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

第22章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星期三早晨我赶到办公室上班时,发现一名瘦小的妇人正倚门而坐。快八点了,办公室尚未开门。温度在冰点以下。起初我以为她蜷缩在那里过夜,想利用门廊挡挡风,但她看到我走近时,她一下子跳起来对我说:“早上好。”

我笑了笑,打个招呼,开始摸口袋中的钥匙。

“你是律师吗?”她问。

“是的,我是。”

“是为像我这样的人工作的?”

我猜她是漂泊街头者,而那正是我们对每一个求助者要问的问题。“对,进来吧。”我打开了门,房间里比外面更冷。我调了调取暖器,就我所知,它丝毫不起作用。我到厨房煮咖啡,顺便找到了几个不新鲜的油炸饼圈。我给了她那些饼圈,她很快就吞下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我们坐在房间的前部,索菲亚办公桌的旁边,一边等咖啡一边祈祷着取暖器不要出故障。

“露比。”

“我叫迈克尔。你住哪儿,露比?”

“我没固定住处。”她穿一套灰色的运动服,棕色的厚袜子,脚穿一双脏脏的廉价白色胶底帆布鞋。她年龄在三十到四十之间,骨瘦如柴,轻度斜视。

“来,”我微笑着说,“告诉我你住哪儿。是住避难所吗?”

“过去是,后来不得不离开。差点儿被强姦。我有一辆车。”

我来时并未看到有车泊在附近。“你有车?”

“是的。”

“你自己开?”

“没法开,我睡在车后座上。”

与往常不同,问她问题时我没作笔录。我倒了两大纸杯咖啡,回我的办公室,谢天谢地,取暖器终于咯吱咯吱地开始工作了。我掩上门,莫迪凯就快来了,而他从没学会该悄悄地进来。

露比侧坐在咨询者专用的那张棕色的折叠椅上,双肩塌陷,整个上半身紧缩在一起,牢牢地握住那杯咖啡,仿佛那是世界上唯一的温暖。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我间,准备好各种记事簿。

“我为我的儿子而来。他叫特伦斯,今年十六岁,他们把他抢走了。”

“谁抢走了他?”

“市当局和收养人。”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们给带去了。”

她的回答因为紧张而语无伦次。“别紧张,慢慢讲。”我宽慰道。

她果然照我说的去做了。她毫不费力地看着我的眼睛,双手握住咖啡杯,慢慢地谈了起来。几年前,她记不清确切的时间,那时特伦斯大约十岁,她和他独自住在一间小小的公寓房里。她因贩毒而被捕,在监狱里呆了四个月,特伦斯去和她的姐姐住在一起,她出狱时,把他接回来,从此开始了街头梦魔般的生活。他们睡在小汽车里,占住在空楼里,天气暖和时睡在桥下,天变冷时住迸临时避难所。她想尽办法维持他上学。她在街上乞讨;出卖她的肉体——她把这称为“接客”;贩卖少量的廉价可卡因。她什么都于,供儿子吃饭、穿衣、上学。

但她自己吸毒,又不能戒断毒瘾。她后来怀上了,婴儿一生下就被市当局接走了,那是个毒品婴儿。

她对那个婴儿似乎没有感情,感情全寄托在特伦斯身上了。市当局开始盘问他们,这样母子俩就陷得更深了,注定要漂泊街头。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得求助于她曾帮过工的罗兰一家。那家人家中只有老夫妇俩,子女全都长成,分开另过。他们在霍华德大学附近有一个温馨的小家。她愿意每月付五十美元如果他们同意特伦斯借住,在后门廊的顶上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她曾打扫过多次,特伦斯住再好不过了。罗兰夫妇起初不太愿意,最后还是同意了。他们那时候良心很好,允许露比每晚与她的儿子团聚一小时。他的成绩上去了;衣着整洁,让人放心。露比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

她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便与他同步:选择更靠近罗兰一家的施粥所;选择不同的避难所以应付紧急情况;选择不同的小巷、不同的公园、不同的废弃车作落脚点。她每月拼命攒钱,每晚都来看儿子。

直到她再次被捕。第一次被捕是因为卖婬;第二次是因为睡在法拉格特广场公园的长凳上。也许还有第三次,但她记不清了。

有一次有人发现她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她被急送到特区总院。她被收容在戒毒病区,但三大后就跑出来了,因为她想念特伦斯。

一天晚上当她和儿子呆在一起时,他盯着她的腹部问她是不是又怀孕了。她无法抵赖。谁是孩子的父亲?他追问道。她无法回答,他骂了她而且冲她吼,最后罗兰夫妇不得不赶她走。

她怀孕时,特伦斯对她很冷淡,这令她心碎。她睡在破车里,沿街乞讨,每天见他之前度日如年,可这么做换来的只是儿子的不理不睬。在那一小时内,她呆坐在儿子寝室的一个角落,儿子自顾自地忙着他的功课。

露比说到这儿时痛哭起来。我做了些记录,一边听她诉说。这时听到莫迪凯噔噔的脚步声,他好像在向索菲亚寻衅。

一年之前她第三次分娩,产下又一个毒品婴儿,随即又被市当局要走了。她产后在医院中休息了四天,没能见到特伦斯,出院后又回到了以前的老路上。

特伦斯成绩优异,数学和西班牙语尤其突出。他还会吹长号,参加了学校的戏剧社。他想报考海军学院,罗兰先生曾在军队服过役。

露比有天晚上狼狈不堪地去探望儿子,罗兰夫人在厨房中迎面撞见她,于是发生了争吵。双方互相詈骂,罗兰夫妇给她下了最后通牒。特伦斯站在罗兰夫妇一边,三比一。要么戒毒,要么就别指望踏迸罗兰家半步。露比说她只想带儿子走,可特伦斯说他哪里也不去。

第二天晚上,市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带着文件来找她,有人已告上法庭,特伦斯已经被领养,罗兰夫妇是他的领养人,他已经与他们一起住了三年。除非她戒毒,在六十天内不沾毒品,否则取消她的探视权。

三周过去了。

“我要见我的儿子,”她说,“我太想他了。”

“你在戒毒吗?”我问。

她飞快地摇摇头,闭上了眼睛。

“为什么不戒毒?”我问。

“进不了戒毒所。”

我不清楚一个流落街头的吸毒者怎样才能进戒毒所,但现在是该弄清楚的时候了。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特伦斯呆在他温暖的房间里,吃得好,穿得好,平平安安,远离毒品,头脑清醒,在罗兰夫妇的指导下做功课。他们已经变得像露比一样疼爱他。我能想见他在餐桌旁进早餐的情形,一边喝着热腾腾的麦片粥,一边背单词;罗兰先生拿着一张晨报,与他用西班牙语交谈。特伦斯生活无忧,不像我的可怜的当事人,生活在地狱里。

而她竟要我帮她母子团圆。

“这需要点时间,明白吗?”这么说的时候我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问。紧急避难所的一张床位有五百户家庭在等候,在这样一个城市里,不可能有多余的床位给瘾君子使用。

“除非你戒断毒瘾,否则你不能见特伦斯。”我对她道,尽量掩盖语气中的信心不足。

她的眼睛湿润了,一言不发。

我意识到自己对吸毒上瘾知之甚少。她从哪儿得到毒品?购买毒品要花多少钱?一天要注射多少次,有几次快感?她要治疗多长时间才能痊愈?去掉她十几年来的痼习的机会有多大?

还有,市政府怎样处理那些毒品婴儿呢?

她没有证明,没有住址,没有身份证,除了一腔苦水外一无所有。她似乎很愿意坐在我的椅子上,我不知道该如何打发她,咖啡早喝光了。

索菲亚尖利的叫声使我回到现实。在她的周围有人高声呼喝。我冲向门边,第一个想法就是又有一个像那位“先生”那样的疯子持枪闯了进来。

但进来的不只是一位持枪人。加斯科少尉又回来了,带着一大堆帮手。三名着制服的警察正逼向索菲亚,她破口大骂,但毫不奏效。两名身穿牛仔裤和运动衫的警察正准备动手,我走出办公室的同时,莫迪凯也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

“哈啰,米基。”加斯科对我道。

“究竟他妈的怎么回事?”莫迪凯的咆哮声使墙壁颤动起来。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当时就伸手掏枪。

加斯科径直向莫迪凯走去。“奉令搜查,”他说着掏出了搜查令,在莫迪凯眼前一晃,“你是格林先生?”

“我是。”他答道,一把抢过搜查令。

“你们要搜什么?”我向加斯科大声道。

“还是那件东西,”他大声回敬道,“把它交出来,一切都好说。”

“它不在这儿。”

“什么文件?”莫迪凯看着搜查令问道。

“有关驱逐住户的文件。”我答道。

“没见你起诉嘛。”加斯科对我道。我认出来了,着制服的警察中有两个分别是利利和布洛尔。“说说大话吧。”加斯科道。

“他妈的给我滚出去!”布洛尔慢慢移向索菲亚的办公桌时,她狂叫道。

加斯科显得胸有成竹。“听着,女士,”他用惯常的嘲讽的口吻道,“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乖乖地坐下,闭上你的嘴;另一种是我们铐上你,让你在车的后座上呆上两个小时。”

一名警察正探头查看两侧的办公室,我感觉到露比在我身后放慢了脚步。

“放松些,”莫迪凯对索菲亚道,“别紧张。”

“楼上放些什么?”加斯科问我。

“杂物。”莫迪凯答道。

“你的东西?”

“是的。”

“文件不在那儿,”我说,“你在浪费你的时问。”

“我们不得不如此,你说对吗?”

一个想进来咨询的客户打开前门,里边的人全部吓了一跳。他的目光在室内不住地游移,最后停留在三个穿制服的警察身上。他吓得赶紧退去。

我顺势打发了露比,我走进莫迪凯的办公室,随即关上门。

“文件在哪儿?”他低声问。

“这里没有,我发誓,这是无端騒扰。”

“搜查令看上去是真的。上面说你偷了文件,他们认定文件在你身边也是自然的。”

我想说些与律师身份相称的聪明话,说些有分量的行话唬住他们,使他们立即停止搜查,赶紧离去,急切之间却无辞以对。相反地,因为我的原因而招来了警察,事务所被搞得乱糟糟的,我为此感到羞愧。

“你有文件的副本吗?”他问。

“有。”

“你有没想过给他们原件?”

“不行,那等于自己招供。他们无法证明文件在我手上,即使我还回,他们也知道我留下了复印件。”

他摸摸自己的胡子,同意我的看法。我们走出办公室,看见利利在索非亚旁边的一张无人使用的办公桌旁一下绊倒,文件撒满一地。索菲亚高声叫骂,加斯科依样回敬,吵着吵着就要动武。

我锁上前门,以免外面的人看见,“我有个法子。”莫迪凯高声道,警察个个瞪着眼想听听到底他有什么法子,搜查律师事务所毕竟不像搜查一个容留未成年人的酒吧那样轻松。

“听着,那份文件不在这儿,请相信我。你们可以检查所有的文件,但不能打开,否则就违反了客户保密法。同意吗?”

所有的警察都看着加斯科,等他示意。他耸耸肩,算是勉强同意。

从我的办公室开始。六名警察,我,还有莫迪凯全都挤进那间窄小的办公室,大家都避免碰到他人,我打开办公桌的每个抽屉,每次都使了好大劲儿才打开,我听见加斯科低声自言自语道:“办公室真不赖哪。”

我把柜子里的文件一件件取出来,在加斯科面前一晃,再放回原处,我星期一才开始上班,所以没什么好搜的。

莫迪凯轻轻退出去,抓起索菲亚办公桌上的电话。当加斯科宣布我的办公室已正式搜查完毕,所有的人都退出时,刚好听见莫迪凯在听筒上说:“是,法官大人,谢谢您。他正好在这儿。”

他咧嘴笑着,露出一排牙齿,他把听筒硬塞给加斯科:“这是签发搜查令的基斯勒法官,他要和你讲话。”

加斯科不情愿地接过话筒,好像话筒刚被麻疯病人摸过。“喂,我是加斯科。”他发话道,听筒离头有好几英寸远。

莫迪凯转向其他警察:“先生们,你们可以搜查这个房间,仅此而已,你们不能进两侧的私人办公室,这是法官大人的口谕。”

加斯科含糊应道:“是,先生。”然后挂断电话。

我们监视他们的搜查足足有一小时,他们一张张桌子搜过来,总共搜了四张,其中包括索菲亚的。几分钟后他们终于明白这次搜查是白费劲,于是就拖延时间,动作慢条斯理。每张桌子上都堆满了很久没打开过的文件,桌上的书籍和法律杂志都是几年前没有人动过了。有些文件堆上布满了灰尘,有的蒙上了蛛网。

每份文件都被登记造册,案件名称被记下来,两名警察负责记录,加斯科和其他人报给他们听,整个过程琐碎无聊,毫无意义。

他们把索菲亚的办公桌留到最后,她自己整理,依次报出每份文件的名称,挑一些简单的如琼斯、斯密斯、威廉姆斯报给他们。警察们与她保持距离,她飞快地打开抽屉,只容快速地一瞥,她有一个存放私人物件的抽屉,没人要看,我敢肯定里面藏着枪。

他们走时没打招呼,我为这次搜查向索菲亚和莫迪凯道歉,然后躲进自己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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