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

第18章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对于我新接手的工作情况介绍共用了半个小时,这是我和莫迪凯一起驱车去城东北边的派特沃斯街的撒马利亚救济院的路上,他一面开车一面向我讲述的。我只是一声不响地在旁边听,我手里紧紧地抱着我的手提包,紧张得就像在严师面前的小学新生一样。我穿了牛仔裤,白衬衫,系了领带,上衣是海军穿的便装,耐克网球鞋,白线袜。我也不再刮胡须。我现在是贫民律师,我可以随意穿戴,不受任何限制了。

莫迪凯当然在我刚走进办公室时就注意到了我衣着的变化,并向大家宣布我即将投入工作。他没有说什么,但眼睛看着我的耐克鞋,他以前就常看到这种情况,从大公司下来同穷人呆上几个小时的那些律师们就常穿这种鞋子,不知什么原因,他们也穿工装裤,留上胡须。

“你的委托人是由几个三分之一组成的。”他说,一只手还开着车,车开得很不稳。另一只手拿着咖啡杯,根本不在乎我们旁边还有许多车子。“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有工作的,有三分之一是有家庭和孩子的,有三分之一是有精神病的,有三分之一是老兵。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是有资格住政府补贴住房的。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一共有二百五十万个低造价住房单元被取消,联邦政府把政府补贴住房的投资又减少了百分之七十,这样一来有些人不得不露宿街头,这也就不奇怪了。各级政府就是靠牺牲穷人的利益来平衡预算的。”

这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莫迪凯脱口而出,这就是他的生活,这就是他的职业。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我几次都想打开手提包拿出笔和本把一些情况作下记录,但我还是控制了自己,只是静静地听着。

“这些人有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对私人住房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他们的全部收入都不够付房租的。所以他们就每况愈下,而同时,政府的资助费用又屡屡降低。你要知道,仅有百分之十四的无家可归的残疾人能拿到政府的补贴,仅仅百分之十四!你会看到许多这类情况的。”

这时我们遇上了红灯,车吱地一声停下了,但是他的车已把路口挡住了一些。我们周围顿时一片汽车笛声,我赶紧把身子放低,生怕再来一次撞车事件。莫迪凯似乎毫没在意他妨碍了高峰期的交通,他两眼茫然直视,似乎在看另外一个世界。

“无家可归最让人害怕的情况在街上你是看不到的。几乎一半穷人都把他们百分之七十的收入用在保住他们现有的住房上,而政府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门说他们只应用三分之一就可以了。这座城市就有几万人处在边缘状态,只要有一点闪失就会丢掉住房,比如丢失了张支票,偶尔生次病,或有个预料不到的紧急情况什么的。”

“那他们去哪儿呢?”

“他们很少直接去避难所,他们开始可能去投亲靠友。这一下就会更糟糕,因为他们的亲友也是住房十分紧张的,条件很差。何况他们签的房约也不允许那么多人住在一个单元里。他们就不得不违约,这就会引起驱赶住户的情况。然后他们就到处搬来搬去,把一个孩子留给姐妹,或把另一个留在朋友那里。这样一天不如一天。可是他们都不愿去避难所,就像避瘟疫一样。”

他停了好一会儿,接着喝了口咖啡。“那是为什么呢?”我问道。

“并不是所有的避难所都很好,常受到袭击,发生抢劫、强姦事件。”

而这些正是我后半生的律师生涯的主要工作内容。“我忘记带枪了。”我说道。

“不会有事的,我们这座城市有数以百计为穷人的利益志愿工作的人,我没有听说过有谁受到了伤害。”

“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放心了。”我们又开始行驶,但比刚才稳当多了。

“大约半数的人都有一些财力使用不当的问题,就像你那位伙计,德文·哈迪。这种情况是很普通的。”

“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恐怕帮不了多大忙。还有几项计划没有落实,但很难找到他们的安身之地。我们曾把哈迪安排在一个老年人康复中心去住,但是他离开了那里。一个上瘾的人当想清醒的时候会这样决定的。”

“他用什么来*醉自己呢?”

“酒,这是他们最能买得起的。另外还有不少强效纯可卡因也不很贵。这些情况你都会看到的,但是配制好的毒品是相当贵的。”

“我头五个案子会是什么呢?”

“等不及了吧,是不是?”

“是的,我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

“别着急,先放松一点。工作并不很复杂,但要有耐心。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得不到政府福利的人,例如,没有得到食品券,或是离婚案子,或投诉他的房东,或就业问题。但肯定是个刑事案子。”

“什么类型的刑事案子?”

“都是一些小事。现在美国城市有一种趋势,就是认为无家可归就是犯罪。大城市都已通过了各种法规,就是要驱走那些住在街头的人。不许乞讨,不许睡在公共场所的长椅上,不许在桥下栖身,不许在公园里存放个人物品,不许坐在人行道上,不许在公共场所吃东西。这些法律的大部分已在法院被否定,在这方面亚伯拉罕干得相当出色,他说服了联邦法官指出这些法律是违反第一次修正案所规定的权利的。所以各个城市有选择地实行了一些普通法律,例如,在街上闲逛,流浪,在公共场合酗酒。其矛头所指仍是无家可归的人。如果衣着讲究的人在酒吧喝醉了,或在胡同里小便,都不算什么,可是要是无家可归的人如果在小巷子里撒泡尿,那就要以在公共场所小便而遭逮捕。大规模的清除活动是常有的。”

“清除活动?”

“是的,他们有时集中城市的某一区域,清除所有的无家可归者,把他们撵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在亚特兰大召开奥运会之前就这么干过,他们不能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美国有这么多人乞讨,这么多人就睡在公园的长椅上。所以,他们动用了保安部队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感到这个城市一切都那么美好。”

“那把他们赶到哪儿去呢?”

“他们肯定不是把他们送进避难所,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穷人的避难所。而是像清除垃圾一样把他们圈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他一面调整一下汽车的散热器,一面又喝了口咖啡,起码有五秒钟时间双手都离开了方向盘。“记住,迈克尔,人人都得到那里去,因为这些人别无选择。如果你饿了,你可以要饭吃,如果你累了,你可以找个地方睡觉。如果你无家可归,你只能去那样的地方。”

“他们逮捕他们吗?”

“天天如此。这真是个愚蠢的政策。把一个露宿街头的人,送进避难所或其他什么地方,让他们干活挣最低的工资,让他尽量向上,走自食其力的路,然后又逮捕他,就是因为他在桥下栖身。他并不想在桥下睡觉,但人总得有个睡觉的地方啊。他们的过错就在于市政会那帮人自作聪明地把无家可归定为是犯罪行为。他首先得付三十美元才能从监狱中出来,然后再付三十美元作为罚金,这些人衣袋里本来就没有几个钱。这又让这些人遭一劫。他遭逮捕,受屈辱,被罚钱,再受惩罚,这只能让他看到他想找个去处的方式是个错误。我们许多城市都不许他们呆在大街上。”

“在监狱里是不是会好些呢?”

“最近你去过监狱吗?”

“没有。”

“千万别去,警察对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简直不像话,尤其是对待那些有精神病和吸毒的人。监狱里也是人满为患。刑事司法系统本来就够吓人的,再加上对无家可归者的虐待就更让人受不了。最蠢的问题在于,他们如果把一个人关在监狱里,每天所花的钱要比给他们盖个收容所,提供食品、交通,设立咨询机构花钱还要多,至少多花百分之二十五的费用。这些才是长远效益,而且当然也更有意义。这百分之二十五还不包括逮捕和审讯等程序所花的费用。大多数的城市都亏了大本,特别是特区,所以他们就关闭了避难所。记住,他们是在把无家可归者变成罪犯,然后再浪费他们的金钱。”

“看来该提起诉讼了。”我说道,尽管我根本不需要给他打气。

“我们都疯了似的控诉,全国的律师们都强烈反对这些法律,该死的市政会在法律上花的费用比给无家可归的人建造避难所的钱多得多。你还得爱这个国家。纽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可是居然让人们都住不上房子。所以人们就得睡在大街上或在第五大街上行乞。而这又让那些敏感的纽约人感到不安,于是他们就选举了某些人,这些人就承诺把街道变得干净一些,而且让他的市政会通过使无家可归成为非法的法令,例如,不许乞讨,不许坐在人行道上,不许无家可归,等等。而另一方面又不断拼命砍掉这方面的拨款,关闭避难所,减少资助,而同时又在纽约律师身上花大笔资金来为他们辩护,保护他们消灭穷人的法律。”

“华盛顿的情况怎么样?”

“比纽约好不了多少,我敢说。”

这时我们行驶在一个两周前我大白天开车都不敢过的区域。这里的商店外面都装了铁栏,这里的公寓大楼都很高,结构呆板,栏杆上挂着晒洗的衣物。它们都是一些灰砖建筑,从建筑的粗糙性来看,不难看出是政府拨款建的。

“华盛顿是座黑色的城市,”他继续说道,“有一个庞大的福利阶级,它吸引许多想要有所改变的人,也吸引了许多像你这样的活动家和激进分子。”

“我算不上活动家,也不是激进分子。”

“今天是周一上午,在以往的七年之中你在周一的上午在什么地方呢?”

“坐在我办公桌前。”

“一张十分漂亮的办公桌。”

“是的。”

“在你专用的讲究的办公室里。”

“是的。”

他冲我一笑,说道:“现在你就是激进分子。”

说到这里,我的工作情况就算介绍完了。

右前方有一群穿着笨拙的人,他们挤在一个街角,围在一盏手提式丁烷炉前。我们从他们旁边绕过去,停在路边,这座建筑曾是一座公寓,不过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上面有个手写的标牌,“撒马利亚救济院”。

“这是个私人开的避难所,”莫迪凯说,“有九十张床,伙食不错,是阿灵顿几所教堂联合资助的。六年来我们常到这儿来。”

一辆食品库的面包车停在了门口,一些志愿服务者在卸蔬菜和水果。莫迪凯同在门口干活的一个上了年纪的绅士模样的人说了几句话,我们就得到允许进入这所救济院。

“我带你在这里转一圈。”莫迪凯说道,我们走过大厅时我和他靠得很紧。这里的廊道十分特别,每条廊道都排列着一个个的小方屋,屋子是用石膏灰胶纸夹板隔成,纸板上也没有刷上漆。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门,门都上了锁。只有一个房间没上锁,门是开着的,莫迪凯向里面看了看,说声“早晨好”。

一个个子十分矮小而眼睛却很大的人坐在折叠床的边上,看着我们,但一声不吭。“这个屋子不错,”莫迪凯对我说道,“它与别人隔离开,又有一张不错的床,有个放东西的地方,而且还有电。”他说着拨了一下门旁的开关,屋里的小电灯泡一下子灭了,屋里变得很黑,他又拨一下开关,灯又亮了起来。可是那对大眼睛却动也不动一下。

屋里没有天花板,那种老商店的护墙板已有年头了,在三十英尺的高处。

“卧室怎么样?”我问道。

“卧室在后面。卫生间是用几块板隔起来的。过得怎么样?”他向一个住户问候道,那个人点了点头。

有几户的收音机开着,有的是音乐,有的是新闻访谈。人们在四处走动。这是星期一上午,他们有工作或要去的地方。

“在这儿得到一间屋子很难吗?”我问道,其实答案我是十分清楚的。

“比登天还难,登记要这里房子的名单有一英里那么长,而且避难所要审查每一个进来的人。”

“他们可以在这儿住多久?”

“情况各不一样,平均要有三个月左右。这个避难所是比较好的一个,所以他们在这儿比较安全,一旦他们有稳定的收入,避难所就要把他们安置到他们能付得起租金的房子里去。”

他让我认识一个负责这个地方的年轻妇女,她在一个小黑杂役屋里。“这是我们新来的律师。”他的介绍十分简单。她说欢迎我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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