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

第30节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我和瓦尔特·科德医生约定在上午9点会晤。我一早就赶到了医院,等了一个小时。这有很大的好处,我可以阅读唐尼·雷的病历,尽管我已经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候诊室里挤满了癌症病人,我尽量不看他们。

10点钟,一位护士奉命前来找我。我跟着她走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检查室。医学的行当那么多,有人为何偏偏选中肿瘤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呢?我想是因为这一行总得有人干。

人们为何偏偏选中法律作为自己的职业呢?

我拿着卷宗坐在椅子上,又等了一刻钟。随着大厅里传来的人声,门被拉开了,一个大约35岁的年轻人快步走了进来。“贝勒先生吗?”他边问边伸出右手。我站起来和他握手。

“是的。”

“瓦尔特·科德。我很忙。5分钟谈得完吗?”

“我想够了。”

“那我们就快一点儿。我有许多病人在等着呐,”他边说边勉强一笑。我非常清楚医生对律师讨厌极了。但由于某种原因,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们。

“谢谢你开的证明。作用很大。我们已经取过唐尼·雷的证词了。”

“好极了。”他比我高了大概足有4英寸。他俯视我的那副模样,仿佛我是个十足的傻瓜。

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们需要你作证。”

他作出的是医生们典型的反应。他们厌恶法庭。为了避免出庭,他们有时会同意让律师录取证词,在庭审时使用。他们自然也可以拒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往往不得不打出最后的一张牌:传票。律师有权要求法院向包括医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发出传票。因此,律师的权力稍稍大于医生。但也正是因此,医生们对律师更为鄙视。

“我很忙。”他又一次说。

“我知道。你不是为我作证,而是为唐尼·雷作证。”

他眉头紧锁,呼吸沉重,仿佛这句话他听了很不舒服。“我作证1小时,收费500美元。”

这我早就料到,所以并不感到惊慌。念法学院时,我就听人说过类似的事,有的医生收费甚至比这还要贵。我来此是向他恳求。“500美元我付不起,科德医生。我的事务所6周前刚刚开业,而我现在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案子是我手头唯一一桩像样的案子。”

讲真话产生的作用,有时候大得着实令人吃惊。我面前的这个家伙一年的收入可能会达到100万美元,面对我的坦率真诚,却立即束手就擒。我看见他的双目中流露出同情的眼光。他迟疑了片刻。也许他想到了唐尼·雷,想到了自己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沮丧;也许他在为我难过。谁知道呢?

“我给你寄去一张账单。你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付,好吗?”

“谢谢你,医生。”

“你去找我的秘书确定一个日期。在这儿取证行吗?”

“当然行。”

“再见。我得走了。”

我回到事务所的时候,戴克正在和一个委托人谈话。她是一个中年妇女,身材粗壮,穿着考究。我走过他门口时,他朝我招了招手。他为我作了介绍:这位梅基·德雷塞太太想要离婚。她一直在不停地哭。我倚在戴克旁边的桌上时,他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递给我:“她有钞票。”

我们和梅基谈了一小时。她的遭遇很悲惨。酗酒,殴打,别的女人插足,赌博,忤逆的儿女,而她并没有任何过错。她在两年前起诉离婚,她的丈夫却开枪打坏了她的律师办公室的前窗。他舞刀弄枪,是个十足的危险分子。她讲完她的故事后,我瞧着戴克,戴克却不愿瞧我。

她付了600美元现钞,并且答应以后还会付得更多。我们明天为她提出离婚起诉。她找到鲁迪·贝勒事务所,真是找对了地方啦,戴克让她放心。

她走了几分钟,电话铃响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要找我。我接过电话,报了姓名。

“喂,鲁迪,我是罗杰·莱斯律师。我想咱们还没有见过面。”

几个月前沿街寻找工作时,孟菲斯的律师我几乎全都见过,但我不记得有谁叫罗杰·莱斯。“对,是没有见过。我是个新手。”

“是呀,我打电话给查号台,才找到了你的电话号码。听着,我正在会见朗道夫和德尔伯特兄弟,还有他们的母亲包娣。我想你一定认识他们。”

我仿佛可以看见,她正坐在两个儿子中间,傻乎乎地咧着嘴巴说:“好极了!”

“对,我很熟悉包娣小姐,”我说得十分自然轻松,好像这一整天一直在等着这个电话。

“事实上,他们目前在隔壁我的办公室里。我是悄悄溜到会议室,给你打电话来着。我在负责起草她的遗嘱,而她的遗嘱,呃,涉及到了老鼻子的钱,据他们说,你一直在替她起草。”

“确实如此。我几个月前早就准备好了一份草稿,可是,坦白地说,她一直不愿签字。”

“那是为什么?”他的态度十分友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母子在他那里,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因此我简明扼要地告诉他:包娣小姐想把财产遗赠给肯尼思·钱德勒牧师。

“她真有这么多钱吗?”他问。

我当然不能把真情实况告诉他。不得到包娣小姐的同意,我若是透露与她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是严重违犯职业道德的。再说,莱斯极想得到的这个信息,我当初搞到手的时候,使用的手段虽然不能说不合法,但并不一定非常可靠。我的双手捆着,自由度十分有限。

“她对你是怎么说的?”我问。

“说得不多。说是在亚特兰大有笔财产,她的第二个丈夫给她留下了一笔钱。可是我一刨根问底,她马上又前言不搭后语。”

这种情况听起来很耳熟。“她干吗要重立一份遗嘱呢?”我问。

“她想把一切都留给自己家里的人,儿子和孙子。我只想弄弄明白,她究竟有没有这笔钱。”

“这我可说不准。在亚特兰大,有个遗嘱验证法庭,有关的案卷就封存在那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啦。”

他仍旧不太满意,可我已无话可说。我答应将亚特兰大那位律师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用传真机传给他。

我9点钟以后到家时,发现车道上停着的从出租公司租来的汽车,数量又有所增加。我只好把车停在街边上,这使我非常恼火。我在黑暗中悄悄走着,以免让后院中的那群人看见。

一定是孙子们赶来了。我坐在没有开灯的屋中,吃着汤团烩鸡,听着窗外的人声。我可以辨别出德尔伯特和朗道夫的声音。包娣小姐偶尔发出的咯咯笑声,通过潮湿的空气,传送到我的耳鼓。别的都是年轻人的声音。

这件事办得准是像拨打911报警电话一样疯狂。快来啊!她这儿有金山银山呢!咱们从前只以为这个古怪的老太婆有几个铜板,谁会想到她居然腰缠万贯!这个人接到电话,马上又打给另一个。快来啊!遗嘱上有你的名字呢,可以得到将近100万哪。快把老寿星围起来。现在时候已到,该对老奶奶又亲又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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