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

第10章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星期天早晨我起得很晚,是克莱尔打来的电话把我叫醒的,又是一番冷冰冰的谈话,她只是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回来。我提议说晚饭去我们俩都喜欢的一家餐馆一起用餐,可她说没有兴致。我也没有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对这类事我们谈话时从不谈起。

由于我们的公寓在三楼,所以《星期日邮报》从来不能直接投到家里,虽然我们想了几个办法,但半数情况仍不如意。

我洗了个淋浴,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天气预报说最高温度是华氏二十五度,正当我要离开公寓时新闻广播员匆匆地报道了一下头条新闻,这条消息把我惊呆了!我听到了报道,但开始时没有引起注意,我走近靠厨房墙角处的电视机,我的脚步沉重,血液似乎已凝结,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夜里十一点左右,特区警察在城东北部的一个公园附近发现一辆小汽车,那个地方是经常有枪战的。车就停在路边,都已磨平了的车轮陷进了一堆外壳已结冰的雪堆里。车里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都已窒息而死。警察猜测这个家庭就住在车里,而且为了让车里暖一些,就打开了发动机,由于汽车的排气管被路面清雪车所堆起的雪掩埋起来了,废气无法顺利排出,细节情况所知不多,也没有报道死者的姓名。

我冲到人行道,在雪地上滑了一下,但没有跌倒,然后沿着p街跑向威斯康星大街,穿过大街后又跑到三十四街的售报亭,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抓到一张报纸,心中充满恐惧。报纸头版的下面一角就是这个报道,很显然,这条报道是在报纸排版的最后时刻才插进去的,也没有报道死者的名字。

我把报纸打开,翻到a栏,把其余几页报纸就扔在潮湿的人行道上,这则报道在十四页上有继续报道,主要是警方的一些评论性的文字,还有一些警告性的话,告诉人们如果汽车排气管被堵塞可能会发生的危险,接下来的就是令人心碎的细节:母亲是二十二岁,她的名字叫朗蒂·伯顿,婴儿叫特米科,两个已学会走路的孩子叫阿朗佐和丹特,是双胞胎,都是两岁,最大的孩子叫奥塔里欧,年龄四岁。

我当时一定是发出一声怪叫,因为一个路过的人朝我看了一眼,眼光很怪,好像我是个危险人物。我走开了,双手仍拿着那份打开的报纸,我迅速地浏览了其余的二十个栏目。

“对不起,”一个难听的声音在我身后说道,“你还没付报钱。”我仍继续走着。

他从后面走近我身边,喊道:“喂,伙计!”我站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五美元的一张票子,扔在他的脚下,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在p街上,离我的公寓不远的地方,我靠在一幢漂亮的联立式楼房前的挡土墙边。人行道上的雪已被清除了,清除得十分彻底。我又一次读了一遍这篇报道,我读得很仔细,希望并不是这样的结局。各种想法,各种问题一古脑儿涌上来,我简直应接不暇,来不及细考虑,唯有两个问题不断在我心里反复出现:他们为什么不回避难所?那个婴儿死时是否包着我那件夹克衫?

越想越感到心情沉重,几乎连脚步都迈不动了。在震惊之余,一种负罪感又袭上心头。星期五夜里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为什么不为他们做点什么?我本可以把他们带到一个温暖的汽车旅馆里让他们吃顿饱饭的。

我走进公寓时,电话铃正响着。是莫迪凯打来的。他问我看没看这则报道,我问他是不是还记得那个湿尿布。就是这家人,我说。他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我告诉他更多的是我和奥塔里欧的交往。

“听了这件事我很难过,迈克尔。”他这时声音充满了悲痛。

“我也很难过。”

我慾说无言,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们说以后见面再谈。我回到沙发上,一动不动地一直坐了一个小时。

后来我回到车上,把我为他们买的一袋袋食品、玩具和衣物都搬了下来。

仅仅是出于好奇,莫迪凯中午时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一生中在不少大公司工作过,这次来主要是想看看那位先生死的地方。我带他走了几个主要的地方,并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当时做人质的情况。

我们坐他的车一起离开。星期天交通并不繁忙,莫迪凯对别的车在干些什么也毫无兴趣。“朗蒂·伯顿的母亲今年三十八岁,因倒卖可卡因而服刑十年,”他告诉我,他曾打过电话,“两个兄弟也都在监狱里。朗蒂本人有过卖婬和吸毒的历史,不知道谁是她的父亲,也许不止一个父亲。”

“谁向你提供的这些信息?”

“我在一个居民村见到了她的外祖母。上次她看到朗蒂时她才有三个小孩,当时她正在和她妈妈一起卖毒品。根据这位老奶奶的说法,她已同她女儿和孙女脱离了关系,就是因为毒品的问题。”

“那么谁会来埋葬他们呢?”

“就是埋葬德文·哈迪的那些人。”

“一个比较像样的葬礼需要多少花费呢?”

“那要讨价还价的,怎么,你有兴趣吗?”

“我只是不想让他们被草草地安葬。”

我们正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路过议会大厦庞大的办公大楼,背后是国会大厦,不禁心里暗骂两声,这些大楼里的混蛋们每月浪费数十亿美元而仍让那么多人无家可归,那四个无辜的孩子死在大街上,可以说就死在国会大厦的阴影之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栖身之处!

我们那个住宅区的有些人会说他们根本就不该出生!

这些尸体被送到总医院检验官的办公室,那里也有停尸房。那是特区总医院的二层棕色楼群。这些尸体将停在那里等候有人来认领,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无人来认领,这些尸体就可以使用一些防腐剂,然后放在很像样的木棺之中,并很快在公墓中安葬。

莫迪凯把车停在一个仅供残疾人停车的车位上,过了一会儿,他问道:“你真的想进去?”

“我想是的。”

他曾来到过这里,而且事先打了电话。这时一个穿着很不合身的制服的保安人员上前企图阻止我们,莫迪凯气冲冲地向他说话,声音之大部令我害怕,我的胃都有些*挛。

那个保安人员让步了,巴不得尽快离开我们。有几扇玻璃门上都用黑字写着停尸房的字样,莫迪凯走了进去,就好像他就是这儿的主人一样。

“我是莫迪凯·格林,伯顿一家的律师。”他冲着办公室后面的一位年轻人大声说道,那声调不像是在告诉他什么,倒像是在下战表。

那位年轻人看了看写字夹板,又翻了几页。

“你在干些什么?”莫迪凯又怒气冲冲地问了一句。

那位年轻人抬起头,装腔作势地看了看,这时发现他的对手不是个好惹的。“请稍等。”他说,然后向计算机走去。

莫迪凯转过身对我大声说道,“你能想象吗,这里有过停放一千具死尸的情况。”

我意识到他对那些官僚机构,政府工作人员是从没有耐心的,而且我又想起了他让社会保障部门的那位秘书当面道歉的故事。对莫迪凯来说,半数的案子都是靠强硬的态度和吼叫来办的。

这时一个面色苍白的先生走了进来,他的黑发是染出来的,但染得很糟,冷冷地握了握手之后,自我介绍说他叫比尔。他穿了一件蓝色工作服,一双有很厚胶底的鞋子。他们到哪儿去找人来到停尸房工作呢?

我们跟着他穿过一道门,沿着一条已消过毒的通道走着,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然后来到停尸问。

“今天有几具?”莫迪凯问道,好像他是为检查尸体数量来的。

比尔一边扭动门钮,一边答道:“十二具。”

“你还好吧?”莫迪凯问我说。

“我也不知道。”

比尔打开了那扇金属门,我们迈进房问。屋里阴冷,有一股防腐剂的气味。地上铺的是白色地砖,灯是蓝色的荧光灯。我跟随着莫迪凯,低着头,尽量不向四面看,但这很难做到。尸体都用白布单从头到脚地盖着,就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我们看到几双白人的脚,他们的脚趾上挂着一个标签,接着就是几双棕色的脚。

我们拐了一个弯,停在一个角落里,左边是个轮床,右边是张桌子。

比尔说:“朗蒂·伯顿。”他十分熟练地把白布单拉到胸部。正是奥塔里欧的母亲,她穿着一件白色长袍。从她的脸上看去不像死去了,好像她正在睡觉,我忍不住盯着她的脸看着。

“就是她。”莫迪凯说,似乎他们已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他看了看我让我再确认一下,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比尔把床推转过去,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几个孩子只用一个白布单盖着。

他们整整齐齐地躺成一排,一个紧挨着一个,双手都在胸口交叉着,像小天使般地睡着,这些终日在街头的小战士终于安息了。

我想摸一摸奥塔里欧,拍一拍他的胳臂,向他说声对不起。我想唤醒他,带他回家,让他吃饱饭,给他一切他所喜爱的东西。

我又向前凑近一些要更看得仔细一些。“别摸他。”比尔说。

我点了点头。莫迪凯说:“就是他们几个。”

比尔又用白布单把他们盖了起来,我闭上眼睛,给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祈祷,是仁慈和请求宽恕的祈祷。再也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上帝对我说。

在大厅的一个房间里,比尔拉出来两个网兜子,里面装的是这一家人的个人物品。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张桌子上,我们帮助他清点这些物品。他们穿的衣服又脏又破,我那件劳动布的夹克是那里边最好的一件。有三条毯子,一个钱包,一些不值钱的玩具,婴儿营养粉,一条毛巾,又是一堆旧衣服,一盒香子兰饼干,还有一听没有打开的啤酒,一些香烟,二只避孕套,以及二十美元零零碎碎的钱。

“她的汽车在市停车场,”比尔补充说,“人们说那辆车已是破烂不堪了。”

“我们会处理的。”莫迪凯说。

我们在物品清单上签了字,带着朗蒂·伯顿一家的全部资产离开了。“我们把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呢?”我问道。

“把它们送到她外祖母那儿去,你的那件夹克衫还要吗?”

“不,不要了。”

举行葬礼使用的屋子是莫迪凯所认识的一位牧师的。莫迪凯并不喜欢这个牧师,因为他所在的教堂对无家可归的人不够友善,但他却能左右这个人。

我们在教堂前停下了车,教堂在哈佛大学附近的佐治亚大街。这个地方比较清洁整齐,附近房子的窗子上没有钉那么多木板。

“你最好待在车里,”他说,“如果我单独和他谈话,话能说得更坦率一些。”

我真是不喜欢一个人坐在车里,但这时我已把生命都托付给他了,只能说,“没问题。”于是我坐得更低一些,这样可以向四周张望。

“你会没事儿的。”

他走了,走时把车门锁了起来。几分钟以后,我放松了一些,并且开始思考问题。莫迪凯要单独会见那位牧师自有道理。如果我要露面很可能会把事情弄得复杂了。他会问我是谁?我为什么对这一家人感兴趣?这样一来,花费就会大大增加。

人行道上行人不断。我看着行人匆匆而过,寒风吹袭着他们。我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穿着很好,他们手挽着手。当昨夜奥塔里欧一家人挤在狭小的汽车里受冻,呼吸着没有气味的一氧化碳直至死去时,这些人在哪里?我们这些人又在哪里?

这个世界已经完了,一切都没有意义。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已看到六个无家可归的人死去。对这样的令人震惊的事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我是个白人律师,我受过良好的教育,锦衣玉食,收入颇丰,而且很快就可以成为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富人。不错,婚姻是要吹了,但我可以从头来过,世上不乏漂亮的女人,我从未为此而担心过。

我诅咒那位先生,是他让我的生活脱了轨,我诅咒莫迪凯,是他让我有一种罪恶感,我也诅咒奥塔里欧,是他叫我心碎。

这时有人敲车窗把我吓了一跳,几乎魂都没了,原来是莫迪凯,他站在路边的雪地上。我摇开车窗。

“他说他要二千美元,把五个人都埋葬了。”

“不用管他要多少!”我说,他又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坐回驾驶座位,把车开了起来。“葬礼定于星期二,就在这个教堂。木棺材,但都是不错的。他还准备些花儿,你知道,这样看起来才像样。他开始要三千,但是我告诉他新闻界还要来人,你还可以上电视,结果他就同意给二千了。二千块还算不错。”

“谢谢你,莫迪凯。”

“你还好吗?”

“不怎么样。”

他没有再说什么,我们开车回到我的办公室。

克莱尔的弟弟詹姆斯已确诊为何杰金病,所以全家都祈祷上苍。这倒与我无关,我只是听她讲述她一家人是如何度过这个周末的。先是听到这个吓人的消息,接着就是抱头痛哭,祷告,安慰詹姆斯和他的妻子。这一家子就好抱头痛哭。看来她没叫我去她家真是谢天谢地。医治立即着手进行,据说预后还不错。

她回家来还是让人高兴的,家里总算有人可以述说一下心中的烦闷。我们在公寓的舒适的小屋中喝酒,烤火,脚上盖着毯子,那情调真有点浪漫,尽管我内心受到伤害太多,几乎想不到那些充满柔情的事。我尽力去听她的讲述,对可怜的詹姆斯说些同情的话,不时地用些适当的词儿。

这种情况是我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是我所需要的。我想我们可能会闪烁其辞互不说破,也许还会发生小的摩擦。很快就会变得撕破脸皮,后来还可能变得平缓,就像真正成年人那样分手。但是,自从奥塔里欧那件事之后,我再也不想涉足情感,我的情感已经枯竭。她不断地提醒我说我看上去很疲惫,我真得感谢她。

我一直注意地听她的讲述,一直到完,后来话题又转到了我及我的周末过得如何。我和盘托出,向她讲了我所经历的一切,我在避难所做志愿服务者,后来又讲了奥塔里欧和他的一家,把报纸的有关报道也给她看了。

她真的有些感动,但也有些困惑,好像我和上周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她不知道她是喜欢这后一种形象呢还是原来的形象,就连我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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