。

“把买房子的钱付清,买部新车,留点儿钱过晚年。”

“咱不要他们的臭钱!”

唐尼·雷闭上了眼睛,稍稍打了个盹。我凝视着那些葯瓶。他重又睁开眼睛,碰了碰我的手臂,想用力抓住它。“你想这样了结吗,鲁迪?一部分钱是你的啦。”

“不,我不想就此了结,”我语气坚定地说。我看看他,又看看她。他们在听着我的回答,脸上充满了急切的神情。“他们不心虚,是决不会提出给这笔钱的。我要揭露这帮人。”

律师有义务向委托人提出尽可能最佳的建议,而不应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我完全明白,我有能力诱使他们接受对方的解决方案。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可以让他们相信,黑尔法官马上就要把我们屁股底下的凳子抽掉,现在眼皮底下的这笔钱,很快就会一去永不复返。我可以描绘出一幅世界末日的图画,他们遭人践踏受人欺骗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立刻就会深信不疑。

目前,要把我逐出律师界,可以说轻而易举。我将在采取下一个步骤之后,立即离开,而决不出卖我的委托人。

我在唐尼·雷的房间里向他们母子俩告了别。但愿明天再来时,不会给他们带来起诉已被驳回的坏消息。

在圣彼得医院附近,至少还有4家医院,与之相距不过几分钟的路程。那里还有一所医学院、牙科学院和无数的医师诊所。孟菲斯的医葯卫生机构,像受了地心引力影响一样,都集中在联邦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这6个街区之内。在麦迪逊大道上,圣彼得医院的正对面,有一座8层大楼,名叫皮博迪医葯技术大楼。在它和圣彼得医院之间,有一条封闭式架空走廊,横跨麦迪逊大道,供医生们往返。这条走廊是医生们专用,其中的一位便是埃里克·克雷格代尔博士,一个矫形外科医生。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第三层。

我昨天给他的办公室接连打了几只匿名电话,摸清了我所需要的信息。我坐在圣彼得医院巨大的休息厅里,这里比街面高一层,可以清楚看到皮博迪医葯技术大楼附近的停车场。10时40分,我看见一辆旧大众缓缓驶离麦迪逊大道,停在车辆众多的停车场上。凯莉走下汽车。

她独自一人,正像我希望的那样。一小时前,我给她丈夫的单位打电话找他,一等听到他的声音,又立即把电话挂断。她吃力地从汽车里钻出时,我勉强可以看到她的头顶。她拄着拐杖,一跳一跳地在一排排汽车中穿行,走向技术大楼。

我跳上自动扶梯,上了一层楼,走过横跨麦迪逊大道的密封玻璃走廊。我内心紧张,但步履安闲。

候诊室里坐满了人。她背靠墙坐着,翻着一本杂志,那只断裂的脚踝现在绑着可以走路的石膏绷带。她右边的椅子正好空着,她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是谁,我已经一屁股坐下。

她的脸上先是一愣,但立刻露出了表示欢迎的笑容。她朝周围紧张地望了望。谁也不在注意我们。

“你只管看你的杂志,”我一边打开一本《全国地理月刊》,一边低声对她说。她把《时尚》几乎捧到与眼睛齐平,问道:“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的背有点麻烦。”

她不信地摇摇头,接着又是一阵左顾右盼。坐在她另一边的那位女士,倒是想转过头来把我们研究一番,可惜脖子上有个固定托架,她的颈子丝毫不能动弹。休息厅里我们没有一个熟人,又何必惴惴不安?“那么你的大夫是谁呀?”她问。

“克雷格代尔。”

“真有趣!”凯莉·赖考当初躺在医院里的时候,穿着一件朴素的医院睡袍,脸上还有一个青紫的肿块,脂粉末施,就已是那样漂亮,如今我更是无法把我的目光从她姣好的面庞上离开。她穿着一件全棉白色t恤衫,上过薄薄一层浆,钮扣一直扣到底,是大学女生喜欢向男朋友借来换换口味出出风头的那种款式。卡其短裤,裤头卷起。一头乌发,飘垂在肩头。

“他好不好?”

“不就是个大夫嘛。”

“你以前见过他?”

“别问了,鲁迪。我不想谈这种事。我想你应该走开。”她声音平静,但口气坚决。

“嗳,你知道,我的确想过该不该走开这件事。实际上,我想过很久很久,想你,也想自己应该怎么办。”有个人坐着轮椅从我们面前走过,我停了一下。

“结果是什么呢?”她问。

“结果是,我仍旧不知道。”

“我想你应该走开。”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是我的真心话。”

“不,这不是。你要我呆在你身边,和你保持联系,常常给你打电话,等他下次再打断你的骨头,你就可以有个人真正关心你。这才是你要的东西。”

“再不会有下次了。”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不同了。他在想法子戒酒。他还保证以后不再打我。”

“那你就相信他?”

“是的,我相信。”

“他以前也保证过的呀。”

“你干吗不走开?别嚷嚷,好吗?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为什么?为什么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她犹豫了一下,把杂志放在膝头上,眼睛望着我说:“因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少了。”

她一直在思念我,知道这一点,滋味真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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