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

第35节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戴克印了名片,上面的头衔是准律师,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怪物。他在市法院外面溜达,拉那些生平第一次即将出庭受审的小偷上钩。他只要见到一个面带惧色、手上拿着一张传票的家伙,便立即上前采取行动。他把这叫做小虫二步舞。这种动作迅速不施张扬的拉客勾当,已被整天在市法院附近逛的许多街头律师不断改进到了完美的水平。有一次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去,以便学会其中的诀窍。我干脆予以拒绝。

德里克·道根原来也是这种小虫二步舞追踪的目标,但鱼儿却没有上钩。当时他问戴克:“准律师妈的究竟是什么玩意?”一向对什么都有现成答案的戴克,这次却未能做出令他满意的回答,反倒是匆匆一走了事。但道根却保存了戴克的名片。也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道根被一个十几岁的大孩子开的飞车撞伤。离他在市法院外面叫戴克走开还不足24小时,他就在圣彼得医院那个半私用病房里拨了戴克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戴克在办公室里接到了这个电话,当时我正在刻苦钻研那堆难以理解的保险公司的文件。几分钟以后,我们已在风驰电掣地驶往医院。道根想和一位货真价实的律师,而不是和准律师面谈。

这是我对这家医院进行的一次半合法的访问,是我生平第一次。我们找到道根时,他独自一人,腿断了一只,肋骨断了几根,一只手腕也已断裂,脸上更是累累伤口,又青又肿。他很年轻,20来岁,手上没有结婚戒指。我像一个真正律师那样大包大揽,给他提供屡试不爽的回避保险公司的办法,叫他对谁都不要吭声。这完全是我们和对方之间的纠葛,而我的事务所处理的车祸比城里哪家都要多。戴克在一旁边听边笑。他把我调教得真灵!

道根签署了一份合同和一份使我们能得到他的病历记录的特许证。他疼痛难忍,我们不便久待。反正他的名字已经签在合同上。我们说了再见,答应明天再来。

到了中午,戴克已经把事故报告搞到手,而且已经和闯祸的小青年的父亲谈过话。他们是在斯泰发明保险公司投的保。那个做父亲的考虑不周,居然主动告诉戴克,保单的赔偿限额他想是25000美元。他和儿子对这么低的数额,实在感到抱歉。没有问题,戴克说;发生了这件车祸,他真是谢天谢地。

25000美元的三分之一是8000美元挂零。我们在皮博迪一家叫做杜克斯的高档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我喝了葡萄酒,戴克吃了甜点。这是我们事务所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我们筹划如何使用这笔钱,化了足足3小时。

就在我于克利夫兰度过星期一的那周的星期四,下午5点半,我们又坐到了基普勒的法庭里。法官大人挑中这个时间,是为了让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在法庭上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之后,能够匆匆赶来,再接受一顿训斥。他的出场使被告律师团满员,5位大将全都到场,而且全都是雄赳赳气昂昂。但谁都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最糟的结果。作为大利公司专职律师之一的杰克·昂德霍尔,今天也在场,其余几位雇员都宁愿留在克利夫兰。但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们。

“关于档案的事,我曾经警告过你,德拉蒙德先生,”法官大人坐在法官席上居高临下开始训斥。他5分钟前刚叫我们大家在位置上坐定,而现在德拉蒙德却已开始流血。“我想我说得十分具体,甚至还用书面命令的形式发布,这你是全知道的。可是,结果如何呢?”

这或许不是德拉蒙德的过错。他的委托人在跟他玩把戏,而且我有一种强烈的怀疑:他自己已经狠狠地训斥过克利夫兰的那些家伙。列奥·德拉蒙德是个极其自负的人,对羞辱无法忍受。我几乎有点为他难过。他正在联邦法院为一件涉及巨额财富的案子辩护,每个晚上或许只睡3小时,心里压着千钧重担,而现在他却匆匆赶到这里,为刚愎自用的当事人令人怀疑的行为辩护。

我几乎有点为他难过。

“我对此没有任何理由可说,大人。”他说。我相信他的真诚。

“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得知这3位证人已不再为你的当事人工作了?”

“星期六下午。”

“你是否曾试图通知原告律师?”

“试过。但我无法找到他。我们甚至给航空公司打过电话,企图查出他的行踪。可是运气不佳。”

应该给灰狗公司打电话嘛!

我还没开过口。基普勒摇着头露出厌恶的神情,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坐下,德拉蒙德先生。”他说。

“计划是这样,先生们,”法官大人说。“下周一起一周以后,我们将集中在此取证。下列人员将代表被告出席:理查德·佩洛特,高级理赔监理;埃夫雷特·洛夫金,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布雷福德·巴恩斯,经营部副总裁;以及m.威尔福·基利,公司总裁。”基普勒事前曾经叫我开过一张我要找的证人名单。

过道另一侧的几位仁兄倒吸了一口冷气。我几乎可以感到有一架抽气机在抽着屋子里的空气,灌进他们的肺。

“不准寻找任何借口,不准有任何延宕,不准申请延期。他们来此的旅费,当然由他们自理,他们在录取证词期间必须随时听从原告方面的支配;在贝勒先生同意之前,不得擅自离开孟菲斯。取证的全部费用,包括录像和打字,全部由大利公司负担。取证时间暂定3天。

“其次,所有文件的复本,必须交给原告,最迟不得晚于下周三,也就是取证5天之前。文件必须打印清楚,按时间顺序排列。若不如此,将受到严厉惩处。

“最后,说到惩处,我在此命令被告大利公司,为贝勒先生支付往返克利夫兰的旅费。他劳而无功,过在被告,这是大利公司为此交纳的罚款。贝勒先生,去克利夫兰的双程机票多少钱?”

“700美元。”我实事求是地答道。

“头等舱还是普通舱?”

“普通舱。”

“德拉蒙德先生,你们派了4个人去克利夫兰。坐的是头等舱还是普通舱?”

德拉蒙德瞟了一下t.皮尔斯;皮尔斯像偷了东西被当场逮住的孩子一样缩成一团。“头等。”

“不出我所料。头等舱机票是多少钱一张?”

“1300美元。”

“食宿你花费多少,贝勒先生?”

实际上,不足40美元。但在一个公开的法庭上,如果说出这个数字,那将过于难堪。当时要是住一套豪华套间,那才美呢。“60美元左右。”我稍微多报了一点,但又不过分贪心。我敢肯定,他们住的房间每晚要150美元。

基普勒用夸张的动作将这一一记下,计算器在脑子里咔嗒咔嗒地运转。“你途中化了多少时间?每趟两小时?”

“差不多。”我说。

“每小时200美元,那就是800美元。还有别的开销吗?”

“付给法院书记官250美元。”

他记下了这笔费用,把总数加了加,又复核了一遍,然后开口道:“我命令被告付给贝勒先生总计2410美元,作为交纳的罚款。必须在5天之内付清。如果贝勒先生5天内收不到这笔钱,金额将每天自动翻一番,直到他收到支票为止。你明白吗,德拉蒙德先生?”

我不禁满面春风。

德拉蒙德慢慢站起来,微微弯着腰,向前伸出一双手。“我反对。”他说。他怒火中烧,但却尽量克制。

“将反对列入记录。你的当事人有5天时间。”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贝勒先生乘了头等舱嘛。”

对任何事都要反对一通,是被告辩护律师的特点。吹毛求疵是他的天性。但这笔钱对大利公司只是小菜一碟;德拉蒙德应该意识到,在这事上纠缠,他将毫无所获。

“来回一趟克利夫兰,显然要化1300美元,德拉蒙德先生。我命令你的当事人付的就是这个数。”

“贝勒先生并不是按小时收费的呀。”他回答说。

“你是不是说他的时间就不值钱?”

“不。”

他想说的是,我只不过是个稚嫩的街头律师,我的时间根本没有他或者他的同伙那样珍贵。

“那你就得按每小时200美元付给他。算你运气好,我刚才还想让你照价赔偿他在克利夫兰浪费掉的时间呢?”

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德拉蒙德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台上的基普勒,眼睛还是瞪得大大地朝下面望着他。担任法官没有几个月,他讨厌大公司的名声,这点已经传遍四方。在审理别的案件时,他也是动辄惩罚大公司,这在法律界已经引起纷纷议论。这样做并无多大意义。

“还有问题吗?”他朝他们低声喝问道。

“没有了,大人。”我大声说,不过是想让大家明白我还在场。

过道那侧的阴谋家们一齐摇头,接着基普勒敲了敲小木槌。我迅速收起文书档案,转身出了法庭。

晚餐时,我和多特一起吃了熏咸肉三明治,夕阳西沉,慢慢地落在她家后院树梢的后面。巴迪坐在破烂的福特车上,不肯出来吃饭。她告诉我说,他现在呆在车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这全是因为唐尼·雷。眼看着儿子即将离开人世,他采取的办法就是躲在车上喝问酒。他每天早晨都要到儿子身边坐上几分钟,出来时总是泪流满面,然后就整天单独呆在车上,避开所有的人。

再说,平时家里有客人,他一般也不愿进屋。我对此并不在乎。多特也不在乎。我们谈着这桩官司。谈着大利公司的所作所为,谈着狄龙·基普勒法官令人难以相信的公正。但她却兴趣索然。6个月前我在柏树花园初次见到的那个脾气暴躁的女人,似乎已经放弃了这场斗争。她那时候以为只要有一位律师,任何一位律师,就可以吓得大利公司改恶从善。时间还有,也许会出现奇迹。而现在,一切的希望都已成为泡影。

唐尼·雷去世以后,多特将会责怪自己一辈子。她对我说过不止一次,在大利公司第一次拒绝有关手术费的申请时,她就应该直接找律师。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动笔写了那些信。我现在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当初若是受到起诉的威胁,大利公司一定会迅速行动,为唐尼·雷提供医疗费用。我这样想理由有二。首先,他们明摆着是错了,而且他们明白这一点。其次,在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起诉他们不久之后,他们便主动提出用75000美元庭外私了的建议。这说明他们害怕。他们的律师害怕。克利夫兰的那些仁兄们害怕。

多特为我冲了一杯脱去咖啡因的速溶咖啡之后,便去看她的丈夫。我端着咖啡走到屋后,走进唐尼·雷的房间,他盖着床单,侧身朝右,蜷缩着身体,正睡得很熟。角落上有一盏小灯,放射着微弱的光。我背靠着敞开的窗子,坐在灯旁。从窗外吹来一阵凉爽的微风,四周静悄悄,房间里寂静无声。

他的遗嘱只有短短两段,把一切遗赠给自己的母亲。那是我两周前为他起草的。他既无债务又无财产,其实并无必要留下一份遗嘱,但这样可以使他心里好过一些。他还为葬礼做了交代,一切由他母亲安排。他要我为他扈棺。

我拿起了一本书,这本书我已经断断续续看了两个月。书里有4个经过缩写的长篇小说,出了已有30年,是这家人家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中的一本。我放在同一个地方,每次来总要看几页。

他时而发出两下哼声,时而身体抽搐。不久之后某一个早晨,当她悄悄走进这个房间,发现他再也不会醒来时,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办。

每当我和唐尼·雷坐在一起的时候,她总要借故走开。此刻,我听见她在洗碗,我想巴迪准在屋内。我看了一小时的书,偶尔朝唐尼·雷看一眼。假如他醒来,我就和他闲聊,或者把电视打开,一切都照他的愿望办。

我突然听见屋里有一个陌生的声音,接着便有人在轻轻敲门。门被慢慢推开,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我费了几秒钟的时间,才认出是前来家访的科德医生。我们握了握手,在床脚边低声谈了几句,然后便走了几步站在窗前。

“正好路过此地。”他依旧低声说,似乎他整天就在这个街区转。

“请坐。”我指着仅有的另一张椅子说。我们膝头碰着膝头,靠窗坐着,眼睛望着6英尺外床上那个垂死的青年。

“你来多久啦?”他问。

“一两个钟头。我在这里和多特一起吃的晚饭。”

“他醒过吗?”

“没有。”

我们坐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微风吹拂着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生命在滴答滴答的钟声中缓缓流逝。但此时此刻,我们早已忘记了时间。

“我一直在考虑,”科德压着嗓子说,“这件案子的审理。什么时候开庭,有消息吗?”

“2月8日。”

“肯定吗?”

“看来可以肯定。”

“假如我亲自出庭作证,你看比通过录像或书面证词与陪审团交谈,是不是效果会好一些?”

“那当然啦。”

科德开业行医已有数年。他对审讯和取证颇有了解。他身体向前俯着,两肘搁在膝头上。“那就把取证的事忘了吧。我将出庭作证,现场彩色直播,而且决不收你一分一文。”

“谢谢你这样慷慨。”

“不客气。这是我起码可以做的事。”

我们对他出庭作证的事讨论了很久。从厨房里传来一阵轻轻的杂音,但屋子里却很寂静。科德属于那种喜欢长谈的人。

“你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吗?”他最后问道。

“是什么?”

“我为人们查出病症,然后为他们走向死亡做准备。”

“你为什么选肿瘤学这一行?”

“你想知道真相?”

“当然。干吗不?”

“肿瘤医生供不应求。选中这一行,道理很简单:它不像其他行业那么拥挤不堪。”

“我想是因为总得有人来干。”

“情况不像你说的这么糟,真的。我喜欢我的工作。”他停了一下,朝病人望了望。“不过,这是一个困难的行当。眼睁睁地看着病人不治而死!如果骨髓移植费用不是那么昂贵,我们也许可以有点作为。我是愿意献出我的时间和技术的,但即使这样,手术仍旧需要20万美元。全国没有哪家医院哪家诊所能化得起数目这么大的一笔钱。”

“这使你憎恨保险公司,对吗?”

“对,确实如此。”长时间的停顿。接着他又说道,“咱们要狠狠地敲敲他们!”

“我尽力而为。”

“你结婚了吗?”他坐直身子,瞧了瞧表。

“没有。你呢?”

“离了。喝杯啤酒去!”

“好啊。到哪里?”

“你认识墨菲牡蛎酒吧?”

“当然。”

“咱们到那儿见。”

我们踮起脚尖,从唐尼·雷床前走出房间,向坐在前面门厅摇椅上抽烟的多特告了别,暂时离开了这一家。

凌晨3点20分,一阵电话铃声,突然把我从梦中唤醒。要么是唐尼·雷去世了,要么就是有架飞机一头栽到地上,戴克正紧急追踪!否则,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来电话?

“鲁迪?”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电话线路的另一端传了过来。

“包娣小姐!”我叫道,连忙一骨碌坐起来,开亮了灯。

“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你,真对不起。”

“没有关系。你还好吗?”

“哼,他们对我真卑鄙。”

我闭上双眼,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重又躺了下去。我听了这话怎么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谁卑鄙?”我随口问道。到了这种地步,我即使想关心她,也无能为力了。

“琼最卑鄙,”她答道,好像她已给他们排好了座次等级。“她不想让我呆在她家里。”

“你跟朗道夫和琼住在一起?”

“是呀。糟透了,真糟糕。我连吃饭都提心吊胆!”

“为什么?”

“里面说不定会放了毒葯呢。”

“别逗了,包娣小姐。”

“我可不是说瞎话。他们全都眼巴巴地盼我早点死,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签了一份新立的遗嘱,让他们如愿以偿。是在孟菲斯签的字,你知道。后来就到了坦帕。头几天他们倒真是很孝顺。孙子们也常常来看我,给我又是鲜花又是巧克力。后来德尔伯特带我去做了体检。医生做了全面检查,对他们说我的健康极佳。我想这不是他们希望听到的消息,所以他们非常失望,第二天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琼露出了真面目,又成了原先那个卑鄙的小娼妇。朗道夫又忙着打高尔夫,从来不回家。德尔伯特成天泡在跑狗场上。薇拉讨厌琼,琼也讨厌薇拉。那几个孙子呢,你知道他们大多没有工作,只要一起床,马上就连影子都不见了。”

“你为什么这么大清早给我打电话?”

“因为,嗯,因为我只好偷偷摸摸地打呀。琼昨天对我说,以后不准我用她家的电话。我去找朗道夫,他说我一天可以用两次。我放心不下我的家呀,鲁迪。家里好吗?”

“一切都好,包娣小姐。”

“我在这里不会住很长。他们把我塞到一个小房间里,洗澡间小得不成样。我过惯了有许多房间的日子,这你知道,鲁迪。”

“是的,包娣小姐。”她在等我开口,主动提出去接她回家。但这显然为时过早。她去了还不到一个月。在那儿多待点儿时间,对她有好处。

“朗道夫现在又纠缠不休,要我签一份委托书,授权他处理我的一切事务。你看怎么办才好?”

“我决不会劝说我的当事人签署这种东西。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虽然我的当事人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但这对她明显不利。

可怜的朗道夫!他气急败坏地竭力想染指她那笔2000万美元的财产。一旦他弄清了事实真相,他将怎么办?现在包娣小姐已经觉得事情十分不妙。将来恐怕还要更糟呢。

“哼,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她的声音变得微弱无力。

“别签字,包娣小姐。”

“还有一件事。昨天德尔伯特,噢噢噢……有人来了。得挂了。”咔嗒一声,对方挂断了电话。我仿佛可以看见,包娣小姐正由于未经授权擅自使用电话而被琼用皮鞭狠狠地抽打。

包娣小姐打来的这个电话,并没有了不起的重大意义,反倒显得有点儿滑稽。如果她真想回来,我就去佛罗里达接她。

我折腾了一会,重又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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