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

第39节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我们早就知道钱已寄出,但此刻这咚咚的脚步声,使我立刻明白:这笔钱已经寄到。戴克挥舞着手上的信封,冲进我的办公室。“钱来啦!钱来啦!我们发财啦!”

他一下撕开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支票,轻轻地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们用赞美的目光欣赏着它。斯泰发明保险公司寄来了2万5000美元!这一天是圣诞节。

德里克·道根仍旧拄着拐杖,行动不便,我们便带着支票匆匆赶到他家。他在我们指明的地方签了名。我们按比例分了这笔钱。他得了16667美元,我们拿了8333。戴克本想要他支付复印、邮费、电话费这样一些零碎的开支,虽然多数律师在结案时都要这样从委托人身上榨取一点小油水,但我没有同意。

我们向他道了再见,祝他早日康复,并且对这令人痛心的车祸整个处理过程,尽量装得有点儿沮丧和不快。但要完全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却很难。

我们决定每人分3000美元,其余的钱则放在事务所留作平时的开销,来来几个月我们的日子肯定不会有多大转机。我们用事务所的公款,在东孟菲斯一家豪华饭店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事务所现在有一张金卡,这张信用卡是一家胆大妄为的银行发放的,我的律师身份显然给了他们深刻印象。以前申请破产时的种种问题,不请自来地在我脑海里盘旋,于是我和戴克拉手约定:不经两人一致同意,决不使用这张信用卡。

我拿了我分得的3000美元,买了一辆车。这当然不是一辆新车,但却是道根的案子肯定可以解决之后我一直梦想的那种车。这是一辆1984型的沃尔沃名牌轿车,蓝色的车身,四速,装有超速档,才开了12万英里,车况极佳。3000美元买一辆沃尔沃,并不算贵。而且它原先的也是唯一的主人是位银行家,他喜欢亲自伺候自己开的车。

我本来曾想买辆新车,但因此要背一屁股债,这我可是想也不愿想。

这是本律师用的第一辆汽车。那辆破丰田卖了300美元,我用这笔钱买了一部车用电话。鲁迪·贝勒正在慢慢地走向成功。

早在几个星期以前,我就已经打定主意,不在本市过圣诞节。去年圣诞的记忆依然使我痛苦。我将独自一人度过假日,干脆离开孟菲斯,倒会更心安理得。戴克曾经提过一起过节的事,但他说得含含糊糊,没有详谈。我对他说,我或许要去看望母亲。

母亲和汉克在不驾车外出旅游的时候,把那辆该死的温内贝戈旅行拖车停在托菜多他家小屋的后面。我还没有见过那座小屋,也没有见过那辆温内贝戈,而且也不想和汉克一起度过圣诞节。在感恩节后,母亲曾打来过一个电话,邀请我去和他们共度圣诞。可是她的口气又是那么不太肯定,我于是婉言谢绝,对她说我实在是太忙,无法分身。我将给她寄一张贺卡。

我并不是不喜欢我的母亲。但我们已几乎不再来往。我们之间的裂痕是慢慢扩大的,而非起因于某一特定的事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把那些粗暴激烈的言辞忘记。

据戴克介绍,司法系统于12月15日开始关闭,要等到过了新年才恢复办公。在这期间,法官们既不开庭审案,也不举行听证会。各家事务所和他们的律师都忙于举办和参加晚会,以及员工午餐会。这正是我离开本市的大好时机。

我把布莱克档案和几件衣服,放进我那闪闪发亮的沃尔沃名牌小车的行李箱,起动引擎上了路。我漫无目的地行驶在慢车道上,先向北再向西,一直开到了雪花飘舞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我睡在廉价的汽车旅馆,吃快餐,一路上有什么景色就看什么。一场冬天的暴风雪刚刚从北方大平原横扫过来。道路两侧雪堆陡峭,白雪皑皑的草原万籁俱寂,像是云层从天上落到人问。

寂寞的道路,使我这孤独的过客,精神抖擞,充满了活力。

我最后到达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时,已是12月23日。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吃了一顿可口的热饭,然后漫步在大街上,像一般人那样从一家商店钻到另一家。圣诞期间一些正常的享受,我并不愿意放过。

我脚踩积雪坐在公园里一条冰冷的长凳上,听着一支热情洋溢的合唱队大声演唱的圣诞颂歌。在这偌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此刻身在何方。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城市。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州。我喜欢这样的自由。

吃了晚饭在旅馆酒吧喝过几杯以后,我拨通了马克斯·勒伯格的电话。他回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继续当他的终身法学教授。此后,我几乎每个月都要打一次电话向他求教。他邀我来访。我把大部分有关的文件、诉状、书面咨询和证词,全部复印后寄给他。快寄邮包重达14磅,化了将近30美元。这一切戴克全部同意。

我来到了麦迪逊,从声音可以听出,马克斯对此真高兴。他是个犹太人,并不太在乎圣诞节,前几天他在电话上还说过,这是干工作的上佳时间。他给了我指示,何时何地如何找到他。

次日上午9时,气温华氏11度,我步行前往法学院。大门洞开,但不见人影。勒伯格煮好了咖啡,正在办公室恭候,我们聊了一小时,聊他记挂的孟菲斯的人和事,这自然并不包括州大法学院。他这里的办公室很像他在那里时的办公室;杂乱无章,不干不净,墙上贴着政治上有挑衅意味的海报和招贴。他的外表也还是老样子:蓬乱的头发,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脚上倒是穿着短袜,但这也只是因为地上下了一英尺厚的雪。他神情亢奋,精力充沛。

我跟着他沿着走廊来到一个小小的研究班专用的房问。他打开门。房间中央的长桌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我寄给他的文件。我们面对面坐下,他又从热水瓶中给我倒了咖啡。他知道再过6星期就要开庭。

“对方提过调解结案的建议吗?”

“提过几次。他们愿付17万5,但我的委托人不答应。”

“这很不寻常,但我并不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不觉得奇怪?”

“因为你揪住了他们的尾巴啦!他们要大暴露啦,鲁迪。保险公司的欺诈案,我见过何止成千上万,而这是最大的欺诈案之一。”

“还有别的问题呢。”我于是讲了电话被窃听的事,并且把证明德拉蒙德偷听的情节告诉了他。

“这种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他说。“那是佛罗里达的一桩案子,只不过原告律师是在开庭审理以后才检查电话机的。他想做什么,被告似乎都清清楚楚,这才引起了他的怀疑。而你们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他们一定是很害怕。”我说。

“他们不仅害怕,而且是吓坏了。不过你也不要忘乎所以。要记住:他们是在友好的土地上,你们县并不执行惩罚性损害赔偿。”

“那你说怎么办?”

“拿了钱然后走路。”

“我不能这么干。我不想这么干。我的委托人不想这么干。”

“好!现在是把那些人带进20世纪的时候啦。你的录音机在哪里?”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在房间里飞快地兜了一圈。墙上有块黑板,这位教授准备开始讲课。我从公文包里取出录音机放在桌上,准备好笔和拍纸簿。

马克斯讲了一小时,我飞快地做着笔记,并且接二连三地向他提出问题。他分析了我的证人,对方的证人,文书档案和几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他彻底研究过我寄给他的材料,对如何才能牢牢揪住对方谈得津津有味。

“把王牌留到最后再打出来,”教授说。“到最后才放那可怜的小伙子死前作证的录像带。我想他的模样一定很可怜。”

“比可怜还要可怜。”

“太棒啦,那将给陪审团留下极其有利的印象。如果一切顺利,审讯3天就可以万事大吉。”

“那以后做什么呢?”

“以后你就坐着,听他们对事情做出解释。”他突然刹车,伸手在桌子上拿了一件东西推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

“这是大利公司的新保单,上个月发给我的一个学生的。是我出的钱,下个月我就要取消这份保险。我叫学生买来,只是想看看上面的文字说明。你猜猜看,他们把什么东西排除到保险范围之外了?而且用的还是黑体字。”

“骨髓移植手术。”

“包括骨髓在内的所有移植手术,统统给排除啦。你把这张保单保存好,开庭时拿出来。我想你该质问大利公司的总裁,为何在布莱克家提出诉讼仅仅几个月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对保单做出这样的修改。他们为什么现在要把骨髓移植明确排除在外?如果骨髓移植属于布莱克的保单承保范围,那他们为什么拒绝了支付手术费的要求?这可是确凿的好材料呀,鲁迪。开庭的时候,我也许还要来旁听呢。”

“请你一定来。”在开庭的时候,除了戴克,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可以一起商量商量,我将会更加定心。

马克斯还就我对理赔文书的分析提出了几个问题,我们不久就把头埋进材料堆中。我从汽车上卸下4只装满文书的纸箱,拖进这研究班专用的房问。到了中午,这房间看上去已经像个废纸堆。

他有无穷的精力。在吃午饭时,他又就保险公司的簿记给我上了一课。由于保险业不受联邦反垄断法的约束,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会计方法。几乎没有哪个高明的注册会计师,能读懂保险公司的会计报表。而保险公司也不希望别人能读懂,因为他们不想让外界了解其内幕。但马克斯有几个内线。

大利公司总资产在4亿至5亿美元之间,其中约有一半被打了埋伏,作为储备金和盈余。这一情况必须向陪审团讲明。

我不敢强人所难,向他提出在圣诞这一天继续工作的要求,但他自己却是干劲冲天。他的夫人此时正在纽约娘家探亲。他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干,因而他真心实意地希望继续努力,把剩下的两箱文件折腾完。

我记了3本笔记,录了一打录音带。等到圣诞这一天天黑以后,他终于讲完了他对一切的看法时,我已筋疲力尽。他帮我把纸箱重新装好,拖上汽车。又一场鹅毛大雪,正从天而降。

我们在法学院大门口道别。我无法表达对他的感激。他祝我交上好运,叫我保证开庭前每周至少给他打一次电话,开庭时每天打一次。他可能会来旁听审讯,这句话他又说了一遍。

我站在雪中挥手向他告别。

我一路漫游,3天后到了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腾伯格。一路上,尤其是在冰雪覆盖的中西部地区的北部,我那辆沃尔沃轿车表现非凡。我用车上的电话和戴克通过一次话。事务所平安无事,他说。没有人找过我。

在过去的3年半中,我为了获得法律学位,整天埋头学习,一有空闲还得去尤吉酒家打工,很少有时间外出旅游。像目前这样省吃俭用的旅行,却是一次奢侈的假日享受。它使我头脑清醒,灵魂纯净;我可以暂时把法律事务抛在脑后,考虑别的事。我卸掉了一些沉重的包袱,莎拉·普兰克莫尔便是其中之一。忘记那往昔的怨恨吧,生命是如此短促,又何必蔑视那些不由自主地干了蠢事的人!劳埃德·别克和巴里·x.兰开斯特之流所犯的严重罪行,我途经西弗吉尼亚某地时已予以原谅。我发誓再不惦念包娣小姐,再不为她和她那些污七八糟的子孙操心。没有我他们也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思念凯莉·赖考。她那洁白的牙齿,她那被阳光晒成棕色的大腿,她那甜蜜的声音,如梦如幻,与我同行。

我在途中偶尔也会思考法律事务。这时,我的思绪总是离不开想象中的庭审场面。我手头目前只有一桩案子能沾到法庭的边,因而我能考虑的也只有这件案子开庭的情景。我练习着向陪审团致词的开场白。我反复盘问大利公司的那些坏蛋。我几乎声泪俱下地进行着最后的辩论总结。

一些开车从我旁边驶过的人朝我投来惊讶的目光,但是,嘿,没有谁认识我。

我和4位曾经或正在起诉大利公司的律师通过话。最初的3位毫无帮助,第4位就住在斯巴腾伯格,名叫库柏·杰克逊。他那个案子里有点儿奇妙的东西,但不能在电话上跟我说。他欢迎我顺便去一趟他的事务所,看一看他的案卷。

他的事务所设在市中心一座银行大楼里,拥有6名律师和现代化的办公室。我昨天在北卡罗来纳从车上和他通过话,他今天可以接待我。圣诞期间事情不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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