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

第32节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布克挑选了这家漂亮的饭店,我想他一定有好消息要告诉我。餐桌上摆满了银质餐具。餐巾是亚麻织品,大概有个委托人,能为他报销这高昂的化费。

他迟到了一刻钟。这可不是他一贯的作风,但他最近一直忙忙碌碌。他说出口的第一句就是:“我通过啦。”我一边喝着冰水,一边听他栩栩如生地叙述向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申诉的全过程。他们复核了他的试卷,他的成绩加了三分,如今他是一位羽翼丰满的真正律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笑得如此开心。除了他我们班上只有两个同学的申诉得到了批准。但莎拉·普兰克莫尔并不是其中之一。布克听说她的分数高标准差得很远,她在司法部的那个职位可能已经靠不大住。

尽管他竭力反对,我还是要了一瓶香槟,并且叫招待把账单交给我。该花的时候,还是得花嘛。

菜来了。小小的银盘里鲑鱼数量少得可怜,但加工精致,色泽鲜美,香味扑鼻。我们先欣赏了片刻,然后才吃。香克尔让布克忙得团团转,一天工作15小时,幸好查莲是个很有耐心的女人,她知道布克开头必须做出点儿牺牲,将来才会有丰厚的收获。感谢上帝,我现在还没有老婆和孩子的拖累。

我们谈起了基普勒。基普勒跟香克尔说过不少事。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律师之间很难保密。香克尔告诉过布克,基普勒有次曾经提到过我,说我手头的案子可以捞到几百万。基普勒显然已经确信,我已经把大利公司牢牢地钉在一块岩石上,问题只是将来陪审团做出的裁决,能让我们得到多少钱。基普勒已下定决心,保驾护航,让我一路顺风地站到陪审团面前。

这个小道消息妙极了!

布克想知道除了这桩案子,我别的还干些什么。听他的口气,基普勒可能说过,他显然觉得我手头没有别的活。

在吃奶酪蛋糕时,布克说他手上有几桩案子的材料,不知我是否想看一看。他解释道,孟菲斯第二家最大的家具店名叫拉芬,老板是个黑人,在全城到处都有分号。人人都知道有这家商号,主要是因为它深夜在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打广告,大叫大嚷各种各样不必付现款的推销方式。他们一年的营业额高达800万美元,布克说,而马尔文·香克尔就是他们的法律顾问。他们允许顾客赊账,但有许多却成了呆账,无法收回。这就是拉芬家具店的特点。香克尔事务所里,如今已堆积了数百份准备对欠债顾客起诉的档案。

年轻有为的大学生成群结队涌进法学院,可不是为了学习债务法。原先购买廉价家具的那些人,由于过期拒不付款,如今成了被告。家具店老板并不想讨回家具,他要的只是钱。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既不作答,也不露面,律师不得不采取措施,扣押他的财产或者工资。而这很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后果。3年前,孟菲斯有位律师就曾被人用枪打伤,打他的是个怒气冲天的年轻人,他的薪金刚被这位律师扣押。

这种案子每桩只值数百美元。要想解决点儿实质性的经济问题,律师手上得有一大堆案件才行。法律规定,可以收取律师费和成本费。

这是一种肮脏的活计。但是,正像布克所说的那样,从这些档案中总可以多少挤出一点油水。从一件案子获得的收入虽然十分有限,积少成多,却可以维持日常的开支,买一些必需的用品。

“我可以给你50份档案,”他说,“以及必要的表格。我会帮你起诉第一批案件。”

“律师费一般有多少?”

“这很难说得准。有些案子你一个子儿也收不到,被告不是已经溜走,就是已经申请破产。但一般地说,一桩案子平均可以收到100美元。”

100×50,就是5000美元。

“每桩案子一般前后要化4个月,”他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你愿意,我每个月可以给你20份档案。这些案子你要在同一个法庭向同一个法官同时提出起诉,将来回到你手上也在同一天,这样你只需要出庭一次。抓住他们的债务,跟踪追击。90%都只是案头工作而已。”

“我干!”我说。“你们那里还有别的什么活要我干吗?”

“可能。我一直在留心呢。”

招待送上了咖啡。我们开始像律师们最爱干的那样,议论别的律师。我们谈论老同学,谈论他们在这现实的世界上如何闯荡。

布克已经死而复生了。

门开得再小,戴克也可以从门缝中钻进房间,而且不会弄出一点声响。他对我一直是这么干。往往我正坐在写字台前沉思默想,或者聚精会神埋首于难得到手的案卷之中,哇,他已经站在我面前!我衷心希望他进来之前先敲敲门,但又不愿开口找他麻烦。

此刻的情况就是如此。他抱着一堆邮件,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我写字台前。他发现台子一角放着的一叠崭新的债务案卷,问道:“这是什么?”

“工作。”

他拿起一份档案。“拉芬家具店?”

“是的,先生。我们现在为孟菲斯第二家最大的家具店提供法律服务。”

“这是债务档案嘛,”他不屑地说,那厌恶的表情,像是他已经弄脏了自己的双手。而做出这种反应的,却是做梦也盼望在密西西比河上发生更多沉船灾难的那位男子汉!

“这是诚实的劳动,戴克。”

“你这是把头朝墙上撞呀!”

“你还是去追你的救护车吧!”

他把邮件向桌上一丢,又像来的时候一样悄没声息地消失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撕开了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一封厚厚的来信。里面是一叠标准尺寸的文书,至少有两英寸厚。

德拉蒙德回答了我的笔头质询,拒绝了我提出的澄清事实的要求,提供了我要求得到的部分文件。我要化几个小时才能把这一切看完,而弄清楚哪些文件他没有提交,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他对我的质询做出的答复。我必须对大利公司的发言人取证,他指定了克利夫兰总部一位名叫杰克·昂德霍尔的先生。我还向他索取大利公司几位雇员的职务和家庭地址,这些人的名字在多特的文件中曾反复出现。

我用基普勒给的一张表格,写了一份对大利公司6位职员取证的通知。我确定在一周后某一天取证,我当然明白德拉蒙德会提出反对意见。但他对多特取证时曾这样对待我,而且把戏就是这么玩的。他会跑去找基普勒,但基普勒对他是决不会有多少同情的。

我将在大利公司克利夫兰的总部呆上一两天。我对此虽然很不情愿,但我别无选择。旅费,食宿,法庭书记官的费用,一切都很昂贵。我还没有和戴克讨论这笔费用的开支;坦白地说,我一直在眼巴巴地盼他钓到一件能速战速决的车祸案件。

布莱克案件的材料现在已经装入第三个一次性档案袋。我把它放在写字台旁的一只硬纸箱中,每天都要看几次,并且扪心自问: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居然敢梦想在法庭上取得惊天动地的胜利,把了不起的大腕列奥·f.德拉蒙德打得落花流水,屈辱终身?

我活到今天,还从没有对一位陪审员讲过一句话哩。

一小时以前,我打电话给唐尼·雷时,他身体极为虚弱,无法和我谈话,所以我此刻驱车前往他住于格兰杰的家。这是9月下旬,具体的日期我已忘记,但唐尼·雷第一次被确诊患了白血病,是一年多以前。多特前来开门时,双眼红肿。“我看他就要走了,”她抽抽噎噎地说。我没有想到他的情况会变得这么糟糕,但今天他的脸色比以往更加惨白,身体更加虚弱。他昏昏沉沉地睡着。房间里没有开灯。西沉的落日,将长方形的影子洒落在他那张狭窄的小床雪白的床单上。电视机已经关掉,房间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他今天一口饭也没吃。”她低声对我说。

“疼得厉害吗?”

“还好。咱给他打了两针麻葯。”

“我坐一会儿,”我一边低声说,一边坐到一张折叠椅上。她离开房间,朝外面走去。我听见她在走廊上抽泣。

说不定他已经死了!我把目光盯着他的胸脯,等着看它轻微地起伏,但是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房间里的光线越来越暗。我把靠门一张桌上的小灯打开,他微微地动了动,睁开眼睛,接着又闭了起来。

那么,这就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死亡时的情景。这个社会到处都有富得流油的医生,闪闪发光的医院,高度精密的医疗器械,而且还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然而,它却让唐尼·雷·布莱克由于得不到合适的治疗而萎缩死亡。这是多么残酷!

他的生命本来是能够得到挽救的。他的身体染上这可怕的疾病时,他完完全全处于大利公司的保护伞之下,尽管这把伞已满是洞洞眼眼。在他被确诊时,他处于父母按时交纳费用的那张保单保险范围之内;根据法律,大利公司有义务给他提供医疗费用。

我将在不久以后的某一天,会见应该对他的死负责的人。他或她也许只是一个执行上司命令的处理索赔要求的低级职员,他或她也许是个发号施令的副总裁。我但愿此刻能拍下一张唐尼·雷的照片,在我终于和他或她见面时,亲手交给这个令人厌恶的人。

唐尼·雷咳了两声,身体又轻微地动了动。我想他这是想告诉我,他还活在人问。我熄了灯,坐在黑暗里。

我独自一人,赤手空拳,提心吊胆,缺乏经验,但正义在我的一边。假如布莱克家在这场官司中败诉,那么这个制度就根本没有公平可言。

远处亮起了一盏街灯。一缕散射的光线,穿过窗户,在唐尼·雷胸脯上闪烁。他的胸脯此刻在轻轻起伏。我想他是在竭力使自己苏醒。

我今后坐在这个房间里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我盯着被单下面几乎难以看清的他那骨瘦如柴的躯体,我发誓要为他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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