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律师》

第02章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

当档案员给我传输材料的时候,我坐在那位先生用枪给我指定好的地点一张一张地把电传纸取下来。我的同伴已经站了两个小时,背靠着墙,仍然是捆在一起的,几乎无法活动。一个个无精打采的,已经有些坚持不住了,样子十分可怜。

但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先从你开始,”他对我说,“叫什么名字?”

“迈克尔·布罗克。”我很有礼貌地回答。

“你去年年收入是多少?”

“我已经告诉你了,交税前是十二万元。”

“你捐赠了多少?”

我当然可以撒谎。我虽不是税收律师,但我仍有信心可以巧妙地对付他的问题。我看到了我的1040表传输过来,我抓紧时间飞速地浏览了一下那几页内容。克莱尔做实习医生已是第二年了,年收入在三万一千美元,这样一来我们俩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克莱尔读书的费用,在乔治顿的一套漂亮的公寓每月二千四百美元,两辆新型汽车以及相应的汽车费用,还有要维持高水准的生活所需其他费用,我们俩只要花上两万两千美元就可以了。

那位先生仍在耐心地等待。而实际上他的耐心反而使我心虚,丧失了刚才那种自信。我猜测那些警察正在天花板上的通风道里爬着或登上附近的树,或在邻楼的屋顶上来回巡视,观察我们这间办公室的结构,就像我们在电视里所看到的那种情形一样:他们在寻找一个可以射击凶犯头颅的角度,而凶犯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已接受这样的命运,准备去死。而我们其他人可不希望会有这样的命运。

他还在玩弄着他那红色导火索,这使我的心率快达到了每分钟一百次。

“我给耶鲁大学捐赠了一千美金,”我说,“又捐了两千给地方基督教会联合会。”

“你捐助多少给穷人?”

我不知道捐赠给耶鲁大学的钱是否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了。“给联合会的钱就是用来散发给城里的穷人的,我可以肯定一些穷人会得到的。”

“你又给那些挨饿的人多少钱呢?”

“我交各种税的钱是五万三千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需要照顾的儿童,或其他什么人的福利、医疗等项事业。”

“你是出于自愿这么做的吗?是以一种奉献的精神做的吗?”

“对此我并不抱怨。”我说,其实这和大多数国民一样,都不是真心话。

“你挨过饿吗?”

他喜欢简短的回答,而我也没有心情去和他耍脑筋或施展幽默。“没有,”我说,“到目前还没有挨过饿。”

“你在冰天雪地里睡过觉吗?”

“也没有。”

“你挣不少钱,可是我在你旁边走过时你连几个零钱也舍不得给。”他又用抢指点着其他几个人,“还有你们,我坐在路边乞讨,你们就在我身边走过。你们喝一杯咖啡的钱就足够我吃几顿饭。你们为什么不能去帮助那些身无分文的人,那些有病没钱治的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们是那么富有。”

我也和那位先生一起注视着这些可怜虫,那景色可不太雅观。大多数人都两眼盯着自己的脚,只有拉夫特看着桌子底下。回想着我们每个人在特区的街上遇到那些乞讨的人时的想法,如果你给了他几个零钱,他就会立刻钻进酒馆,或是再缠着你多要一些钱,即便你给了他钱,他也不会就此离开这里不再乞讨。

又是一阵沉默。一架直升飞机就在附近盘旋,我完全可以猜测出他们在停车场那儿正如何策划着。他们在催促那位先生发话,电话始终接通着,但始终没有通话。他不想与任何人谈话,也不想谈判。他只和我们会议室这几个人说话。

“你们中哪个人挣钱最多?”他问我。马拉穆德是我们当中唯一的股东,我胡乱地翻着这些文件,终于找到了他的。

“我挣得最多。”马拉穆德主动说。

“你叫什么名字?”

“内特·马拉穆德。”

我很快地看完了内特的收入明细表,能看到一位股东成功的每一细节的机会并不多,但现在这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多少?”那位先生问我。

哦,国内收入总署的记录真是明晰得很。你想要知道什么?总收入?调节后的总收入?净收入?应课多少税?是月薪还是周薪?是商业收入还是投资盈利?应有尽有。

马拉穆德在公司的月薪是五万美元,而每年从公司中获红利五十万一千美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去年是个丰收年,这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那些股东中有许多人收入都逾百万美元,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决定还是小心行事,在这张明细表的后面还隐藏着许多其他收入情况,如房屋出租、股利,还有一个小买卖等等。我想如果那位先生看到这张明细账目表,他都得会和这些数字去拼命。

“一百一十万。”我说,表上还有二十万我没报。

他沉思了一会儿,“你挣了一百万美元。”他对马拉穆德说。马拉穆德面无愧色。

“是的,不错。”

“你捐了多少钱给挨饿的人、无家可归的人?”

我已经迅速地看过了他各项扣除项目的真实情况。

“我无法准确地记起具体数目了,我和妻子给慈善事业的捐赠是不少的。我所知道的一次捐赠就是五千美元,是捐给特区基金会的。我想你会知道的,那个基金会把钱财布施给穷人。我们捐赠数目是不小的。而且我们也很高兴这样做。”

“我相信你是高兴这样做的。”那位先生说,语气里第一次露出一些讽刺的意味。

他不打算让我继续解释我们是何等大方慷慨了,他需要的是更为实际的情况。他叫我写下我们九个人的名字,并在旁边注上去年的收入和给慈善事业捐赠的情况。

这是需要时间的。我拿不定主意:是快点把它写完呢,还是故意拖延一下时间呢?他如果不喜欢这些算术是否就会把我们一块杀死呢?也许我得慢一点做才好,因为从这表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些富人的确收入颇丰,而捐出的钱相比之下是太少了些,我知道,这种僵持的局面持续越久,解救人员就会越急切。

他并没有说每隔一小时就杀一个人质,他也没有要求释放在押的同伙,他似乎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出,真的。

我不紧不慢,马拉穆德也不慌不忙。最后轮到了克尔伯恩,他做见习律师已是第三年了,收入才八万六千美元。令我不快的是我的伙伴巴利·纳佐竟然比我还多挣一万一千美元。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

“如果把这些数字都加起来,是三百万美元。”我向那位先生报告说。他似乎又在打盹,不过手却仍然握在红色导线上。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那么给了穷人多少钱呢?”

“总共是十八万元。”

“我不要总数,别把我和我的那些人同交响音乐和犹太教会混到一块儿去,也别把我们与你们白人的俱乐部相提并论,你们在俱乐部里拍卖你们的酒、你们的手稿,然后给童子军几块美元。我在说食物的问题,婴儿的食品。就在这里,就在这座城市,你们在这里挣几百万美元,可是还有那么多婴儿在夜里饿得直哭,因为他们太饿了。你们为他们的食品捐了多少?”

他又在看着我,我盯着我眼前的报纸。我不能撒谎。

他继续说道:“整个城里到处都是施粥所,在那里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得到点吃的,你们向施粥所捐过多少钱?到底捐过没有?”

“没有直接捐过,”我回答说,“不过那些捐给慈善事业的——”

“闭嘴!”

他又在挥舞着那该死的枪。

“那么,对那些躲在避难所的无家可归的人呢?那些在华氏十度的天气才能在棚户区找到个安身之地的穷人呢?你们又捐了多少?这些报纸上列出了多少这样的棚户房?”

我仍然没敢编造。“一个也没有列出。”我轻声地回答道。

他跳了起来,威吓着我们,银色胶带下几根红色的棒棒清晰可见。他把椅子向后一踢。“那些医院呢?我们有那么多小医疗所,有那些挣那么多钱的装模作样的医生。他们只是花了一点时间帮助那些病人,他们可不是白干的。政府从前是替他们付租金,帮助他们买葯品和设备的。现在政府由一些笨蛋统治着,一切拨款都没有了。你们又捐了多少钱给这些小医疗所呢?”

拉夫特看了看我,似乎我应做点什么,例如,突然看见报纸上写着什么说:“嗨,看这儿,我们捐给医疗站和施粥所五十万美元。”

这正是拉夫特可能会做的,而我可不会。我可不想挨枪子儿。那位先生比看起来的样子要精明多了。当那位先生走到窗口去从小百叶窗向外望时,我迅速地扫了一眼报纸。“到处都是警察,”他说道,声音大到我们都能听到,“还有不少的救护车。”

他不一会儿就把刚才的事忘了,慢慢地沿着会议桌旁边走了过来,又来到他的人质跟前。他们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尤其关注着炸葯。他慢慢地举起枪,瞄准克尔伯恩的鼻子,离他不到三英尺远。

“你给医疗所捐了多少?”

“没有捐过。”克尔伯恩紧闭双眼,听声音几乎都快哭了。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动,呼吸也屏住了。

“向施粥处呢?”

“也没有。”

“向无家可归的棚户房呢?”

“没有。”

他并没有向克尔伯恩开枪,而是把枪口又对准了纳佐,又重复了相同的问题。纳佐的答案也是如出一辙,那位先生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地用枪指着,问着指同的问题,得到的也是别无二致的回答。他没一枪把拉夫特打死,真有些令我们失望。

“三百万美元,”他厌恶地说,“竟然没有一文钱是捐给生病和挨饿的人,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

我们是感到很可怜,现在我意识到他并不想杀死我们。

一个街头流浪汉怎么会有炸葯呢?又会有谁教他使用雷管的呢?

黄昏时,他说他饿了。他叫我打电话给“老板”,让他从l大街与西北十七街交汇处的循道宗布道团的施粥所要些浓汤来,他说那儿的汤里菜放得多,而且面包也比大多数其他地方新鲜一些。

“那里的食物可以带出去吃吗?”鲁道夫问道,他的声调可以听得出有些怀疑,这声音从扬声器中传出,在屋里回荡着。

“鲁道夫,你照办就是!”我向他吼道,“要够十个人吃的。”那位先生叫我把电话挂上,接着又叫我接通。

我可以看到我的四个朋友和一群警察穿过交通高峰期的城市,屈尊去完成一个小小的使命,在那里那些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在低头喝着汤,对他们的到来感到纳闷,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十份浓汤,外加面包。

那位先生又听到直升飞机的声音时再一次来到窗前,他向外窥探,又向后退了一步,手捻着胡须,捉摸着形势。他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需要动用直升机呢?可能是为了运送伤员吧?

乌姆斯特德一个小时以来就一直坐立不安,这让拉夫特和马拉穆德十分不舒服,因为他被捆在这两人之间,手腕连着手腕。他最后终于受不了了。

“唔,先生,对不起,我实在不得已,我得去男生屋。”①

①男生屋,原文是boys’room,学生用语,即男厕所,由men’s room变化而来。

那位先生仍然手捻胡须:“男生屋?什么是男生屋?”

“我要撒尿,先生。”乌姆斯特德说,样子真像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我实在憋不住了。”

那位先生环视一下房间,发现咖啡桌上有一只瓷花瓶,又把枪一挥,命令我给他松绑。

“这就是男生屋。”那位先生说。

乌姆斯特德把花从瓶中拿出去,背朝着我们开始撒尿,时间可够长的,我们这时低头看着地板,他终于尿完了。这时那位先生又叫我们把会议桌挪靠窗子。这个会议桌有二十英尺长,是坚硬的核桃木制的。这个公司的家具都是这种质量的,我和乌姆斯特德一人把一头,其余人在一侧一起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这个大桌子,直到先生喊声停,我们才住手,我们一共向前移了六英尺。他又命令我只把马拉穆德和拉夫特绑在一起,而没有绑乌姆斯特德。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接着他让那个连在一起的七个人坐在桌子上,背靠着墙。没有人敢问为什么,但我估计他是需要一个屏障以防神枪手的射击。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已经派狙击手悄悄地爬上邻楼,大概先生已发现了他们。

在站了五个小时之后,拉夫特和这一伙人终于可以坐了下来。乌姆斯特德和我可以坐在椅子上,而那位先生拿了一把椅子在桌子的一端坐下。我们就这样等候着。

流浪生活一定能教会一个人有耐性。他长时间地静静地坐在那里好像心满意足的样子,双眼隐在太阳镜的后面,头一动不动。

“有谁曾把付不起房租的人赶出去过?”他无所指地含糊地问了一句,可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回答,又问了一遍。

我们面面相觑,困惑不解,我们中间似乎没有他所说的那种情况。他似乎在盯着桌子上的某处,就离克尔伯恩的脚不远。

“你们不仅对无家可归的人毫不关心,而且还把他们赶到街头上去。”

我们只好点点头,就像按同一个乐谱唱歌一样。就是他用再难听的话来说我们,我们也会领受的。

在七点差几分的时候,我们要的外卖已经到了。敲门声很响。那位先生又叫我打个电话警告警察说,只要他看到或听见外面有人,他就杀死我们当中的一人。我十分谨慎地向鲁道夫把这一警告做了传达,我并且告诉他不要企图采取救援活动,我们正在谈判。

鲁道夫说他明白。

乌姆斯特德走到门旁,打开门,然后等着那位先生发指示。先生就在他身后,枪口离乌姆斯特德的头不超过一英尺。

“慢慢地打开门。”先生说。

我在先生身后几英尺处站着,门开了。食物是放在一个小推车上面的,就是我们律师专职助手拉我们收集的大量材料的那种小车。我可以看到四个大塑料盒的汤还有一个牛皮纸袋子,里面装的面包。我想知道有没有喝的东西,我们始终没有发现。

乌姆斯特德迈出走廊一步去拉车,正要向回拉时,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在会议室里听起来特别响。原来一个警察神枪手就躲在戴维尔太太那张办公桌的背后,离会议室有四十英尺远,但他对他要找的目标却看得一清二楚。当乌姆斯特德低头去拉车时,那位先生的头在瞬间暴露给他,那位神枪手就一下子把它打开了花。

那位先生身子向后一仰,连一声都没吭就倒下了,我的脸上立刻溅满了血和粘液。我还以为我也被击中了,我记得我当时痛得惊叫了一声。乌姆斯特德在大厅里也叫喊起来。原来在桌子上的那七个人都像遭训斥的狗一样从桌子上爬了下来,其中一半人拖着另一半人,叫喊着向门口冲去。我跪在地上,紧闭双眼等候炸葯的爆炸,接着我又逃向另外的一扇门,逃离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我打开了锁,把门撞开,当我最后看那位先生时,他还在一块十分贵重的东方地毯上抽搐着。他的手摊放在两侧,根本不在红色导火索旁边了。

这时门厅里挤满了警察,都戴着吓人的头盔,穿着厚厚的坎肩,又有几十个人,都猫着腰,匆匆赶到。他们让人分不清谁是谁,他们把我们连搀带架穿过接待大厅,直奔电梯。

“你受伤了吗?”他们问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受伤没有。我的脸上和衬衣上都是血,而那种粘稠的液体后来医生说是脑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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