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

第14章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关于年假的想法被执行委员会否决了,谁也不会知道这些人在私下开会时会是怎么说的,他们只是让鲁道夫通知我,说这样会开一个坏的先例。因为公司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给一个非股东成员放一年的年假,可能会引发别的人提出各种无理要求。

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保险可言了,我一旦迈出公司的大门,它就会把我关在门外。

“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吗?”他问道,他就站在我的桌子前面。他身边有两个大箱子。波利已为我收拾好,把我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装在了里面。

“我当然知道,”我微笑着回答,“别为我担心。”

“我已尽力了。”

“谢谢你,鲁道夫。”他摇着头,走开了。

在克莱尔昨天晚上给我一个突然袭击之后,我就不再想年假的问题了,我脑子里考虑的是许多更为紧迫的问题。我离婚后也成了一个单身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

突然,我感到更应关心的是一个新的公寓的问题,而不是新的工作,更不是新的办公室和新的事业问题,于是我关上门,开始翻报纸,找到租房、招聘之类的那一栏,浏览起来。

我要把车卖了而不再每月付四百八十美元的分期付款,然后我再买一辆旧车,花重金给它保险,然后等候它在我新的住宅区某天夜里被人偷走,如果我仍然住在这个区域,就等于把我今后每月的收入全部拿去付房租。

我很早就出去吃午饭,我用两个小时在华盛顿中心区开车转了转,发现这个地区的公寓最低租金价格也在每月一千一百元,这对于一个贫民律师来说是太高太高了。

当我吃过午饭回到办公室时,桌子上又放着一份档案袋,一个空白的马尼拉法律用纸的袋子,外面什么也没有写,在我桌子上放着,里面有两把系在一起的钥匙,上面有一个条子,上面写道:

上边的钥匙是钱斯办公室门的钥匙,下边的是窗子下面档案柜的。复印后把档案返还,千万当心,钱斯是个多疑的人,用后把钥匙丢掉。

波利突然进来了,她常这么干,也不敲门,也不出声,总是鬼魂似的突然出现在屋里。这时她满脸的不悦,也没有理我。我们在一起工作已有四年了,她说我这一走把她搞得心里空落落的,其实我们之间关系没有那么近。过几天她也得重新分派工作。她为人很不错,也是我十分放心的一个人。

我立刻把档案合上,不知她是否看见。她在整理我那两个箱子,我等了一会儿,直到确信她没有注意到什么,但是由于她看见了在我办公室周围楼道里发生的一切,我不能想象赫克托或别的什么人如何能进来而又不被发现地离开。

巴利·纳佐,也是我们同做过人质中的一员,又是我的朋友,来到我的办公室,很严肃地和我谈了一会儿,他关上门,从箱子旁绕了过来。我不想讨论离开公司的事,所以我只和他谈了谈关于克莱尔的情况,他的妻子和克莱尔都是从普罗斯登来的,这在华盛顿这个大城市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我们和她们在过去几年中曾有过多次交往,后来这种社会交往就逐渐形成了婚姻。

他听了之后有些惊讶,接着又很难过,过了一会就好了。“你这一个月可真不怎么顺,”他说道,“我很替你难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说道。

我们谈起过去的日子,那些来来去去的伙计。我们一起喝啤酒时也不必再重新提起那位先生的那件事,现在那件事对我来说都已有些陌生。我们这两个朋友都曾面对死亡,又走出这个阴影,而事后又都各自忙各自的事情而无暇互相帮助。

但是我终于还是谈起了那件事,两只大箱子摆在屋子中间,是很难躲开这个话题的。我意识到这一事件是我们谈话的原因。

“很抱歉,我让你失望了。”

“说哪里话,巴利。”

“不,真的,我应该早点来看你。”

“为什么?”

“因为很明显,你精神上出了毛病。”他边说边笑着。

我很想欣赏他的幽默:“是的,我是有点发疯,我想,不过我很快会过去的。”

“不,说真的,我听说你有了麻烦,上星期我去找你,可你出去了。我挺为你担心的,但我在审理案子,你知道,这是常有的。”

“我知道。”

“我没能来的确感到不应该,迈克,很抱歉。”

“得啦,别提它了。”

“我们大家都吓坏了,而你差一点给子弹射中。”

“他本可以把我们都杀死的,巴利。炸葯要是真的,如果一枪打不着,他轰的一声我们就全完了。好啦,别提它了。”

“当我们向外爬时,我最后看到的就是你,满脸是血,尖叫着。我以为你被子弹打中了。我们跑到外面,挤在一块儿,人们也抓住我们,一边喊叫着,我当时还以为一会儿就得有爆炸声,我想迈克还在里面,他一定受伤了,我们停在电梯旁,有人把我们手上的绳子割断了。我回过头去看,正看见警察把你给架出来。我还记得你身上的血,浑身都是血。”

我一言未发。他也不希望我说什么,这样能让他感到更好受些。因为他可以向鲁道夫或别人报告说他已劝过我了。

“一路上我不停地问:‘迈克受伤了没有?迈克伤着没有?’当时谁也说不清楚,直到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才说你没事。我回家后想给你打电话,可是孩子们围着我不放,我本该打个电话的。”

“别提这件事啦。”

“很抱歉,迈克。”

“请别说了,事已经过去了,也没事了。我们就是谈上几天,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你是什么时候想到要离开公司的?”

这我倒是要想一想的。真实的答案是就在星期天的这个时候,当比尔把盖尸体的布单拉下来的时候,我看到小奥塔里欧平静地躺在那里,就在那一时间,那一地点,就在那个停尸间里,我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

“就在周末前后。”我说,我没做进一步的解释,他也不需要听什么解释。

他摇了摇头,好像我收拾东西要离开公司是因为他的缘故。我必须让他明白这一点。“巴利,你阴止不了我,谁也阻止不了。”

这时他开始不住地点头,就好像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

一支枪指向你的脸,钟也停止了走动,这时立刻涌现出一些最需要考虑的东西:上帝,家庭,朋友。钱降到最低的位置,公司和事业随着每秒钟嘀嘀嗒嗒地过去,你会意识到这可能是你生命的末日。

“你怎么样?”我问他道。

公司和事业,在这几个小时之内也已降至到最低层的位置。

“我们在星期二正开始一个审判,实际上,当那位先生来打扰时,我们正在做准备工作,我们无法要求法官延期审理,因为我们那位客户已为审判这一天等候整整四年了。而且我们也没有受伤,你知道,起码身体上没受到什么伤害。所以我们一鼓作气开始了审理,就一直没有停下来。那次审理救了我们。”

当然如此。工作是最好的葯方,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甚至连灵魂都可以得到救助。我真想朝他歇斯底里似的叫起来,因为两周以前我也会这么说的。

“好,”我说,真是太好了,“这么说来你一定挺好吧?”

“那当然。”他是诉讼律师,很有男子汉气质,特氟隆色的皮肤,还有三个孩子,所以作为他这样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来说,要过太奢华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这时时钟提醒了他,他该回去了,我们握手、拥抱,和通常一样说一定保持联系之类的话。

我关上门以便好好看看那份档案,然后决定下一步行动。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做出几种推测。一、钥匙好使。二、这不会是个圈套,我没有树过什么敌人,反正我要走了。三、档案的确在办公室,就在窗子下面的抽屉里。四、能取到它而又不被发现。五、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印完。六、安全返回材料,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七、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它的确有我所需要的证据。

我把这些内容写在一个记事本上。如果偷档案材料被人发现,那就会立即遭到除名的处理,但我已不在乎除不除名的问题了。如果用不合法的钥匙开钱斯办公室的门被人知道,也是立即除名。

复印可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公司里的档案材料都有一英寸厚,就是说要复印一百多页才能全部印完。也就是说我得在复印机旁站上好几分钟才能印完,这时是无处躲,无处藏的,那太危险了。一般情况都是秘书和一些职员来搞复印,而律师是不干这类事的。复印机都是高科技的,很复杂,只要我一按电钮,就毫无疑问地会面临困境,而且它们也都编好了密码,要先按几个按钮,这样机器就会把它复印的每一张纸的费用记到某一客户的账上。而且这些机器都放在十分明显的地方,没有一台机器是放在角落里的。我想或许我可以在公司的其他部门找一台复印机,不过我要是各处走动又太惹眼了。

我可能只有把档案材料带出公司了,那可就和犯罪没什么差别了。不过我算是借的,不是偷的。

四点钟时,我拿着一大沓档案材料走过不动产部,好像我去干什么正经事儿。赫克托没在他办公桌那儿,钱斯在办公室里,他的门虽然关着,但他打电话的尖尖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我从门前走过时,一位秘书冲我笑了笑。我注意到这里没有保安摄像机,有些楼层有,有些楼层没有。有谁会在不动产部安装什么保安设施呢?

我五点钟时离开公司,在一个熟食店买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就开车去了我的新办公室。

我那几个同伴还没走,仍在办公室里等着我。索菲亚同我握手时笑了,但那笑容如昙花一现。

“欢迎你与我们同舟共济。”亚伯拉罕说,他态度严肃,就好像我爬上了一条正在沉没的船一样。莫迪凯在旁边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向我挥舞着手臂。

“这间屋怎么样?”他说,“e号房。”

“漂亮。”我说,迈进我的新办公室。这个屋刚好有我原来那个办公室的一半大小。我原来使用的办公桌在这个屋都放不下,一面墙边是四个档案柜,颜色不一,照明的只是从天棚垂下来的没灯罩的电灯泡,我也没看见电话在哪儿。

“我很喜欢。”我说,而且我说的是心里话。

“明天我们给你装一台电话,”他说,同时把ac单元窗子的遮阳屏放了下来,“在你之前这屋子是一个叫巴纳布里奇年轻律师用的。”

“他怎么了?”

“不会处理钱财问题。”

天渐渐黑了下来,索菲亚有些急于回家,亚伯拉罕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和莫迪凯在他的办公桌上用餐,就是吃我买的三明治,喝一些低质量的咖啡。

这里的复印机是八十年代的产品,体积挺大,看起来很笨重,没有密码板翼,以及铃、哨之类装备,这和我们公司那些是不一样的。它就在大屋的一个角落上放着。室内有四张桌子,它就在一张办公桌旁边,上面放着不少陈旧的材料。

“今晚你什么时候走?”我一边吃一边问莫迪凯。

“我也说不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吧,怎么?”

“只是随便问问,我要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去几个小时。他们还有最后一些事要我完成。然后我办公室里还有一些东西今晚上就运到这儿来。不知道行不行。”

他还在嚼着东西,走到一个抽屉处,从里面拿出一串钥匙,递给了我,上面有三把钥匙。“你随便什么时候去或回来都行。”他说道。

“这儿安全吗?”

“不安全,你可得小心点。把车就停在外面那个地方,靠门尽量近一点。走路要快些,然后把自己锁在屋里。”

他一定是看出我有点害怕,因为他对我说:“你会习惯的。精明着点。”

我走得很快,也十分警觉地在六点半钟时走到我的汽车停车处。这时人行道上空无一人,没有那些流氓团伙,没有枪声,我的车上也没有划痕。当我打开车门,开始启动时心里有些高兴。大概我能够在这里生存下去。

开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仅用十一分钟。如果复印钱斯的那份档案用三十分钟,那么这份档案就要离开他的办公室一个小时左右。那当然是假定一切都十分顺利才行。这样钱斯就根本无法知道。我等到八点钟,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进不动产部,我的衣袖上卷,好像我在干着什么活。

楼厅走廊中空空如也,我敲了敲钱斯的门,没有回答。门已锁上了,然后又看了看其他各个办公室,先轻轻敲一敲,然后再重一点敲,最后再扭动一下门钮。大半都是锁着的。在每一个拐角处我都检查一下是否有监视器。我同样也检查了一下会议室和打字间,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那房间的钥匙和我房间的很相像,大小颜色都一样。钥匙很好使,一转眼我就已进入他那黑洞洞的办公室,我琢磨着是否开灯的问题。我想从外面驱车而过的人是无法判断是哪个屋子突然亮了灯的,而且在楼里的人也很难从门底下发现屋子里有光透出来。再者是我没有带电筒,屋里实在太黑。于是,我锁好门,打开了灯,直奔窗子下面那个文件柜,用第二把钥匙打开柜。我跪在地上把抽屉拉了出来。

里面有几十份档案材料都与河橡公司有关,都按某种方法十分整齐地排列着。钱斯和他的秘书做事有板有服,我们公司十分推崇这种作风。其中有一个很厚的档案上面写着河橡公司和tag公司的字样。我轻轻地把它拿出来,开始迅速地翻阅、想确定一下是不是就是这一份。

这时走廊中一个男人的声音“嗨”了一声,我当时吓得真魂出窍。

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几个门以外的地方回答了一声,然后这两个人就在离钱斯办公室不远的地方谈了起来,他们谈的是篮球比赛的事,是子弹队对尼克队的比赛。

我轻轻地走到门边,关了灯,倾听他们谈话。后来我又坐在布雷登先生的皮沙发上,坐了十来分钟。如果有人看见我空手走出这间办公室,他们对我无可奈何,反正我明天就已离开公司了,但是我还是拿不到档案。

如果要是有人看到我拿走档案呢?那我可就没救了。

我拼命地考虑着这个问题,估量当时的形势,分析各种可能性。要沉住气,我不断地告诫自己。他们会走开的。他们谈完篮球又谈姑娘,似乎这两个人都是未婚的。估计这两个人都是乔治顿法学院毕业的职员,在这里做夜班。他们的声音渐渐听不到了。

我锁好了抽屉,取走了档案。五分钟,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我轻轻地打开门,把头从门缝探出来,左右看了看,没有人。这时我走了出来,经过赫克托的办公室,直奔接待厅,尽量装作没事的样子轻快地走着。

“嗨。”身后有人在喊。我转过拐角,回过头看到一个家伙跟随而来。这时离我最近的门是个小图书馆。我躲到了里边,很幸运,里边很黑,我在两排书架中间穿过去,我找到另一侧的另一个门。我打开门,在不长的一段走廊的尽头我看到一个出口标志。我从那里跑了出去,我想我下楼总比上楼要快的,尽管我的办公室就在这层楼的上面两层,我还是直奔下面而去。如果万一他认出我来,他可能到那里去找我。

我来到一楼,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没有穿大衣,不想让任何人看见,特别是电梯处,那里有保安人员以防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进来。我到了侧门出口,就是那天打死那位先生后我和波利为了躲避记者时曾用过的那个门。当我回到我车里时,外面很冷,还下着小雨。

一想到第一次做贼那个笨手笨脚的情况,真是有点蠢,非常的蠢。如果我被捉到呢?没有人看到我离开钱斯的办公室,也没有人看到我手中拿的档案不是我自己的。

我本不应该跑。当他喊时,我应该停下来并和他聊两句,就好像没事儿的一样。如果他要看档案,我可以训斥他并让他走开。他很可能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一个下层职员。

可是他为什么要那么朝我吼呢?如果他不认识我,他为什么从楼道的另一端要拦住我呢?我驶进马萨诸塞街,很快就把复印搞好,再设法把档案送回原处。我以前也通宵干过活,如果我不得不等到凌晨三点钟再偷偷溜回钱斯办公室的话,我也可以那么做。

这时我感到轻松多了。车上的热风一个劲儿地吹着。

谁也不会料到一次打击毒品交易的活动失利,一名警察被打伤,一辆毒品贩子的豹牌汽车正全速由十八大街上驰来,我在新汉普郡大街时正是绿灯,可是那帮打死警察的家伙根本没有什么交通规则的概念,那辆豹牌车在我左边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的汽车保护气袋一下子冲着我的脸炸开。

当我醒来时,驾驶座旁的门夹住了我的左肩,几张黑脸正透过汽车破碎的窗子盯着我看。我听见警笛在叫着,又昏了过去。

一个见习医生把我的安全带解开,把我从座位仓里拖了出来,“我没有看到出血。”其中一个人说。

“你能走吗?”一个见习医生问道。我的肩和肋骨痛疼,我试着站起来,但腿不听使唤。

“我没有事。”我坐在担架的边上说。我身后一阵喧闹声,但我转不过身去。他们用安全带把我固定在担架上,当我被推进救护车时,我看到身旁有一辆豹牌汽车,已翻倒在路边,周围有警察和医护人员。

我不断地告诉他们“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但他们还是要量血压。这时车开动了,笛声也住了。

他们把我送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疗中心的急救室,x光透视显示我没有伤着骨头,只是一些擦伤,但很痛。他们叫我吃一些止痛片,然后把我推进一个单人病房。

我夜里醒来时,克莱尔正睡在我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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