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

第25章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我来到帕尔马一家过去的住处,敲他邻居的门。里面传出女声,“谁呀?”问话者无意开门。在此之前我花了许多时间考虑我的计策,在开车来贝塞斯达的路上我甚至还演练过,但我觉得破绽还是不少。

“我是鲍勃·斯蒂文斯,”我说,语气中带着谦恭,“找赫克托·帕尔马。”

“找谁?”她问。

“赫克托·帕尔马,他过去住在你的隔壁。”

“你有什么事?”

“我欠他一笔钱,想找他,仅此而已。”

倘若我是来收房租的,或者是来执行别的令人不快的任务,那帕尔马的邻居们肯定会有戒备心理。我想这是一个高明的小计策。

“他搬走了。”她断然道。

“我知道。你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他搬离这个地方了吗?”

“不清楚。”

“你看见他搬家吗?”

我想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她没法再搪塞了。但她拒绝回答,反而退到里间,也许在打电话叫保安,我重复一遍我的问题,又按响门铃,没有任何反应。

我来到赫克托家另一侧邻居的门前。门铃响过两遍后,门轻轻打开,直到门后的链条绷直,一个与我年龄相仿、嘴角残留着调味酱的男人问道:“什么事?”

我又把那套鲍勃·斯蒂文斯的话重复了一遍。他仔细听着,他的孩子在他身后的客厅里嬉笑打闹,电视的声音很吵。现在八点已过,外面又黑又冷,而我则打扰了一顿很迟的晚餐。

但他并没有不高兴。“我一直不认识这个人。”他说。

“那么你认识他太太吗?”

“不认识。我经常旅游,大部分时间不在家。”

“你太太认识他们吗?”

“不。”他匆忙答道。

“你或者你太太看到他们搬家吗?”

“上周末我们不在家。”

“你也不知道他们搬往何处。”

“是的。”

我谢了他,转身发现一名穿制服的大块头保安。他像电影中的街头巡警一样,右手的警棍不断敲打左手掌心。“你在干什么?”他厉声道。

“找个人,”我说,“把警棍拿开。”

“拉皮条是犯法的。”

“你聋了吗?我在找人,不是拉皮条。”我从他面前走过,向停车场走去。

“我们接到投诉,”他在我身后说,“你得离开。”

“我这就走。”

在不远处的一家连锁店里喝杯啤酒,吃了块玉米饼当晚餐。在郊区的饭馆里吃饭使我觉得更安全。这家饭馆供应面包和牛排,是一家全国连锁店。它在新兴的小镇中开有分店,因而着实赚了不少钱。就餐者主要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年轻公务员,下班之前在此小聚,一边喝着生啤酒,观看体育比赛,一边谈论着国家大事。

独处是对生活的一种调节,暂时把妻子和朋友都抛在脑后。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埋头苦干了七年,也无暇顾及友谊和婚姻,没想到到了三十二岁还得重过单身生活。当我观看着电视比赛,打量着周围的女人时,我不禁问自己,难道还要回到酒吧和俱乐部寻找安慰吗?应该有别的地方可去、别的方法可循。

我感到沮丧,离开了饭馆。

我慢慢开车回城,不急于回到寓所。我的名单在租房者名录上,存放在某个地方的电脑中,我想警察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找到我住的阁楼。如果他们想逮捕我,肯定会夜里来。他们喜欢半夜敲我的门,使我惊慌失措;搜身的时候他们会趁机修理我一下,给我戴上手铐,推我出门,乘电梯下楼时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塞进警车的后座,最后把我押送到市监狱。我将是那天夜里唯一被捕的有体面职业的白人。他们肯定会把我投进临时牢房中,同监犯中什么样的杀人犯都有;他们会让我在里面自生自灭。

我不管做什么,都随身带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手机,我一旦被捕就用它通知莫迪凯;另一样是一沓钞票——有两万之多——用来充当保释金,这笔钱能助我逃脱牢狱之灾。

在离我的住处两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我把车停下,仔细观察每一辆空车,看是否藏有可疑的面孔。我就这样小心谨慎地走进阁楼,没人来打扰我。

我的客厅中添置了两张帆布椅和一只塑料储物箱,这只箱子我平时也用作咖啡桌或脚凳。电视机放在另一只与之配对的储物箱上。我喜欢房间里家具少少的,多给自己一点空问。没人会看到我是怎样生活的。

从电话留言中得知母亲曾打过电话来,她和父亲正为我担心,要来看我。他们已和我哥哥沃纳谈过我的事,他可能也要来看我。我几乎可以想见到他们谈论我的新生活的情形,肯定会有人来劝我。

为朗蒂举行的示威集会成了十一点的头条新闻。电视上反复播放停在市政大楼台阶上的五副黑棺材的特写镜头,以及随后的游行。莫迪凯对人群发表演讲的场景也被摄入镜头。参加游行的人数之多超出我的想象,从电视上看大约有五千人。市长对游行未置一词。

我关掉电视,给克莱尔打电话。四天来我们没通过话,我想我该显示点儿骑士风度,还是由我来首先打破僵局吧。严格说来我们还是夫妻。一周后一起吃顿饭还是不错的。

铃声响到第三声时,一个陌生的声音不情愿地问道:“喂。”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一刹那之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在是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半,克莱尔房中竟然有一个男人,我搬出一周末到。我几乎想挂断电话,但还是打起精神,说:“请克莱尔听电话。”

“你是谁?”他生硬地问。

“迈克尔,她丈夫。”

“她正在淋浴。”他说,好像松了一口气。

“告诉她我给她打过电话。”说完我飞快地挂断电话。

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直到深夜,然后穿上衣服出门走走。外面很冷。当一桩婚姻破裂时,你就会胡思乱想。究竟是因为志趣不投呢,还是真实原因要复杂得多?难道我事先没瞧出一点端倪?他究竟是个偶然的一夜过客呢,还是他们早就有来往?他是个有家室的一时头脑发热的医生呢,还是个能弥补我给她带来的空虚,年轻的精力旺盛的医学院学生呢?

我一直对自己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是因为不忠于对方才决定离婚。现在考虑她有没有胡来为时已晚。

我们的缘分尽了,再明白不过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会再原谅她。她已成为过去。我决定放弃她,忘了她。如果我有权追逐女人,那么她享有同样的权利。

对,就这么定了。

凌晨两点,我不知不觉来到了杜邦广场。我不理同性恋者发出的口哨声,走过无家可归者的身旁,他们蜷缩在破被子里,睡在长凳上。这很危险,但我丝毫不在意。

几个小时后,我买了一盒十二只装的油炸饼圈,外带两大杯咖啡和一份报纸。露比如约等在门前,冻得直打颤。她的眼睛更红了,笑容也有点僵硬。

我们的谈话地点在办公室中前面的一张办公桌上,上面堆放文件最少。我把桌面清理了一下,招待她喝咖啡吃饼圈。她不喜欢巧克力夹心的,而偏好那种水果夹心的。

“你看报吗?”我打开报纸时间她。

“不看。”

“你认识字吗?”

“不多。”

于是我读给她听。我从第一版开始,主要是因为上面登着一幅巨照,照片上的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报道配以大字标题,登在报纸的中问。我把全文一字不漏地读给她听,她很用心地听着。她也听说了有关伯顿一家冻死街头的传闻;她对细节很感兴趣。

“我会这样死去吗?”她问道。

“不会,除非你车中装有引擎,打开空调取暖。”

“我希望有空调。”

“你会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么意思?”

“冻死。”

她用餐巾纸擦擦嘴,小口喝着咖啡。奥塔里欧一家丧命的那天夜里气温是华氏十一度。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天气最冷的时候,你去哪儿呢?”我问。

“哪儿都不去。”

“你呆在车里吗?”

“是。”

“你怎样御寒呢?”

“我用许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从没去过避难所?”

“从没去过。”

“你愿意去避难所吗?如果你愿意,就能见到特伦斯。”

她侧过头来,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再说一遍。”她说。

“你想见特伦斯,对不对?”

“对。”

“那么你必须戒毒,对不对?”

“对。”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时问。你愿意吗?”

“让我想想,”她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这仅仅是一小步,但并非无足轻重。

“我能帮你见到特伦斯,你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须戒毒,不再吸毒。”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她问,目光不敢与我相接。她用身子围住咖啡杯,热气冒上她的脸颊。

“你今天去‘内奥米之家’吗?”

“是的。”

“我跟那边的头谈过。他们今天有两个聚会: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就是所谓的‘禁酒禁毒协会’。我要你都参加。那边的头会打电话给我。”

她点点头,那模样就像个挨了骂的孩子。眼下我不想逼她太紧。她小口吃着饼圈,啜饮着咖啡,出神地听着我给她念报上的故事。她对国际新闻和体育报道不太感兴趣,但颇关注本埠的新闻。她许多年前曾参加过一次投票选举,所以对本城的政治倒也不是一窍不通。她能听懂犯罪报道。

一篇长篇社论抨击国会和市当局没能妥善安置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它警告道,还会发生像朗蒂一家这样的悲惨事件,还会有儿童死在街头,死在国会山的脚下。我把社论解释给露比听,她赞同上面的每一句话。

外面下起了一阵轻柔的冷雨,我开车送她去她的下一站——“内奥米之家”。那是坐落在西北部第十大街的一幢四层楼的排屋,它所处的街区房屋结构与别的街区相似。它每天上午七点开门,下午四点关门,向前来求助的无家可归的女人提供食物、淋浴、衣服、各种活动和咨询。露比是那里的常客,所以当我们到达时她的朋友纷纷向我们打招呼。

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梅甘的年轻女人。我与她轻声交谈,计划让露比戒酒戒毒。那里收留的女人中一半心理不健康,一半是酗酒吸毒者,还有三分之一hiv呈阳性。梅甘告诉我露比没患传染病。

我离开时,女人们挤在大厅里齐声歌唱。

我正埋头工作时,索菲亚敲我办公室的门。我还没开口她就进来了。

“莫迪凯说你正找一个人。”她手中拿着记事本,准备记录。

我想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赫克托。“啊,是的,我在找一个人。”

“我会帮你。告诉我你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她坐下来,开始记录。我一口气说出他的姓名、住址、失踪前受雇的公司、外貌特征,以及他有妻子和四个孩子的事实。

“年龄?”

“三十岁左右。”

“大概的薪水?”

“三万五。”

“既然他有四个孩子,那么至少有一个在上学。从他的薪水以及他住在贝塞斯达来看,我怀疑他有额外收入。他是西班牙裔,所以很可能信天主教。还有别的情况吗?”

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她返回她的办公桌,打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飞快地翻动着内页。我让门开着,所以能看见她做的一切。她的第一个电话打给在邮局工作的某人,随即谈话变成了西班牙语,我听不懂。她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先用英语与接线员打招呼,然后又换作她的母语。她给天主教教区打电话,接着又引来一大串电话。我对她的举动失去了耐心。

一小时后,她走到我的门边,大声道:“赫克托一家搬到了芝加哥,你需要他们的住址吗?”

“你是怎样……”我吞下了后半句话,吃惊地盯着她。

“别问了,是通过他们教堂的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上个周末匆匆忙忙地搬去。你需要他们的新住址吗?”

“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

“这可不太容易,不过我能告诉你大致的方向。”

已经有六个人坐在她的办公桌前,等待咨询。“现在不忙吧,”我说,“待会儿再说。多谢。”

“小事一桩。”

小事一桩?我花了几个小时晚上去敲他邻居的门,晚上寒气逼人,还要躲避保安的纠缠,又得提防有人打黑枪。而她只打了个把钟头的电话就办妥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芝加哥分部有一百多名律师,我以前办案去过两次。分部的办公室设在靠近湖畔的摩天大楼里,大楼的门厅就有几层,楼前环绕着喷泉和许多商店,自动扶梯蜿蜒而上。对赫克托·帕尔马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藏身瞭望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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