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

第36节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我拨通了劳役农场的电话号码,要求与我第一次探访奥托时见过的那位女士通话。根据规定,一切探视都必须首先通过她。我想在录取他的证词之前,再去看看他。

我听见她在键盘上敲打了几下。“博比·奥托已经不在这里啦。”她说。

“你说什么?”

“他在3天前获释出狱了。”

“他告诉我在这里面还要呆18天呢。这句话才说了一个星期呀。”

“太糟糕啦。可他已经走了。”

“他会去哪里呢?”我不信地问。

“我怎么知道?”她说着挂断了电话。

奥托信口开河,对我撒了谎。第一次我们虽然有幸找到了他,可现在他又转入了地下。

我一直害怕接到的那个电话,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终于打来了。当时我正像屋子的主人一样坐在后院里,喝着咖啡看着晨报,享受着美好的时光。打电话的是多特,她告诉我说,她是在一个小时前发现的。他昨夜入睡以后,再也没有醒来。

她的声音有点颤抖,但她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我们谈了几句,我发现我的喉咙发干,我的眼睛变湿。在她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一丝松了口气的意味。“他还是现在这样好,”她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对她说,我很难过;今天下午我一定去她家。

我走过后院,来到吊床边,倚在橡树上。擦去脸上的泪水。我双脚着地,坐在吊床边缘,低垂着头,为唐尼·雷做最后的祈祷。

我在家里给基普勒法官打了电话,把唐尼·雷的死讯告诉他。葬礼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行,这就为我带来了一个难题。对大利公司总部雇员的取证,预定于上午9点开始,一直要持续好几天。克利夫兰的那几位仁兄肯定已经来到孟菲斯,此刻可能正坐在德拉蒙德的办公室里对着摄像机进行最后的彩排。德拉蒙德办事就是这么周密。

基普勒叫我明天9点钟务必准时出庭,别的事他自有办法对付。我说我已准备就绪。我当然理该如此。我已经用打字机打好了可能对每个证人提出的全部问题,而且法官本人也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再说,戴克也已经仔细看过一遍。

基普勒隐隐约约地暗示说,他或许会把取证推迟,因为明天他要主持两场重要的听证会。

怎么都成!此刻,我真的是对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赶到布莱克家时,左邻右舍的人们都已前来致哀。街上和车道上停满了汽车。老人们或者在屋前院子里徘徊,或者在门厅里坐着。我微笑着向人们点头致意,穿过人丛走进屋子,在厨房里找到了多特,她正站在冰箱旁边。屋里挤满了人。厨房的桌子上柜台上摆满了馅饼、焙盘和烤鸡。

多特和我满怀温情地相互拥抱。我只用“我很难过”几个字来表达我的哀思,她感谢我的光临。她两眼通红,但我觉得她的泪水已经流干。她指着食品招呼众人,并且叫我随意。我从她身边走开,让她和邻里的妇女们呆在一起。

我突然觉得饥肠辘辘。我用纸盘装了烤鸡、煮豆和酸卷心菜,走进小后院,一个人独自吃着。老天保佑,巴迪不在他的车中,她大概已把他锁在卧房里,以免他出来使她难堪。我一边慢慢地吃着,一边听着从厨房和屋子窗户里传来的人们轻轻的谈话声。吃完一盘,我又去装满一盘,回到院子里。

过了一会,有个年轻人走到我身边。说来也怪,他的脸我觉得特别熟悉。“我是隆·布莱克,”他说着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那个双胞胎。

他身材不高,瘦削然而健康。“见到你很高兴。”我说。

“这么说你就是那位律师啰。”他手上拿着一听软饮料。

“我就是。鲁迪·贝勒。我为你兄弟感到难过。”

“谢谢。”

多特和唐尼·雷一直很少提到隆,我对此印象非常突出。他高中毕业后不久就离开了家,去了很远的地方,而且一直不回家。其中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

他没有心思滔滔不绝地讲话。句子很短,言谈勉强,但我们最终还是触到了骨髓移植的事。他说他早就做好准备,愿意献出骨髓来挽救兄弟的生命;而且科德医生亲口对他说过,他的骨髓和唐尼·雷完全匹配。我早就知道这些事实,但他的话又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明证。我对他说,他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后向陪审团讲清这一切,他表示十分乐意。他就这件诉讼提了几个问题,但对他本人可能会从这桩官司中分得多少金钱,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

我相信他此刻一定十分伤心,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悲哀的心情。我打开了通往兄弟俩童年的门户,希望能听到所有的孪生兄弟都会拥有的一些温情的回忆;他们是怎样恶作剧,是如何拿别人开心。然而,结果是零。他在这里长大,在这座屋子里,在这个街区,但过去对他显然已不再有任何意义。

葬礼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行。我敢肯定,隆·布莱克将乘5点钟的班机飞回休斯敦。

人们走的走来的来,但食物依然充足丰富。我吃了两块巧克力蛋糕,隆喝了一瓶没有冰镇过的汽水。坐了两个小时后,我已筋疲力尽,便告辞回家。

星期一,在法庭的一头,面色严峻身穿黑色西服的那套原班人马,围坐在列奥·f.德拉蒙德身边。

我已做好准备。虽然浑身疲倦,怕得发抖,但要提出的问题已全写在纸上,放在手边等着。即使我完全说不出话,我也可以读出问题,照样让他们回答。

看着这帮公司大亨满脸惧色缩在一边,着实令人开心。他们接到法院通知,命令他们今天在此出场,不仅出场作证,而且要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在此坐等,一直等到我录完他们的证词。接到这份通知时,他们对德拉蒙德、对我、对基普勒、对所有的律师,特别是对本案中的律师,会骂出多么难听的话,我可想而知。

基普勒登上法官席,首先召集本案的有关人员。我们原定在隔壁本周空着的法庭上录取证词,就在法官大人身旁,以便他可以随时插进脚,让德拉蒙德规规矩矩。他召集我们,因为他有话要说。

我在右边的位置上坐下。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4位仁兄坐在左边。

“不记录,”基普勒对书记官说。这不是列在日程表上的听证会。“德拉蒙德先生,你知道唐尼·雷·布莱克昨天上午去世了吗?”

“不知道,大人,”德拉蒙德严肃地回答说。“我很遗憾。”

“葬礼将于今天下午举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贝勒先生是抬棺人之一。实际上,他此刻本应和那一家人待在一起。”

德拉蒙德站起来朝我看看,又朝基普勒瞧瞧。

“我们将把取证推迟。叫你的人下周一在同一时间来到同一地点。”基普勒瞪着德拉蒙德,等着他表示反对。

大利公司的5位重要人物,将不得不重新安排他们忙忙碌碌的生活,改变日程,下周再来孟菲斯。

“干吗不在明天开始呢?”德拉蒙德惊愕地问。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问题。

“负责这个法庭的是我,德拉蒙德先生。我不仅管取证,而且我肯定还要管庭审呢。”

“法官大人,请听我说一句,我并不是想和你辩论,不过,录取证词并非一定需要你在场嘛。这5位先生克服了很大困难,好不容易今天才来出席。下周或许就无此可能了。”

这正是基普勒想要听到的话。“哦,他们一定得来,德拉蒙德先生。下星期一上午9点,他们一定得准时来这儿。”

“嗯,请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不公平。”

“不公平?这些证词两周前在克利夫兰本来早就可以录好了,可是你的委托人玩了花招!”

处理这样的事务,法官有权不受约束地做出决定,而且无法上诉。基普勒正在惩罚德拉蒙德和大利公司,但照本人的愚见,他做得有点儿过了分。再过短短几个月,本案即将在此开庭审理,因而法官大人正在树立自己的威信。他在告诉这位自命不凡的大腕律师:他,法官大人,将是这次庭审的主宰。

我觉得挺好。

在孟菲斯城北几英里之外,在一座小小的乡村教堂后面,唐尼·雷·布莱克将永远在此安息。我是8个抬棺人之一,因而遵命站在家庭成员坐着的椅子后面。阴云密布,寒风阵阵;唐尼·雷落葬,老天好像也悲哀。

我上一次参加的是我老爸的葬礼。但我竭力不去回想当时的情景。

人们挤在一棵树叶已经转红的大树下,聆听年轻的牧师朗读《圣经》上的词句。我们低头望着周围放着鲜花的灰色棺木。我可以听见多特在低声哭泣。我可以看见巴迪坐在隆的旁边。我把目光从棺材上移开;我在想象中离开了这个地方,梦想着愉快的事。

我回到事务所的时候,戴克正急得团团转。桌旁坐着他的朋友,那个私家侦探布齐,紧身高领毛衣下突出两块巨大的二头肌。这是一个性格卑劣的家伙,两颊通红,穿着尖头皮靴,看样子就是个喜欢狂饮滥赌行为放荡的人。戴克为我们做了介绍,把布齐说成一个客户,然后给了我一本拍纸簿,上面用毡头笔写了一行字:“别谈任何实质性的话,好吗?”

“葬礼搞得怎么样?”戴克边问边抓着我的手臂,把我领到布齐坐的桌边。

“一般。”我答道,目光茫然地望着他们俩。

“那一家人还好吗?”戴克问。

“我想还可以。”布齐迅速旋下电话耳机机盖,朝里面指了指。

“我看那个孩子现在不再受罪倒是桩好事,你说呢?”戴克说。

布齐指着耳机内盖上粘着的一个小小的、圆圆的、黑颜色的装置,我看着它,目瞪口呆。

“你不认为那孩子现在反倒好一点吗?”戴克一边用手肘顶顶我的胸口,一边高声重复说。

“对,是,说得对。他的确是解脱了。不过,还是很令人难过。”

布齐熟练地重又把电话耳机装好,朝我耸耸肩,好像我完全明白以后应该怎么办。

“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戴克说。

“好主意,”我说。心情越来越紧张。

走到外面人行道上,我停住脚步,望着他们。“怎么回事?”

“我们朝这边走,”戴克指着前面的街道说。离这儿一个半街区的地方,有一个附庸高雅的咖啡馆。我们朝它走去,谁也不说一句话。走进咖啡馆,我们钻进一个角落里,就好像正在躲避杀手的搜捕。

情况我很快就搞清楚了。布鲁索和普林斯消失以后,我和戴克一直在当心联邦调查局。我们以为他们至少会公开跑过来,找我们问几个问题。我们就联邦调查局这个题目谈过许多次,但我却不知道他把这一切统统端给了这位布齐。我对此人可是不那么相信。

一小时前,布齐来到事务所,戴克叫他瞧一瞧我们的几部电话机。布齐说他不是窃听器专家,但多少懂得一点。结果,一下子就找到了窃听器,3部电话机里装的全是相同的玩意。他们本来还想再设法寻找,但转念一想,决定先等我回来再说。

“还有窃听器?”我问。

“是呀。就像微型话筒那样小的玩意儿,办公室随便哪里都可以藏,电话机逮不着的声音,它能把它传出去,”布齐说。“要找到也相当容易。只要拿一块磁化玻璃,把房子里密密麻麻统统扫一遍。”

戴克的双手真的在一个劲儿地抖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用我们的电话跟布鲁索讲过话。

“我们要是再找到窃听器怎么办才好呢?”我问。到目前为止,面前桌上的咖啡,还没有谁喝过一口。

“从法律上说,你可以把它们拆掉,”布齐解释道。“另外一个处理办法就是:说话当心。讲话时避开它们。”

“要是把它们拆掉呢?”

“那联邦调查局就会知道,你发现窃听器啦。他们对你就会更加怀疑,也许还会增加其他监视手段。最好的办法,照我看就是只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你说说倒容易。”

戴克擦了一下额头,避开了我的目光。我为他非常不安。“你认识布鲁索吗?”我问布齐。

“那还用说!我还替他办过事呢。”

我确实不感到惊奇。“好,”我说。我接着又望着戴克问道,“你用我们的电话和布鲁索通过话吗?”

“没有,”他说。“从他不见了的那天起,我就没有和他通过一次话。”

他这样对我撒谎,是叫我在布齐面前闭紧嘴巴。

“我很想弄弄清楚,是否还有别的窃听器,真的,”我对布齐说。“了解一下他们能听到多少,会有好处的。”

“那我们得把整个事务所到处梳一遍。”

“咱们就动手吧!”

“我怎么都行。从桌子、写字台、椅子开始。查一查垃圾桶、书籍、挂钟、订书机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窃听器可以做得像葡萄干那么小。”

“我们找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发现?”戴克问。他已吓得要死。

“不会的。你们二位就像平时一样在办公室里谈话。我大气不吭一声,他们是不会知道我在你们这里的。你们要是发现了什么,就用手给我打信号。”

我们端着咖啡走回事务所。这个地方突然变得阴森可怕,令人望而却步了。我和戴克开始泛泛地谈论德里克·道根的案子,一边轻轻地翻着桌椅。偷听的人只要有点儿头脑,准会察觉我们举止反常,正在企图掩盖什么东西。

我们趴在地上四处寻找。我们翻遍了垃圾袋和全部档案。我们检查了暖气排放口和护壁板。我第一次为我们家具和装饰品之少而谢天谢地。

我们深挖细找了整整4个小时,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只有我们的电话遭到了窃听。我和戴克在街上一家小餐馆请布齐吃了意大利面条。

子夜,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眠。我看着晨报,眼睛不时地瞧一瞧我的电话机。我不断地劝说自己,他们决不会找这个麻烦,在这部机子上安装窃听器。整个下午和整个傍晚,我都常常看见人影,听到声音。我曾多次以为听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声音而匆匆跳了起来。我的皮肤上爬满了鸡皮疙瘩。我食物无法下咽。我被人家跟踪了,这我知道;问题是,他们跟得有多紧?

而且,他们还想跟多紧?

除了分类广告,我把报上的每个字都读了一遍。莎拉·普兰克莫尔·威尔柯克斯昨天生了一个7磅重的的女儿。这对她很有好处。我不再憎恨她了。自从唐尼·雷去世以后,我发现自己对别人更为宽容了。当然,除了德拉蒙德和他那可恶的委托方。

pfx装卸队在冬季赛季保持不败记录。

我不知道他是否带她去看所有的球赛。

我检查每天记录的主要统计数据。我特别注意离婚消息,尽管我并不乐观。我还看有关警方抓人的信息,看看克利夫·赖考是否已因为又殴打老婆而再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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